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慶成：「佔中」應該給北京帶來什麼啟發？

五年前香港發生的「佔領中環」運動，到上周三終於有了階段性的了結，兩名主要發起人戴耀廷和陳健民皆被判入獄16個月。這個判決在香港社會引起了不少爭議和反省，但對北京當局來說，「佔中」所帶來的反思不應該只限於此。

回顧香港的民主發展歷程，普選議題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就一直爭論不休。雖然立法局曾經在1991年引入直選議席，但由於中英政府對1997年主權交接出現分歧，香港民主步伐並沒有因此而加快。97年回歸初期，香港政治和經濟混亂，社會批評小圈子選舉過度保護了商界利益團體，要求普選的呼聲也日漸升溫。

眼見香港社會在普選議題上糾纏不清，中國政府在2007年12月首次明確提出了香港普選的時間表：2017年第五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可以由普選產生，之後立法會全部議員也可以經普選產生。這次決定被視為北京當局首次承諾為香港普選特首設下實行時間，意味着香港普選步伐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理論上說，社會必須先就採取哪種普選模式達成共識，訂出清晰的普選路線圖，然後才能訂下普選時間表。但由於香港社會多年來對普選模式的意見不一，要達至共識並不容易，北京最後決定變通，先訂出普選時間表，再尋求港人對路線圖的共識。

當時北京的這個決定，可以說是務實、靈活的。若堅持「先圖後表」，只會拖慢香港政制發展的步伐；反而「先表後圖」是採取先易後難的思維，可以使得普選早日落實。可現在回頭一看，北京此舉無意中也為日後的「佔中」播下了種子。

最近我剛好在重溫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的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據他描述，法國大革命發生在舊君主制度最繁榮的時期，路易十六推行的財政、賦稅政策與他的前任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甚至可以說是溫和的。此時的路易十六對窮人的苦難體現出「真正關心」，這種現象也是以前找不到的。

托克維爾就此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當時法國的經濟即使稱不上繁榮，至少也處在了發展和轉機的階段。統治階級與下層人民間的矛盾並沒有激發到必須革命的程度，政治上相對開明，「何以繁榮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

托克維爾的答案是：此前法國人民對未來無所期望，現在人們對未來無所畏懼，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一個政府，它不斷刺激這種新熱情，又不斷從中作梗，點燃了它又把它撲滅，就這樣從兩方面催促自己的毀滅。」大意是，路易十六的改革給予了民眾不合理的期望，一旦改革未能帶來預期的結果，社會動蕩就會愈演愈烈，甚至爆發革命。

這個景象和最近20年的香港可以說是極為相似。港人追求普選並不是回歸後才出現，但在過往，由於中央政府一直沒有明確的答允普選的時間表，港人雖有不滿，但也只能無可奈何。直到2007年北京當局為香港普選時間表「一錘定音」後，大家都認定了香港一定會有普選。

我清楚記得，在2007年之後的幾年，香港全社會對普選的討論到達了高峰，瀰漫著一股樂觀的情緒。社會上出現不同平台讓市民討論和辯論不同的普選方案。一些建制派人士甚至私下稱應讓不同背景的人士都可以參選。大家似乎都忽略了在現實中，北京才是在香港普選議題上扮演最關鍵角色。

後來戴耀廷提出「佔中」，意圖向中國政府展示政治肌肉，反而令北京有所忌憚，全國人大在2014年8­月31日對關於香港普選辦法做出的決定，等於關上民主派人士參選特首的大門。泛民支持者由此憤怒地認為被北京欺騙了。之後學生髮起罷課，引發79天的佔領運動。

期間，我採訪參與運動的港人，大部分人都提到同一個參與「佔中」的理由：北京07年的決定讓他們以為香港普選有望，後來的「八三一」決定是言而無信，將之前的承諾全部撕爛。「佔中」發生的原因錯綜複雜，但北京在某個程度上讓香港人對普選產生過高和不現實的預期，結果失望越大反彈越大，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佔中」結束後，香港普選的大門再次關上。但無可否認，香港社會上要求重啟政改的聲音仍然存在，如這次「佔中」案件判決之後，民間又湧現了一股要求特區政府重啟普選的呼聲。然而，北京有了前車之鑒，還敢再次給港人一個過高的期望嗎？

 

文章轉載自《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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