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應否接納一個崛起的中國？答案可能很複雜

 

AAA

導語：全球化進程已經進入了這樣一個階段：新興經濟體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這是因為它們在全球經濟中正在變得愈發重要。我們應當在這個語境下去理解中國在全球化進程和全球治理中日益重要的作用。

吳心伯專訪

2019年1月16日

亞特蘭大

全文

吳心伯是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兼美國研究中心主任

周柳建成：我們剛參加了一場午宴，午宴的演講者發出警告：中美雙邊關係正在迅速惡化，這將給未來帶來嚴重後果。根據您自身經驗判斷，您覺得未來會怎樣？

吳心伯：兩個世界上最大的地區現在進入了一個重大轉變狀態，這或許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完成。我們現在正處於這一進程的初始階段。我們看到中美雙邊關係的變化不僅僅發生在氛圍層面，還有實質層面。從彼此的互相了解來看，我認為兩國人民傾向於用比之前更加消極的眼光看待另一方。從實質層面來看，現在雙邊關係在經濟維度、安全維度和政治維度都產生了嚴重分歧。某種程度上看，這是相當少見的，因為過去中美兩國在雙邊關係中也會遇到問題，有時在政治領域，有時在安全領域。但這一次，分歧涵蓋的範圍更廣。中美整體關係似乎遭遇了結構性困境。關於未來，問題是我們是否能夠繼續維持合作關係，競爭只是這幅圖景的一部分；還是說中美關係將因競爭而滑向更加充滿對抗性的境地。因此，設想未來真的很考驗我們的想像力，因為這是自中美邦交正常化以來我們第一次面對這種情況。

周：在與您交談時，我注意到您佩戴的胸針是中美兩國國旗放在一起的設計。過去40年，中美兩國是如何成功為全球建立起一個更安全、更健康的未來的，這已經成為當代歷史上最偉大的故事之一。剛才您曾提到，您覺得現在僅僅是一個開始，中美關係未來還會出現更多轉變。我們是否應當調整自身來適應一種新常態，並拋棄曾在過去40年作為中美關係支柱的舊常態？

吳：嗯，我覺得現在存在不同的趨勢推動著中美關係。因此，我們不應讓這一關係隨波逐流。我認為兩國人民應當努力確保在下一個40年，中美關係不僅會大體穩定，更為重要的是兩國還會保持合作，這將不僅令兩國受益，也會令全世界受益。過去40年的經驗是，當我們處理中美關係時，我們不僅應考慮兩國利益，同時也應考慮地區以及整個世界的利益。美國現任政府對全球化進程和全球治理沒什麼興趣，並傾向於將美國與其他國家的關係，包括與中國的關係，放到一個狹隘的、雙邊的語境中去理解。這就是為什麼這屆美國政府選擇更單邊主義的方式來處理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的關係。如果我們不能用更廣闊的視角來審視中美關係，那麼就很難在雙邊關係中引入全球多邊合作元素。其結果就是，你將越來越關注中美關係中的競爭面，而忽略更大圖景。讓我回到你的問題，是的，我們應當努力確保永遠將中美關係放置在一個更廣闊的視角中去看待，永遠放到反映全球需求的背景下去考量。如果我們能夠做到這一點，我們就可以理性地看待競爭。當人們更多關注競爭時，我們應當提醒他們和自己，永遠不要忘記兩國之間的巨大合作潛力。

周：您說當前這屆美國政府對於全球化進程不感興趣，但同時中國的現任領導層已經開始改寫多邊故事。我們有博鰲亞洲論壇、金磚國家機制、「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金磚銀行等等。中國僅僅是想要在美國缺席的情況下尋找機會，尋求伙伴國麼？這些伙伴國可能來自哪裡？

