方新宇：試探衝突緩和 中美新常態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特朗普在G20峰會期間達成「停火協定」，暫停徵新關稅90天，以便雙方官員繼續談判。然而，即便兩國在貿易戰方面釋出了一些積極信息，恐怕亦難以消除雙方之間因為結構性因素而產生的戰略互疑。
兩國或將進入一個「試探——衝突——緩和」的周期性常態。
貿易矛盾根源 深層大國競爭
中美貿易交鋒大半年，盡管談判在斷斷續續地進行，但至今無法達成一些雙方都滿意的方案，這主要受制於兩大因素：
第一，貿易衝突只是中美戰略競爭加劇的一個表象，若無法在深層次的戰略問題上達成諒解，貿易矛盾將難以根治；
第二，兩國在各自實力和可承受代價的評估上有差距，增加了誤判的風險和談判的難度。
事實上，不少觀察家已相繼指出，自從去年十九大之後，華府政策圈對中國態度發生了根本的逆轉，實施了30年的接觸政策（engagement policy）走到了盡頭，換來的是強硬的全方位競爭。無論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Peter Navarro）在戰略及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演說，還是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在哈得遜研究所（The Hudson Institute）的演說，均不約而同將貿易問題與安全問題相提並論，可見中美貿易矛盾的根源，除了貿易逆差與市場准入，還混入了更深層的大國競爭因素。
難摸對方底牌 增加博弈成本
美國前副總統拜登的副國家安全顧問瑞特納（Ely Ratner）上月底在《外交事務》撰文，直指中美之間不可能出現各退一步的大交易結局，原因是中國已錯過了避免衝突的最後機會，而習近平對中國崛起的願景，與美國對未來亞洲以至世界秩序的想像，兩者沒有任何重疊。
華府的鷹派力量，不單助長了美國國內的「麥卡錫主義」，導致保爾森（Henry Paulson）等全球派精英擔心被指不愛國而噤聲，亦引起了中國民族主義和強硬派的反彈，擔心北京的讓步會鼓勵華盛頓得寸進尺的貪婪，損害中國的長遠發展利益，因此寧願自力更生，也不應向美國屈服。
此種聲音反過來亦進一步被美國的鷹派力量所利用，形成中美鷹派互相強化的循環，增加了兩國政府妥協的難度。
除了戰略競爭加劇的深層原因之外，中美談判的難題，在於雙方都無法看清對方的底牌，增加了博弈的成本。
這次貿易談判，是中美自中國入世以來最大的一次雙邊談判。然而，經過十幾年的發展，中國已躍升至全球最大的貿易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兩國貿易上的高度依賴，造成了經濟上的「互相保證毁滅」（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MAD），這讓雙方在計算貿易戰成本時更為複雜，容易高估了對方願意妥協的動機，並低估了對方造成痛苦的能力。
特朗普試底綫策略 恐外溢風險
早前中國副總理劉鶴與美國達成口頭協議，但突然被特朗普否決，很可能反映這位生意人總統對談判的期望發生了轉變——既然中方那麼快就答應，也就是遠未觸及底綫，為了試探北京的底綫，華盛頓將施以更大的壓力，以便收獲最多的紅利。
更令人憂慮的是，特朗普的這種談判策略，以及測試底綫的行為，可能會產生外溢風險：一旦無法由經濟手段迫使中國屈服，華府將可能動用包括軍事外交等非對稱的回應方式（asymmetric response），對中國進行旁敲側擊，例如派出高層官員甚至軍艦到訪台灣，與台灣展開聯合海上搜救演習，又或聯繫日本、印度、澳洲等國家在南海進行「自由航行行動」（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 FONOP）等等，以邊緣政策（brinkmanship）測試北京的底綫，並提升美國的談判槓桿。
當然，非對稱的回應方式亦不是美國的專利，假如北京判斷華府是鐵了心孤立中國，反制措施亦可能會包括安全外交等範疇，例如會否改變現行的朝鮮政策，又或加強在東海和南海部署反艦導彈，甚至進一步設立南海防空識別區（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ADIZ）等等。那麼，貿易爭議就會擴散至其他領域，形成全面對抗的真冷戰。
設危機管理 免誤判陷真冷戰
回顧上世紀的美蘇冷戰，兩國亦曾因為誤判，陷入危險的安全困境之中，直至經歷古巴導彈危機，在核戰的邊緣認清各自的實力和局限，才打開了大交易的契機，促成了美蘇熱綫的建立，以及戰略武器限制談判（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s, SALT）的啟動。
吸收了這些深刻的歷史教訓之後，相信中美兩國的外交官，應該有足夠的智慧管控分歧，避免古巴導彈危機等事件再次發生。
事實上，從最近中美第二輪外交安全對話釋放的信息看來，兩國之間的軍事聯繫仍然是相對緊密的，而且雙方都有意願建立危機管理機制，以防止海上的一些擦槍走火升級為嚴重衝突，對雙邊關係造成實質損害。
加上兩國都是核子俱樂部的成員，大規模戰爭的風險仍然是相對低的。不過，隨着中美戰略競爭的加劇，兩國在各領域短兵相接的機會將會變得日益頻繁，「試探——衝突——緩和」的周期將會縮短，成為中美競爭的新常態。
（作者為香港大學國際關係碩士，曾任職傳媒及智庫，主力關注中國外交，中美關係，以及亞太安全問題。）
文章原刊登於《經濟日報》2018年12月4日，獲作者同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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