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賢聚嶺南》香港政局與人才培養

作者：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劉智鵬

香港最近因修訂「逃犯條例」而引發一連串社會風波，引起各界不安，不少人甚至對香港的未來失去信心。有人認為這次社會爭議是政府管治失效的結果，也有人認為這是內地與香港之不可避免的矛盾，也有人歸咎於香港教育制度的失誤，更多人則不明所以，說不出問題的癥結所在。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以今日的智慧判斷今日的事情，恐怕不易得出令人滿意的結論。可惜香港社會不論官方民間都流行以今論今，結果往往莫衷一是，不但無法梳理問題，更遑論為後來者增添智慧。事實上當政務正在推動的時候，參與其事者對事情的未來發展往往有一種理所當然的想法，認為只要按部就班，就會得到預期的效果。就香港政府的施政而言，絕大部分措施都能夠按預期順利完成，這是好事也是壞事。只要成功的經驗不斷出現，為政者就會容易養成習慣，處處以線性方式思考和處理問題。然而人類社會並非機器，可以設定程式指示各部件配合操作。人有自由意志，社會是眾人自由意志總合的狀態，隨時可以令社會出現各種各樣的複雜問題。當事情出現非線性發展的時候，慣於線性思維的人往往不容易改變想法去應對問題。

香港今日的局面有其千絲萬縷的歷史背景和社會淵源，個人或少數人能力高低並非關鍵所在；主要的問題是，香港這種社會不容易培養出管治的人才，以致回歸以來不斷出現管治危機。回顧香港社會發展的歷程，不難發現香港在培養人才方面一直採取重理輕文的政策；學生從初中升讀高中，成績好的編入理科班，成績差的只能讀文科；這種情況大抵自戰後至今一直維持不變。大學的情況也大同小異，資源調撥嚴重傾向理工科。理工科涉及自然、科學、技術，要求真實、準確、系統化，也要遵從大量的理論及方程式，而且放諸四海而皆準。人類社會不成系統，習慣及價值觀因地因人因時而異，而且難分對錯。這些人的問題，並沒有包括在理工科的範圍之內。

重理輕文其實並非香港獨有，而是中國近現代大歷史的其中一個社會文化環節。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中國朝野一直認為，外侮不斷是因為中國科技不如列強。於是先有洋務運動的堅船利砲，然後是五四運動的科學旗幟，科技救國終於成為民族共識。誠然，科技救國在過去百多年的中國確實有其必要，而且做出驕人成績，對重建民族自信有重大貢獻。不過，社會向前發展，總會有一日離開復興救亡的狀態，進入現代社會發展的常規階段，這時候就需要各方各面的文理人才管治，社會方能健康進步發展。人文社會學科正正是研究人和社會的學科，學科內容往往多元而不規範，需要非線性的思維去處理，並非套用數理公式就可以解決問題。人文社會學科的人才，對於應對複雜多變的社會和國際環境必定更有把握。歐美先進國家在培養這方面人才上一直投入大量資源，亦在政府各個崗位上充分利用這些人才，包括政治領袖。

香港回歸已經超過二十年，世界政經形勢的變化亦愈見劇烈，香港社會應該認真思考如何培養人才，去對應更無法預見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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