吳：我認為全球化進程已經進入了這樣一個階段：新興經濟體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這是因為它們在全球經濟中正在變得愈發重要，同時它們也擁有更多資源為全球化進程做貢獻。因此，我們應當在這個語境下去理解中國在全球化進程和全球治理中日益重要的作用。話雖如此，我依然相信推動全球化進程對中國來說在兩個方面極其重要。一是繼續與美國及其他發達國家合作，因為在這個進程中，鑒於在國際事務、尤其是美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扮演的角色，美國依然不可或缺。因此，如果美國不發揮積極作用，健康的全球化進程就無法推進。另一方面，中國將繼續與發展中國家合作，包括印度、巴西、墨西哥、印度尼西亞，因為這些國家正在變得越來越重要。因此，如果這一進程的發展是基於兩大支柱，我們必須確保這兩大支柱彼此互補、共同前進。所以即便近年來中國已越來越關注與新興經濟體的合作，我認為中美合作對於全球化進程的健康發展來說依然不可或缺、至關重要。

周：關於這一點，我想超越雙邊關係來著重談一下中美關係在影響人類命運上的更深層意義。雙方之所以在1979年恢復邦交，是為了將身處地球兩端的十幾億人口聯結在一起，來實現一個更美好明天的夢想。如果考慮到這一層，您認為中國作為一個新興國家已經有能力在實現這個夢想中發揮切實的影響力了嗎？我們依然生活在一個由布雷頓森林體系主導的世界。我們依然生活在一個二戰後建立的世界秩序中，正如美國希望的那樣，這個戰後世界幾乎就是美國自身形象的翻版。

吳：讓我這麼說吧。過去40年中，中國一直是國際體系的主要受益者，尤其是在經濟領域。因此，對於中國而言，我們與其他利益攸關方共同合作，繼續維護並保持現行國際秩序非常重要，這是毋庸置疑的。另一方面，當然我們都明白現行國際體系中也存在很多不足，需要修正、改善、改革和補充。中國也應當與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世界攜手合作，推動現行國際體系的必要改善與改革。同時，在必要和可能的時候，我們也應當幫助建設補充而非替代現行國際機制的新機制，尤其是在國際金融和經濟領域。我不認為在這一過程中，中國能獨自決斷並承擔全部責任。這要求中國不僅要以更高的技巧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合作，還要與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進行合作。從這個層面上看，中國面臨的一個新挑戰將是如何與特朗普政府合作。對於現行國際體系，特朗普政府正變得愈加充滿懷疑，同時對於承擔在全球治理中的責任也變得愈加勉強。這對於中國來說的確是一個相當大的挑戰。

周：現在出現了一種身份認同危機。全世界的年輕人都竭力尋求自身在這個快速變化全球架構中的位置。對美國年輕人和中國年輕人在當今世界的定位，以及他們應如何為未來做準備，您有什麼建言？

吳：我們必須意識到這個世界正在飛速變化。我們需要對這些變化持開放心態，而非試圖逃避或抵抗變化的浪潮。我們應當認識到，這是一個相互依存的世界。對美國年輕人來說，面對來自中國和印度的競爭是一個挑戰。他們能做的是做好充分準備，迎接這種挑戰。對於中國年輕人而言，他們必須學會如何與他人合作，如何保持思想開放，以及如何向他人學習，包括向美國年輕人學習。關於兩個國家的未來，中國和美國如何在21世紀進行合作，不僅僅為世界帶來繁榮，同時也帶來和平與安全呢？當中國正變得越來越繁榮、越來越能幹、越來越自信，對美國人來說，去學習如何與這樣一個可能與他們曾經熟悉的中國不同的國家相處是一個挑戰。

周：您剛剛描述了一枚硬幣非常有趣的兩面。您不僅是雙邊關係領域的權威專家，同時作為上海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您也是一位教育家。您塑造的是年輕的頭腦。這些年輕人會對您說些什麼？他們對美國怎麼看？

吳：坦率地說，復旦大學的學生們很難相信美國這個國家現在的情況很好。如果我們看看眼下美國正在經歷的歷史上時間最長的政府關門，我們不禁會問：「美國的政治體制怎麼了？為什麼兩黨不能為了國家利益達成妥協？為什麼美國的政治體制無法像過去那樣良性運轉了？」學生們還發現特朗普政府的一些對外政策，尤其是經濟領域的對外政策，違背了美國處理與其他國家以及多邊機構關係的傳統方式。美國已經變得越來越民族主義，越來越充滿保護主義，有時甚至越來越來非理性。人們正試圖搞清楚，這究竟是一時的情況，還是會成為美國的新常態？當他們帶著這些疑問來找我的時候，坦率地說，我很難充滿自信地回答他們。

