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向陽：我們能否從以英美為師，轉向與德日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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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大學畢業不久，我曾在索尼公司工作過兩年。1996年我辭職的時候，日本經理極力挽留我，請我在亮馬河大廈的薩拉伯爾餐廳吃韓國燒烤。席間，他誠懇地對我說：「趙，我覺得你像一個日本人。」
2002年到2005年，我又花了不到三年的時間，在德國拿到博士。我的導師Michael Frese教授和德國同事經常開玩笑地把我叫「German Zhao」。
所以，多多少少，我對這兩個國家有一些具體感性的認知，比較認同他們的文化和價值觀。
新中國成立七十年，到目前為止可以簡單地分為兩個階段：
從1949年到1978年，以蘇聯為師，全面實行計劃經濟，國有企業一統天下，奠定了基本工業基礎，但解決不了民生問題；
從1979年到2018年，以英美為師，全面學習和建立市場經濟，「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在引進消化吸收外國先進技術的基礎上學會了創新，逐漸建立起了對知識產權的尊重和保護。中國建立了全世界上門類最全的工業體系，成為「世界工廠」。
但在過去二十年里，尤其是2008年之後，4萬億刺激計劃出台，中國經濟逐漸走上了與美國類似的道路，脫實入虛，依靠房地產、金融業、互聯網和服務業等發展。
在賺快錢、賺輕鬆錢、一切向錢看的壓力下，製造業日益變成非常苦逼的行業。最近幾年中央重提振興製造業，非常及時，為時不晚。美國出現了二十年的產業斷代，在中國還沒有大面積出現。
02
英美模式最大的弊端是什麼呢？就是政府-企業-社會非常不平衡，貧富分化過於嚴重。特別是，美國的大科技公司和大金融公司利用技術和金錢的結盟，幾乎完全綁架了社會的發展。
他們罔顧金字塔底部60%的人的利益，把產業配置到全球成本最低的地方（這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當然是一大福音），造成國內製造業的空心化，使中產階層收入停滯，底層失業率飆升，白人自殺率上升到很高水平，社會族群和民意撕裂，造成了類似特朗普這樣的人的上台，這也是中美貿易摩擦的大背景。
1989-2018年美國人累計財富增長分佈
不僅「公共-企業-社會領域」大三角發生傾斜，而且微觀企業的小三角「股東-客戶-員工」之間關係也發生了嚴重失調。美國公司把「股東利益至上」奉為金科玉律，造成了股東和經理層與員工和工會之間嚴重的對立和撕裂。
由於政治制度、國家文化、發展階段、發展路徑等巨大差異，英美模式越來越不適合作為中國學習的「好榜樣」。
而以強大的實業為基礎，社會發展更加平衡的德日才是中國的同路人。在接下來的三十年里，中國應該堅定地轉向與德日同行，早日實現民族偉大復興，成為與美國並駕齊驅的強國。
03
德國和日本之間存在許多歷史相似性。相比西班牙、葡萄牙、荷蘭和英國等，德國和日本都是後發國家。
1871年，普法戰爭結束，統一的德意志帝國宮誕生。此前，這片土地上有神聖羅馬帝國300多個邦聯，一盤散沙。由於德國位於中歐走廊，所以，它經常是大英帝國、沙皇俄國、法蘭西帝國和奧匈帝國交戰的地方。德國人對統一的渴望，是18世紀和19世紀德國歷史的主旋律。
1853年，美國海軍將領馬修·佩里，帶領四艘黑船抵達日本橫濱，以炮艦相逼日本開國通商，簽訂了《日美親善條約》，史稱「黑船事件」。十年以後，閉關鎖國的幕府時代結束。1868年明治維新開始，日本開始走上了變法圖強之路。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871年，日本派出了規格非常高的岩倉使節團，一百多個政府高官週遊世界列國一年多時間，考察西方發達國家的崛起之路，為日本尋找國富民強的良藥。
當他們來到剛剛統一的德國時，發現德國工商業非常繁榮，因此，認定自己找到了後發國家強大起來的秘密，那就是依靠國家的力量來發展工商業，而不是依靠亞當·斯密所推崇的「看不見的手」。
不同於英美所代表的自由市場經濟，德國和日本一開始就特彆強調政府和國家的作用，強調秩序自由、規劃、合作、共識、妥協、團結等等。
