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慶成：沒有記者證的真記者
香港一場聲勢浩大的反修例運動，除了令社會陷入1997年回歸以來最嚴重的撕裂，也觸發媒體人之間出現日益明顯的對立。
最新例子是一群香港記者上周在一名《蘋果日報》記者的帶頭下，於記者會上充滿敵意地包圍一名廣東電視台記者，悍然要求她出示記者證以證明身份，引起極大的爭議。
事發之後，香港同行L致電向我大吐苦水。他在一家被視為立場親北京的報章工作，過去兩個月多次參與前線採訪。早前的屯門「光復行動」，他在現場採訪時也有過同樣的遭遇。一名年輕的《蘋果日報》記者當時捉住他的胳臂，懷疑他是建制派人士佯裝記者拍照，要求他拿出記者證證明身份。
在媒體界打滾多年的L當然不理會。雙方糾纏之間，另外兩名年輕的記者加入，圍住L繼續施壓。
最後L氣憤地向《蘋果日報》記者說：「你憑什麼查看我的證件？你知道我是誰嗎？你上司許某某見到我也要跟我打招呼！」他們三人才悻悻然作罷。
自從那件事後，L每次出外採訪，都會刻意不在身上攜帶敏感的個人資料，以防不測。「我怕一些不理性的記者或者示威者會糾纏我不放。」L無奈地說。
可以說，無論是上述那位廣東記者，抑或是L，他們的遭遇都不是近來香港傳媒界對立現象的孤例。反對修訂《逃犯條例》運動持續兩多月以來，香港社會對立和混亂不斷升級，也導致了記者之間互相猜忌。一時間恍若人人都成了不同陣營的卧底或內鬼。
因之故，如何證明記者是「真記者」也成了近月業界的熱門話題。早前香港最大的記者工會記協發表聲明，評論中通社及《環球時報》兩名記者遭受示威者暴力對待時，就指兩名記者事發時沒戴記者證，暗示可以通過記者證制度來解決這個問題。
但不得不說，記協這個聲明，加上過去兩個月它在一些重大事件上的表態，一定程度上反而進一步強化了外界對其立場不中立、偏袒示威者的觀感。
此因理論上說，只有三個機構才有資格發放記者證，一是記者的老闆——傳媒機構。問題是，香港作為全球最自由的城市之一，成立一家傳媒公司非常容易。要憑行政手段「造假」一家媒體企業，然後發出假記者證，完全是輕而易舉之事。
至於由記者工會提供記者證，似乎較為可行，但在操作上也是困難重重。一方面，政治立場親北京的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多年來庸碌苟且，遭到很多記者鄙棄；另一方面，要求另一些記者加入具有濃厚親西方背景的香港記者協會，也是不現實的。
換言之，要推行記者證制度，只能交由政府才能落實。然而，香港和中國大陸政府統一發放記者證不同，港府在上世紀60年代試過簽發官方記者證，但很多年前已經廢除該政策，記者採訪時並無明文規定要配戴記者證。
以我為例，在香港媒體工作10多年來都沒有記者證，只有報社印發的名片。多年來，我去採訪只憑名片即可。縱使是政府部門或立法會舉行的官方和正式場合，也只需要簡單登記個人資料便可以入場採訪。
正因為這個寬鬆的環境，加上香港沒有出版審查和管制，香港一直以來才能夠成為亞洲區域內的傳媒資訊中心，吸引了各大國際通訊社、報章和廣播公司來港設立亞太區總部或辦事處，多份區域刊物亦在香港印刷和發行。
也因為這個便利的政策，加上香港出入境自由，通訊產業又高度發達，才有許多外國媒體人和自由撰稿人移居香港這一彈丸之地。由於在香港不需要經過註冊或登記程序確認記者身分，目前在香港的外國媒體人員和自由撰稿人人數恐怕不會比在整個中國大陸的少。
香港記協提出記者證制度，除了予人利益輸送的嫌疑，最諷刺的是，記協多年來一直反對政府干預新聞自由，但如今卻偏偏是它提出一個予政府有機可乘、干預媒體的建議，這不是莫大的黑色幽默嗎？最後註明，我沒有任何香港官方機構發出的記者證，但我真的是記者。希望這篇文章在關鍵時刻可以發揮證明的作用。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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