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仁諺：三司十三局VS發改委，打一歇後語
三司十三局VS發改委，謎底鐵定是「小巫見大巫」。雖則香港政府素常有「行之有效」的美譽，但在國家發改委的成就眼前，「行之有效」只是小巫小法術，「翻天覆地」的改革開放四十年則有如大巫大法術。
回顧中國改革開放40年，中港發展歷程大有不同。四十年前，香港經濟起飛，內地才剛啟動改革開放。1990年代，香港一個市的GDP曾是中國全國的20%。2017年，中國內地GDP達12.2萬億美元，香港為0.34萬億美元，佔中國GDP不足3%。整體格局上，香港停滯不前，發展滯後甚至倒退，產業空洞化和單一化。反之，中國內地無論技術、制度、經濟、科技、軍事、外交、文化、環境等各個方面，都逐漸加強或鞏固，行業興盛，發展多元全面，個別領域之發展更躋身國際前列。在此消彼長之時，不禁讓人反思——四十年來香港發生何事？
夏仁諺覺得，中港發展步伐的差異，只要比較看看香港政府的三司十三局與中國國家發改委的差別，可見端倪。
先看香港。
話說，三司十三局，前身是港英時代的決策科。1973年，港英首設決策科，在輔政司署旗下只有經濟、環境、民政、房屋、保安、社會事務六個科。多年來政府架構不斷改組改制，新增、削減、合併部門，終後由董建華時代的三司十一局演變成今日林鄭的三司十三局。至於改組的原則，大概是本着「大市場、小政府」的理念，實行「有事鍾無艷，無事夏迎春」政策，有事就開個局來管一下，無事就索性把部門關閉，或者縮小編制。
1970年代，香港萌生了製衣、玩具、塑膠、鐘錶、電子等輕工業。1980年代起，香港地價飛漲，工廠北移，工業沒落式微，香港政府也變成沒有甚麼工業可管。自1997年香港回歸後，政府雖然一直設有工商局、工商及科技局，但決策局以下負責工業的部門只有工業貿易署，而該署也承認：「大多工業企業的生產活動不在香港進行」（見該署網頁）。2007年，決策局再改組，工商及科技局變成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工」字和「科技」正式消失。當年，還有科技界業者投訴港府漠視科技發展，卻沒有人投訴政府漠視工業。至今，香港從事製造業人口只餘總就業人口的2.5%。
再看中國內地。
發改委，全名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因其職能廣泛，素來又有「小國務院」之稱。在改革開放40年期間，發改委有如火車頭一樣，既決定國家發展方向，又提供發展動力。同時，發改委自身也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不斷演化，由最初的國家計劃委員會（計委）變成今日的發改委。
2003年，計委改革，發改委成立，本身即是一個重大改革，象徵國家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宏觀調控兩大國策。這表示，中國政府承認了，對於國家經濟，必須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上，輔以政策宏觀調控，但卻不碰微觀經濟。
目前，發改委下設28個職能機構，包括政策研究室、發展規劃司、國民經濟綜合司、價格司、西部開發司、農村經濟司等等，規模可比香港政府三司十三局，其組成設計理念，並非有甚麼就管甚麼，而是哪兒有問題，就設立部門去對付，例如西部未充分開發，本是甚麼沒有的狀態，按照香港政府行之有效的原則，應是不管才對，但國家認為要管。至於價格司的設立，在香港人眼中看來更是奇葩，因為香港多信奉自由經濟，管制價格被視為逆天大罪。
然而，就結果而言，把香港政府三司十三局對國家發改委做一比較，在2018年年終這個時點截數做個總結，勝方只能是發改委。
過去，基於大市場小政府論，香港政府官員一直奉行「袖手旁觀」原則，終於讓香港變成了一個地產主導的城市，但地產把工業消滅了，而工業的消失，也間接讓香港的發展止步不前。那麼，大市場失效了嗎？大市場沒有失效，因為大市場將要把人才和資金吸引到能夠把它們用得更有效的地方——中國大陸。因此，不思進取的香港在世界市場中自由萎縮，一切都是那麼的自然，符合自由市場的自然化原則。
香港很多經濟學家和論者喜愛高揚自由市場和政府積極不干預政策的好處。他們所沒有講的，是市場機制的懲罰，往往罰得很重，基本上是無情的天罰，重得難以讓多數人坦然接受。為此，素來奉行自由經濟的美國政府，也曾在2008年出手救助了本該在金融風暴中破產的AIG。那麼，我們該問自己，讓香港在大市場原則下萎靡，作為自由市場機制對我們的懲罰，我們受得了嗎？我們肯接受嗎？我們願意坐以待斃嗎？
其實，政府不進取，私人企業就會取代政府，以盲目無限追求盈利的方針，在無情的市場競爭中代替政府施政，發展社會。純利潤導向的發展短期效率很高，但它對弱者非常無情，淘汰一個「殺」一個，而且經常留下大量社會問題，經濟上也會帶來自然的衰退，這是人道主義者所不忍見的。調控？還是放手不管？無為還是有為？在兩極取向之間，在這稱為民主的社會中，人人被逼成為持份者，人人都有責任去用心去思量，不能外判。
2018年快要過去，中國改革開放也邁進第41年。作為2019年的新年願望，讓我們不求成為最聰明，但求學會總結經驗，不致讓香港淪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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