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大灣區引領「一國兩制」新方向

 

2019年2月18日是「一國兩制」歷史上的重要一頁。國家正式發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系統規劃了近期至2022年、遠期至2035年的區域發展基本框架。這是一個內容詳盡而雄心勃勃的規劃，試圖將大灣區打造為世界一流灣區，在其中探索成熟中國展現並貢獻於世界的一系列新技術標準與制度標準。要理解新時代的「一國兩制」、「一帶一路」甚至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想藍圖與實踐形式，大概就需要盯住這份發展綱要並進行動態的追蹤與評估了。大灣區規劃又一次在中國南海邊畫下了一個「圈」，一個在原來的「圈層」上更大、更複雜的改革之「圈」。        

但這些作為並非沒有任何對外的刺激和反響。越是中國雄心勃勃的計劃，越能刺激起一波波的「中國威脅論」。「中國製造2025」就是這樣的命運。但中國又是坦率的，將自己的目標和意圖清晰示人，而且敢於示人，同時也將機遇和未來展現給世人。不過，對於大灣區規劃的衝擊波，港澳的感受應該是最為直接的，其對港澳本地人的未來想像構成了重要的衝擊。有港人擔心，粵港邊界會因高鐵和港珠澳大橋帶來越來越多的內地遊客而變模糊，灣區大規模的融合發展甚至對香港精英的過度吸納也會造成香港的逐步衰落。這些理解方式與情緒是需要認真對待的。

邊界意識根源於對「一國兩制」的片面理解，認為「兩制」是截然、剛性的二元體系，不是可以互動融合的體系。事實上，完整的「一國兩制」始終包含着「兩制」對「一國」的依賴及回溯性、整合性建構。大灣區規劃正是要提供一種將「兩制」及港澳融入國家治理體系與發展框架的宏觀制度通道，以推動「一國兩制」的全面準確實施。

當然，港人的擔心也是合理的，大灣區建設必須高度尊重和充分利用「兩制」之利，釋放制度性差異帶來的比較收益，同時將制度性摩擦成本降至最低，這樣才符合大灣區整體「最優化」的理性建設目標。

從規劃綱要來看，對制度邊界的處理是辯證的：一方面，對於港澳既有制度和地位做到不降低，不改變，充分保護「一國兩制」下港澳居民的合法權益甚至特別利益；另一方面，對於妨礙粵港澳人員、物資、服務流動的制度壁壘和政策障礙則予以積極的檢討和改革，特別是為港澳居民在大灣區創製更為平等和寬鬆的投資、就業、創業、定居環境及條件。進一步，對於港澳尤其是香港在社會管理、福利保障、食品藥品監管、環境保護等方面行之有效的制度，大灣區可以嘗試吸收轉化，擴大香港製度紅利的輻射範圍。   

整體來看，大灣區及圍繞大灣區的「大交通」配套必然帶來港澳居民的身份重塑和認同重構，與其固守「本土」邊界，不如從容看待、適應及利用大灣區帶來的豐富的成長發展機會。隨着灣區整合的進展，「一國兩制」既往的制度「硬邊界」將以有利於港澳居民利益及灣區更高質量發展的方式而逐步「軟化」，港澳居民也必然會在本土身份之上體驗和建構出一種切合國民身份的新認同。

大灣區絕非對「一國兩制」的單方改變，而是對「一國兩制」新方向的引領。具體而言，大灣區發展對「一國兩制」將產生重要的塑造與調整作用，體現在如下層面：

第一，大灣區是「一國」的縮微版，是「一國」的地緣隱喻。通過大灣區對粵港澳進行制度整合與優勢融合，從根本上回應和回答了「一國兩制」最終向何處去的遠景問題，印證了鄧小平「五十年之後不用變」的政治慧語。

第二，「一國兩制」不是片面的「兩制」對立，而是「兩制」共存共容於「一國」。大灣區提供了「兩制」向「一國」回溯性、整合性建構的制度通道，提供了「兩制」與「一國」之間更加豐富的制度性紐帶，從而使得「一國兩制」不再是簡單的多元制度拼盤，而是逐步成為一個有機統一的憲制整體。             

第三，「一國兩制」從戰略上從屬於國家整體的現代化與國際化戰略。大灣區的整合發展及科技創新中心的聚焦打造，並戰略性支撐「一帶一路」發展，回答了新時代「一國兩制」如何繼續推動國家現代化與國際化的國家理性之問。

第四，大灣區建設還可以提供港澳與內地制度良性競爭、互動、融合的全新契機與框架，實現制度性差異勢能向制度綜合性優勢的轉變，從而推動大灣區整體性的治理現代化，為國家治理現代化做先導和試驗。  

第五，大灣區建設必然涉及超出粵港澳範疇的國家決策體制與機制創新，涉及基本法上的中央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的具體而有機的結合，從而探索「一國兩制」下更加緊密的央地法權關係，推動央地互動更高程度的制度化和法治化。     

總之，大灣區建設已正式拉開帷幕，伴隨經濟融合的一定是社會與制度更深程度的融合。這一融合不是簡單的「大陸港澳化」或者「港澳大陸化」，而是港澳與內地共同創造一個作為國家改革開放與新一輪全球化「制度樣板區」的、有機統一的大灣區，一個面向21世紀、熔鑄並輸出世界性技術標準與制度標準的創新型人文灣區。這一灣區牢牢地將中國與世界連接起來，使當代中國始終成為開放世界與新全球化的構成性力量和負責任國家。同時，灣區形成的技術標準與制度標準也將更深層次地反哺其他地區及國家治理現代化，推動中國整體性制度改革進程與制度文明的歷史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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