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詠紅：五四紀念何其難哉？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學等高校3000多名學生在天安門舉行「要求中國北洋政府拒簽巴黎和約」的集會後上街示威遊行。（維基百科）
5月4日就是影響中國歷史與華人文化變遷的五四運動100周年紀念的日子。
雖然已過了一個世紀，五四的影響與留下的問題，至今依然迫切而現實，不討論不意味着它們不存在，儘管這起歷史事件所涉及的爭議與層面是如此矛盾複雜，連寫一句話都難。
首先，所謂「一百周年」的說法，本身就含有導向性與爭議性，讓人倍感糾結。學界早在數十年前即指出，「五四」包含廣義與狹義兩種定位，其中更絕然者甚至認為歷史上有兩個「五四」：一個是1915年至1921年陳獨秀主辦《新青年》雜誌所發起的新文化運動；另一個是1919年5月北京學生上街遊行抗議的愛國群眾運動；前者以文化為屬性，後者以政治為屬性。
將「五四」區分為兩起事件，或是將「五四」視為單一的一場運動，代表着不同的取捨與歷史評價。持前一種立場的標誌人物是新文化運動領袖之一、自由主義者胡適。胡適晚年時這樣說：「1919年所發生的五四運動實是這整個文化運動中的一項歷史性的政治干擾，它把一個文化運動轉變成了一個政治運動。」
胡適所指的新文化，包括白話文，來自英美國家的民主（德先生）、科學（賽先生）思想、個人自由、女性平權等理念，這些新觀念通過五四新文化運動得以廣泛傳播並「戰勝」舊文化。應該說，後世的中國人與後來移居到世界各地的華人能有今天的一些生活方式與理念，需要感謝五四新文化運動。
而在中共的正統論述中，更值得歌頌推崇的是發生於1919年5月的學生群眾運動，這場運動宣告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結束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到來，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幹部上作了準備，核心意涵是革命與愛國主義。反之，1919年以前的文化運動被認為是「新學與舊學之爭，西學與中學之爭」，意義不及後來的革命與愛國主義運動。
同時，「五四」也有其不足與傷及無辜之處——不論是把五四看成一個事件、兩個事件，或者把新文化運動與愛國運動看成一個廣義的、前後銜接的連綿整體，都掩飾不了五四運動與五四思潮的不成熟。
自由主義者批判五四愛國政治運動，橫生阻斷了一場文化啟蒙，走向激進主義與後來的暴力革命道路；左派批評認為新文化運動的先進性不足，所倡導的是「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而在中國面對列強傾軋，民族面對存亡危機的上世紀初，原有的傳統政治秩序與道德成了青年進步知識分子共同批判的對象，飽受左翼與右翼夾攻、足足是「左右不是人」。「打倒孔家店」的思潮，至今還在一些領域發揮作用，一些新儒學者堅持必須全面否定五四。
有意思的是，中國傳統卻又是「打」不倒的，用激進革命割不斷綿延數千年的文化，其生命力超乎想像。從負面的角度說，傳統文化里一些守舊元素，包括官員將權力「私有化」，精英變相的三妻四妾、社會封建迷信等近年又死灰復燃；從正面角度看，重視家庭、長幼有序等傳統價值觀，在社會文化里仍有深厚的基礎。
即使是大力倡導「打倒孔家店」與反傳統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本質上仍是儒家文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精神傳統的再生。中國學者陳思和最近為紀念五四百年撰文指出，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古代史的自然延續階段。雖然它表面上對傳統文化、尤其是對儒家文化進行否定和批評，用的武器也來自西方，但是引起這一切的仍然是儒家「士」的精神傳統。
這個綿延千年，至今沒有被摧毀殆盡的精神傳統應該得到更大的肯定與珍惜；從這個角度看，站在今天的時代，我們也無需再把五四與中國傳統對立起來。值得思考的倒是，為什麼中國社會上更為旺盛的，並不是有強烈社會責任感與歷史使命感的文化傳統，而是前面所說的消極復古元素，或者是如今大行其道的庸俗成功學、求官術？
這一方面好像是中國歷史的宿命，另一方面也與對於五四運動的繼承與反思不足有關。今天的中國更需要倡導的是延續新文化運動的這個主題：讓每一個人建立獨立完整的人格，建立批判性的思維、抵制盲從，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建立起現代政治制度。然而現實是，對於五四究竟是什麼，該如何評價與定性，各方依然在各說各話，又怎麼做好批判性繼承與紀念呢？
文章轉載自《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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