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成科：中央指令權制度化並非壞事 政府有憲制責任落實指令
中央政府向香港特區發出「公函」，支持特首依法取締「香港民族黨」決定，強調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是特區政府的職責，並要求特首提交相關報告。中央向特區政府發出「公函」過去亦有先例，例如早年設立深圳灣口岸以至特區政府在北京設立辦事處等，中央也曾向特區政府發出「公函」。但不同的是，這次中央不但就依法取締「香港民族黨」一事發出「公函」表達立場，更藉此對特區政府提出要求，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依法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請行政長官就依法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等有關情況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報告。」
這說明中央這次發出「公函」，不僅僅是就取締「民族黨」一事表達中央的立場，顯示打遏「港獨」的國家意志，更是明確向特首和特區政府下達指令和要求，體現中央對特區政府的指令權，並且通過「公函」方式將這個權力制度化。
根據基本法，特首具有雙重身份，既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首長，也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既要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也要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是一種「雙首長雙負責制」。基本法第43條和第48條（8）款，亦明確列明行政長官須對中央負責以及「執行中央政府就本法規定的有關事務發出的指令」。但儘管如此，中央以往都沒有一套機制去行使有關權力。當然這不是說中央沒有渠道向特區政府下達要求或指令，例如近年已經制度化的特首述職安排，正是讓中央向特首提出工作要求，但有關指令權的下達仍然未有制度化。
從法律上講，「指令權」是單一制國家政治架構中一個常見的法律概念，是指地方政府或下一級行政機構接受中央政府的直接行政指令。以美國為例，地方政府需要執行由美國總統發出的「行政指令」（Executive Order）。在羅斯斯福總統任內，就曾頒發三千多個行政指令，而中國作為單一制國家，對地方政府發出行政指令亦是常有。因此，基本法亦列明了中央對港的指令權。
無疑，在回歸後一段長時間，中央都沒有明確行使有關權力，導致指令權未有形成一套制度，令香港社會甚至「遺忘」了中央對香港有這樣的權力。這次取締「民族黨」事件關係國家安全、主權以及「一國兩制」，正是一個合適的機會讓中央行使這個指令權，要求特區政府依法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並提交報告，這正體現中央指令權的制度化。
固然，任何凸顯中央權力的安排，都肯定遭到泛民的反對，但將指令權制度化其實並非壞事：一是中央指令權從來都存在，既然是合法權力，將其制度化勝於在暗地進行，始終「公函」會公之於眾，反而有助公眾知悉和監察。二是中央對於有關權力一直十分克制，這次主要是針對「港獨」勢力才會直接下達指令，而對於其他事宜相信中央不會隨意發出指令，指令權並不會恆常化使用。三是回歸以來不少學者已經建議，就中央指令權確立相關的工作機制或制度，以明確中央行使相關權力的原則、權限、方式與工作程序等。這次以「公函」提出指定正是將有關權力制度化，也是對基本法實施制度的完善，不應從負面角度理解。
對特區政府來說，有關指令並非善頌善禱，也非提醒，而是明確的工作要求，特區政府有憲制責任落實有關工作，包括對「港獨」勢力持續、全面的打遏，也包括在區議會等選舉上把關，確保「遏獨」工作全覆蓋等等，都是特區政府需要處理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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