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仁諺：五四百年，後發先至
今年五月四日，剛好是五四運動一百周年紀念日。才子陶傑本年初撰文《五四百年，一場春夢》，指五四只是一場春夢，把中國人百年歷史謔為歷史的玩笑。他認為，中國社會現狀和民智「並不因五四而有徹底的改變」。現代中國社會的改變，除非刻意閉眼不看，否則是有目共睹的。
才子學貫中西，對五四運動的理解自然比一般人深，例如他指（個別）北洋軍閥對學生態度包容，即不落俗見。不過，才子批評當代中國人只愛淘寶、過年、不在乎民主科學，實質上返工如上血汗工廠，又不懂移民，實在有欠公允。
五四運動，知識分子高揚民主與科學，目的是救國。民主和科學的位置，其實只是工具，不是目的。一百年前，民眾參加五四運動，所求的是國家強大，毋須再受外人欺侮。事實上，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當日，民眾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口號——「外爭國權，內懲惡賊」。
為甚麼要外爭國權，內懲惡賊呢？原來當時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外交代表在巴黎和會交涉失利，山東利益盡落日本人手中，喪權辱國。五四運動所爭的國權，是國土權利，所要懲戒的惡賊，是談判失利的官員。
今人談起五四，多聚焦在學生和知識份子身上，卻忽視了五四運動的另一個主角——上海工人。當時，巴黎和會失利，北京學生被捕，消息傳到上海，即激起上海民眾於六月三日發動三罷——罷課、罷市、罷工。最終，三罷行動癱瘓了全上海，逼使北洋政府釋放學生罷免涉事官員、拒簽巴黎和約。
工人的行動口號，不是民主與科學，而是「罷工救國」。當時，工人行動有理、有利、有節，訴求達到後，六月十二日上海全市恢復秩序。
五四運動之後一百年，中國經歷了很多磨難，然而這些磨難不是無意義的歷史，而是尋求救國良方的漫長歷程。
五四運動發生於一九一九年。以此為參考點，看官可以稍稍回顧五四前後發生何事：
八年前，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滿清政府。（1911）
七年前，孫中山退任臨時大總統，袁世凱接任。（1912）
六年前，國民黨宋教仁遇刺身亡。（1913）
五年前，一戰爆發。（1914）
兩年前，中國參加一戰，派十多萬苦力華工赴歐。（1917）
一年前，一戰結束，中國擠身戰勝國之列。（1918）
是年，巴黎和會上，列強無視中國的要求，把戰敗國的山東權益全部交與日本（另一戰勝國），五四運動在北京爆發，六三大罷工在上海爆發。（1919）
八年後，國共內戰開始。（1927）
十八年後，日本侵華。（1937）
二十六年後，二戰結束。（1945）
三十年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49）
五十七年後，文革結束。（1976）
五十九年後，改革開放開始。（1978）
九十九年後，改革開放四十周年。（2018）
在這個百多年的日程表裏，前四十年基本上外患不斷，後四十年改革開放急起直追，中間內部紛擾二十多年，用歷史之眼來看，中國五四百年所走的路，其實挺正常合理。
中國在二十世紀所走的路，其名堂是現代化。現代與中世紀不同，在於啟蒙、資本主義和工業革命三大變化。這三個變化所帶來的影響，對全世界每個民族來說，其實都是全新經歷，沒有前車可鑑，只能靠自己摸索。
世界上號稱民主先鋒的法國，首次推翻帝制是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革命後法國成立了第一個共和國政權，然而，今日法國的共和國政權，被稱為第五共和國，原因是由1789年到現在的230年間，法國經歷了兩次帝制復辟，第一次是拿破崙，第二次是拿破崙三世，後來又經歷了幾次戰爭和政治危機，多次重建國家。換言之，法國在民主政制上的現代化發展，是經年累月才能獲得的成就。
至於毗鄰中國的日本，現代化起步時間與中國較為接近，只比中國早四十多年。日本的明治維新，就是日本人自己的現代化進程，它起始於幕末時代的腥風血雨。如果沒有武士刀，就沒有回天義舉，日本完成維新的時間也許還要再多推遲幾十年。
中國人現代化發展較晚。夏仁諺覺得，這是因為中國人口多，國土幅員闊，加上滿清封建皇朝底子較厚，不易推翻，也不易改革，不像日本那樣可以用武士刀快刀斬亂麻，加快國家變革。
已故日籍華人文學家陳舜臣認為，中國人文化重視說服，一切變革都先得說服所有人才進行。說服所有人才啟動變革，是一種非常人道的做法，其缺點就是花時間。然而，一旦這個說服運動完成了，社會內多數人有了默契，它所展開的改革發展，也將會推行得非常迅速。夏仁諺相信，這是中國五四運動後百年之間，中國做到後發先至的原由。
五四運動，是中國人互相說服，共同踏出國家民族改革的第一步，其價值是肯定的。其後所花的百年時光，是一次又一次的摸索。後發的缺點，是起步時難免捱打；好處則是能見盡先行者如何碰壁，有前車可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