德國把從俾斯麥以來的發展模式叫做「社會市場經濟」、「社團主義市場經濟」等，雖然這個模式在一百多年的歷史裡幾經調整，尤其是在第三帝國時期曾中斷，但總體上一直延續到現在。
1945年，德國和日本都變成了斷垣殘壁。但經過三十年的修復和發展，到1980年，他們又成為了世界性的大國，GDP分別高居世界第二和第三。
但很不幸，從1990年前後開始，這兩個國家幾乎同時陷入了衰退和停滯。德國是因為兩德統一所帶來的巨大負擔和整合困難，日本則是因為股市和房地產的泡沫破滅。
此外還有全球化大背景的影響，即中國和印度等發展中國家開始市場化改革，廉價勞動力和巨大的市場吸引跨國公司和產業外包。1999年，《經濟學人》曾把德國稱為「The sick man of Europe」（歐洲病夫），日本人則憂傷地感嘆「失去的二十年」。
德國和日本幾乎完全錯過了從美國發端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也就是信息技術革命。所以，在互聯網領域，今天美國有FAANG （Facebook, Apple, Amazon, Netflix, Google）等，中國有華為、BAT、京東、美團、拼多多、小米、今日頭條等。但德國和日本在互聯網領域幾乎沒有特別著名的大公司。
令人驚奇的是，2008年後，當美國深陷金融危機時，德國和日本緩慢地復蘇了，他們依靠自己的高端工業製造，展現出了驚人的韌性，在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學、精密加工等領域領先世界。
舉幾個例子加以佐證，華為高端手機P30 Pro里有超過53%的零部件來自日本（日本經濟新聞，2019）；而美國設計的波音787客機基本上是准日本製造；今天的豐田公司已經不僅僅是全世界最大的、效益最高的汽車廠商（2018年利潤超過225億美金，超過中國五大汽車製造廠家137億美金的一倍），而且已經成功地轉型成了氫能源製造商和服務商。
我們以前對德國的印象是一個保守的國家，創業活躍率很低。但是，曾經「貧窮而性感」的柏林（前柏林市長語），現在已經變成了創業和創新的熱土，吸引了來自全球各地的創意人士和企業。更不要提德國在精密機床和豪華汽車方面的出口，在全世界享有很高的品牌溢價。
特別是，截至目前，只有德國、日本、中國和美國提出了要搶佔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潮頭。
2013年4月德國率先提出「工業4.0戰略」，2019年2月德國正式發佈《國家工業戰略2030》；2016年12月，日本發佈工業價值鏈參考框架IVRA（Industrial Value Chain Reference Architecture）錯過了信息工業革命浪潮的德國和日本，決心發揮自己的優勢，不再錯過第四次工業革命。
04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馬凱碩認為，1972年尼克松訪華後，「美國改變了中國」。雖然這種觀點非常偏激，但是，在過去的四十年里，我們的確從英美學到了很多。
僅舉一個例子，從1978年改革開放截止2019年，中國大約有500萬人留學海外，350萬左右學成回國，其中70%左右都曾經留學英美，其他的30%左右，分別留學在其他12個發達國家或地區（加拿大、澳大利亞、德國、日本、法國、意大利、荷蘭、瑞典、瑞士、西班牙、新加坡、中國香港等）。
這就導致我們對英美髮展模式了解很多，一蜂窩地複製粘貼，而對德國和日本的發展模式的了解相對少很多。
事實上，中國與德國和日本在文化和制度方面的相似性，比中國和英美的相似性要多的多。
比如，「在德國，百姓比較崇尚社會秩序，願意接受各種各樣的社會經濟政治的制度安排，維繫社會長期的和諧和穩定」，「在德國，法律是由國家制定的，不像英國和美國，法律條文是由各個分散的法院通過成功的判案演變而來的」，「德國與中國的社會民眾有比較強烈的改革意願。
而在美國，民眾普遍有一種社會經濟政治制度的優越感，美國的精英和百姓普遍性地認為美國制度是最好的制度，美國的國父們是聖人，美國的經濟問題（包括金融危機和財政問題）不能追溯到美國的基本政治和社會制度上去，要改只能在經濟政策以及局部的立法層面上進行修補，而不能進行大規模的社會制度的改良。」（《中國經濟的未來之路：德國模式的中國借鑒》）
在中美貿易摩擦背景下，在美國極力想與中國脫鉤的情況下，我們需要深刻理解中國的歷史文化，深刻理解500年來大國興衰的規律，從以英美為師，轉向與德日同行。