周：您似乎非常了解您的學生。您對歷史也有獨到見解，不僅僅是過去40年的歷史，還包括更久遠的歷史。您曾寫過一本《金元外交與列強在中國》，探索20世紀初中國的形成。您能預見到現在美國正在發生的一切麼？您能預見到中美關係是如何步入一個新的轉折點的麼？

吳：歷史永遠充滿吊詭，有時是以一種非常難以預測的方式。過去一個世紀，我們已看到中國歷史上的盛衰起伏：日本侵華戰爭、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文化大革命，以及1979年開啟的改革開放進程。對於美國來說，我要說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它自二戰結束後面臨的第一個巨大考驗。特朗普上台之前，我認為美國大體上是沿著二戰後領導人設定的軌道前行。特朗普或許是二戰後首位決定將國策向內轉的美國總統，即便不是為了推行一套孤立主義議程，也肯定是一套更加充滿保護主義色彩的議程。這會產生巨大影響，不僅對美國與其他國家的關係而言，對於美國的國際地位也是如此。我認為這種轉變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出人意料，因為即便我們考慮到在2008年金融和經濟危機後美國將進入一個更加動蕩的時期，但特朗普上台後政策轉變發生得如此之快，如此劇烈，坦率說這種轉變超出了我的預判。因此，今天我覺得我需要花更多時間來思考美國，不是東海岸和西海岸的美國，而是中間地帶的美國，美國中西部究竟發生了什麼才會重新塑造出美國眼下看待自身與外部世界關係的那種心態。因此，這是一個挑戰。美國能否回歸正常軌道還有待觀察。但我真誠地希望，在不遠的將來，美國將變得越來越開放，越來越都市化，越來越國際化，在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上，包括與中國的關係，越來越具合作性。

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以及二戰剛結束的那段時期見證了大英帝國的瓦解以及殖民主義的終結。美國開始快速向前發展，這不僅令美國人獲益，也令很多美國以外的人獲益。來到2019年，我們會看到一份權力分享協議麼？在一些領域，中國依然遠遠落後於美國，它還無法取代美國。但如果中國繼續保持增長，美國會允許中國擁有一些空間麼？

吳：我認為美國在是否應當更接納一個崛起的中國上意見分歧很大。你可以看一下2015年奧巴馬政府期間中國創立亞投行的例子，美國對這一倡議的反應非常令人沮喪。基本上，美國試圖阻止中國創建這個新的多邊金融機構。我認為這背後是一種美國不想在國際金融領域與中國分享權力的心態。眾所周知，奧巴馬未能阻止中國的這項倡議。另外一個問題是，這個國家的人們是否從這件事上汲取了教訓。一些人或許得到了教訓，一些人或許沒有。因此今天當我讀到美國關於如何應對一個崛起中國的辯論時，我覺得美國態度背後的主要邏輯是：面對一個崛起的中國，美國需要維護自身的主導地位。一個解決方案是試圖拖慢，如果有必要的話，並破壞中國的崛起。因此，眼下中國和美國之間的貿易戰可以部分地用這種思維方式來解讀。這是很令人擔憂的，因為坦率來講，如果美國意圖拖慢甚或打斷或破壞中國崛起，鑒於我們兩個經濟體之間高度的經濟依存性，美國將為此付出高昂代價，而這將造成一個雙輸的局面。我認為美國人需要好好思考如何最大化地利用中國的崛起，來幫助推行美國的經濟規則，而非試圖遏制一個崛起的中國，如果這樣做美國將付出巨大代價。

周：吳教授，非常高興在這樣一個對每個人來講都極具挑戰的時期聆聽您的見解和想法。

吳：謝謝。

《思考香港》 獲《點知天下》授權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