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新宇：美2020大選後 推對華「遏制2.0」？
對國際政治而言，2018年無疑是一座分水嶺，不單為「911」後的反恐戰爭劃上句號，更拉開了新一輪大國競爭的序幕。
隨着古老的權力遊戲重回國際舞台的中心，大棋局呼喚着大戰略，華盛頓的空氣彷彿又回到了1940年代的後期，靜候下一位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的出現--那位以「X」署名撰文，引領遏制政策（containment policy）的「冷戰之父」。
目前一般認為，由美國前總統奧巴馬的第二任期起，華府政策圈便已開始檢討實施了三十多年的對華接觸政策（engagement policy），這次大辯論最終在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前後結束。在兩黨惡鬥、眾說紛紜的年代，華盛頓罕有地形成了一個跨黨派跨部門的一致共識--美國需要一個更強硬的中國政策。
兩黨縱惡鬥 遏華卻有共識
正是在這個共識的基礎上，白宮在2017年底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首次把中俄列為美國的主要競爭對手。兩個月後五角大樓發表的《國防戰略報告》，更將應對中俄威脅界定為美軍的首要任務。
與此同時，針對中興、華為等中國企業，以及慎防中國「銳實力」和政治滲透的報道不絕於耳。之後貿易戰爆發，中美關係陷入低潮。
若然仔細觀察這次中美交鋒的背景，與1999年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以及2001年中美軍機碰撞等偶發性事件大不相同。這一次是有目的有部署的衝突，反映了美國對華戰略的調整，因此中國在政治經濟以至意識形態方面，同時受到來自美國以及其盟友的擠壓和圍攻。這不得不令人想起上世紀美蘇冷戰的緊張氣氛。
1946年2月，二戰硝煙仍未散盡，美蘇的戰時合作仍然為世所稱頌。此時在美國駐蘇大使館工作的凱南，由莫斯科發回了一份數千字的長電報，對蘇聯的戰略意圖做了一個深入的分析，迅即引起華府的關注。被調回華盛頓之後，凱南於1947年7月在《外交》雜誌（Foreign Affairs）上，以「X」署名發表了著名的《蘇聯行為的根源》（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提出了主導美國外交長達半世紀之久的遏制政策，是為冷戰先聲。
其後凱南更成為首位國務院政策計劃室主管，協助草擬馬歇爾計劃，奠定了杜魯門主義。盡管他最後因為與接任國務卿的艾奇遜（Dean Acheson）不和而備受冷落，但超越時代的戰略遠見，在美國外交界依然享有崇高的聲望。
蘇聯解體之後，美國戰略上頓失重心，雖然有關大戰略的討論歷久不衰，但始終無法與冷戰時期相提並論。直至中國的崛起，作為一個意識形態迥異但急速冒升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為美國提供了一個「完美假想敵」，值得美國聯合兩黨領袖、軍工企業、學院精英、華爾街以至矽谷的人才，以舉國之力回應時代的挑戰。
華崛起 美決心全面遏制？
目前華府雖已進入了「後接觸政策」的討論階段，各方精英都在嘗試提出一些新的對華政策供白宮參考。但由於總統特朗普本人對長遠的大戰略討論不感興趣，華府對中國的挑戰或許意見一致，但很可能並未形成統一的戰略。面對中國崛起，美國究竟要接觸和遏制並舉，亦即升級版的「融合但築籬」（integrate but hedge），還是鐵了心實施全面遏制？
假如是全面遏制，究竟是全方位對抗，還是選擇在某些重要領域角力，以及軍事和經濟開支比重，戰略目標優次等等，外界暫時仍未見到特朗普政府有清晰而系統的闡述。
華府的精英很清楚，每一次的戰略調整，尤其是涉及增加軍費的時候，均需主流民意支持。要扭轉40年來對華政策的方向，就需要在美國本土掀起廣泛的討論，哪怕是適度地誇大中國的威脅。但令人憂慮的是，有意無意間，這種對華強硬的共識，正很快地從精英層面，以非常直觀和過分簡化的符號，傳遞至美國的主流大眾，例如認為所有中國人到美國都是為了偷取技術，又或所有中國人都是斯大林主義者等等。
麥卡錫主義 反壓戰略空間
如果上世紀的麥卡錫主義仍然有一些意義的話，那就是大眾對共產主義的觀感和恐懼，會像瘟疫一樣在全國蔓延，並倒過來對政治精英產生制約，窒礙理性討論，壓縮戰略空間。
美國大文豪馬克．吐溫（Mark Twain）曾經說過，「歷史不相同，但相似。」資深中國問題專家包道格（Douglas Paal）和蘭普頓（David Lampton）近期不約而同提出警告，隨着那些見證中美建交的老一代中國通相繼退休，新一代的美國外交官沒有見過「穿中山裝騎自行車的中國」，他們普遍對北京缺乏耐性。這些政壇新貴推波助瀾，麥卡錫主義或許將死灰復燃，華府鴿派恐怕再無立足之地。
特朗普的個人偏好或許有助延長戰略辯論的時間，但很快美國就會進入2020年的選舉周期。假如這位生意人總統連任失敗，下一任白宮主人未必會以關稅作為切入點，但很可能面對另一個杜魯門時刻，新總統夾在一堆躊躇滿志渴望成為下一位「X先生」的華府新貴之間，很可能要為美國未來幾十年的大戰略定調，甚至推出一個中國版的「遏制2.0」。
京能否減美恐懼 成關鍵
上世紀美蘇冷戰，既有意識形態的對壘，也涉及經濟和軍事兩大陣營的衝突，這與今天的中美關係，實在不可同日而語。意識形態上，中國今天雖然與美國仍有一定差異，但在現實層面與當年蘇共相去甚遠；經濟上，中國早已是世貿成員，並深度融入全球經濟脈絡；軍事上，中國並無嚴格意義上的同盟，華約與北約對抗的畫面再難重現。
「修昔底德陷阱」的形成，一半既是源自雅典的崛起，另一半卻是出於斯巴達的恐懼。在2020年總統大選到來之前，北京能否降低美國人對中國的恐懼，華府能否避免因為民粹而導致的過度反應或誤判，不單決定未來中美雙邊關係的走向，亦將牽動全球政治的格局。
文章原刊於《經濟日報》2019年1月21日，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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