05
德日有哪些經驗值得我們學習？
最重要的是價值觀和人才觀。德日相較美國最大的區別在於國民教育平等，普遍素質較高，注重教育為企業服務。
下面總結出十個值得學習的方面。由於德日在幅員、體量、近乎單一民族等方面與中國存在很大差異，全盤複製絕無可能，也沒有必要，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第一是商業倫理。很多人談到中國的商業，都會感到高水準商業倫理的嚴重缺位。相反，德國和日本在極力追趕英美髮達國家的時候，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有自己的傳統性，這兩個國家在傳統性和現代性得分都很高。
以日本為例。從鈴木正三（1579年，世俗的生活=佛道修行）、西川如見（1685年，商人經營理念的體系化）、石田梅岩（1744年，鼓勵正當的商業活動和利潤），再到二宮尊德（1787～1856，利用報德思想指導了農村復興政策的農政家和思想家）、澀澤榮一（1840～1931，「道德經濟合一論」），再到今天的稻盛和夫（工作禪、「敬天愛人」等），為什麼在日本，算盤和《論語》可以結合在一起？道德和經濟可以合一，義利可以合一？值得我們深思。
第二是在公司治理上。不同於英美企業過度強調股東利益至上，德國和日本企業從100多年以前就特彆強調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強調企業社會責任。
兩百多年前的日本近川商人就提出了「三相好」（同時滿足客戶、企業和社區的利益）。坂本光司研究了日本永續經營的一些優秀中小企業，發現這些公司強調經營就是為了「對『五個人』的使命與責任」，其中的優先順序是：
1）要使員工和員工的家人幸福（還有員工的家人！）；2）要使外包、下游廠商的員工幸福（不以大欺小！）；3）要使顧客幸福；4）要使地方社會幸福、繁榮；5）自然造就股東幸福。請特別注意這五個利益相關者的優先順序。
第三是在內部治理上。德日兩國基本採用了勞資共制（共治）的方式。日本企業是非常典型的「勞動者管理型的企業」。日本工會緊密地參與公司運營，為改進業績獻計獻策，很少作為資方的完全的對立面出現。
德國工會在1978年前後曾經對工資增長提出過過高要求，導致勞資關係緊張，資方盡量採用機器代替人力，所以後來他們變聰明了，採取了與企業股東和經理層協商的方式，既保證了工人工資的持續溫和增長，也保證了企業的正常運營。
在德國，罷工是嚴格受到法律限制的。最近大家看到紀錄片《美國工廠》里的美國汽車工會聯合會UAW與福耀玻璃美國公司之間的對抗，在德國和日本基本上不存在的。其次，德國和日本的銀行經常持有本國公司的相當的股份，也就是所謂的主銀行制。
長期以來，銀行一直作為獨立的力量，活躍在公司的監事會。學術研究通常形容德國是一個「對投資者保護不力……股票市場極其有限，幾乎沒有收購、接管，銀行部門對於上市和非上市公司均具有壓倒性影響力」的國家。
第四是選擇高端製造業作為戰略性產業，不輕易為潮流所動（如服務業和金融資產泡沫化）。這一點不用贅述。
第五是德日兩國企業的戰略和經營目標，顯着地不同於英美企業和中國企業。
相比美國和中國，近年來，德國和日本大公司（如世界500強）的數量在縮水，不佔任何優勢。德國和日本強盛的秘密更多是在與眾不同的中小企業。
根據德國的赫爾曼·西蒙（隱形冠軍概念發明者）2017年的統計，全世界有隱形冠軍企業2300多家，德國有1307家，美國有366家，日本有220家，中國只有78家左右。隱形冠軍不求做大做強，更專註於做深，成為每個細分市場領域的第一，大多數持續經營超過兩三代人。
而從另一個角度即長壽企業的角度看，日本是長壽企業大國，是永續經營的典範。
據統計，持續經營超過100年的企業數量，日本有25321家，美國有11735家，德國有7632家。而持續經營超過200年的企業數量，日本有3937家，德國有1850家；超過300年的日本企業數量有1937家，超過500年的日本企業數量有147家，超過1000年的日本企業數量有21家（《工匠精神：日本家族企業的長壽基因》，後藤俊夫，2016）。
日本經營學者後藤俊夫研究發現，日本長壽企業的基因主要包括：立足於長期視野的企業經營理念；重視持續的成長；不斷構築和強化自身優勢；長期重視與利益相關者的關係；確保安全，量力經營；讓下一代傳承下去的強烈意願；大多數處於一些特殊的行業（例如，釀酒、食品、旅館、酒店、傳統手工業等）。
特別是，這些長壽企業站在「企業乃社會公器」的立場上，對於自己有恩的利益相關者及社會進行持續報恩，不好高騖遠，踏實地從事與企業能力相符的經營活動，也就是日本人所謂的「愚直精神」。
反之，浮躁的心態，缺乏工匠精神和聚焦主業的戰略，是中國企業短命的重要原因。
第六是獨具特色的大企業和中小企業之間的關係，以及日本財團和德國商會在企業國際化方面扮演聯合艦隊的作用。
英美國家強調企業間的自由競爭，鼓勵機會平等，尤其是市場准入的機會均等，而日本政府和社會更鼓勵企業之間的合作與聯盟，他們很少在實際上實施《反壟斷法》。
日本大公司之間，大公司與中小企業之間，經常相互交叉持股，互派董事，再加上主銀行制，所以形成了所謂的「系列」（Keiretsu）集團。這種無形的制度設計保證了相關產業鏈中的企業經營的穩定性和可預期性，有利於保持長期交易，降低了交易成本，結果當然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美國學者勞倫茲指出，這種「系列集團」對於外國企業進入日本形成某種強大的競爭壁壘，應該予以取締。事實上，這完全是基於不同文化和制度的國際商務規則設計，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上世紀六十年代，當日本和德國企業開始國際化的時候，他們藉助日本財團和商社，以及德國商會遍布全世界的網絡，採用聯合艦隊的形式，開拓國際市場，這種經驗值得中國企業學習。
日本最大的六大財團（如三菱、三井、野村等）下屬的商社，遍布全世界各地，是日本企業國際化的排頭兵，通過貿易形式接觸海外市場，長期紮根當地，收集當地的社會政經信息等，分享給接踵而至的其他企業，同時代表日本企業向當地政府反映自己的訴求。
這些財團和商社的領導人，每個月都會聚餐開會，溝通情報。德國商會雖然不如日本商社那麼無孔不入，但是，也扮演着類似的角色。而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往往是單打獨鬥，甚至經常相互拆台，爭奪項目，給他人各個擊破的可能。
第七是就金融體系而言，德日非常不同於英美。相對於德國的經濟實力，其金融體系要保守和小很多。雖然在泡沫經濟時期，東京證券交易所一部的市值完全可以買下整個美國，但是，金融證券市場在德國和日本，總體上遠不如英美髮達，而且也不是他們發展的重點。
美國的金融是市場導向的金融，典型代表是風險投資、投資銀行、股票市場，有利於顛覆式創新；而德日這樣的銀行導向的金融，以各種信貸銀行等為主體，更有助於持續性創新。
過去二十年在中國，賺快錢的慾望總是戰勝做實業的耐心，很多企業家沒有充分意識到華爾街式金融的危害，把「上市是企業的成人禮」作為信條，完全沒有設想過，這個世界上還有另外一種形態的企業，特別是很多德日家族企業，堅定地拒絕上市，拒絕被外部資本控制，走一條「緩慢而忠誠」的道路。
第八是在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方面，要採用不同模式，既要鼓勵「始創新」，也要鼓勵「流創新」，加快技術轉換的步伐。
在德國的馬普研究所和萊布尼茨學會裡，一群諾貝爾獎獲得者水準的科學家帶領團隊做基礎研究，試圖發現未知的規律，他們活躍在科研的最前沿。而在歐洲最大的應用科技研究機構弗勞恩霍夫協會裡面，數量眾多的科學家和工程師與中小企業緊密合作，共同開發面嚮應用的研究，加快知識和技術轉換的速度。
甚至，企業並非一定要採用高密度的資金投入進行技術創新，而採用非高密度投入進行的中低技術的持續創新，也能給企業帶來顯著的績效。
索姆和柯娜爾（《德國製造業創新之謎》，2016）發現，在德國，有相當數量的並沒有大量科研投入的低技術、非研發企業，相當於中國的傳統企業，它們的產值佔有總工業增加值的將近42%。
他們經常採用一種混合創新的模式，也就是對可用技術和現有知識進行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進，尤其是通過把這些技術和知識與高技術組件結合，而實現創新。
這種情況在日本企業里也比比皆是，尤其是在精益製造和現場改進中，因為他們所面對的是一種高度情境化的特殊知識，更多的是以商業秘密和訣竅的形式存在，需要豐富的現場經驗，而非高深的理論知識。他們把這種創新叫做「黑手創新」（Dirty hands Innovation）。
中國最缺乏的是弗勞恩霍夫這種應用科研機構，以平台的形式彌補中小企業研發能力的短板。
我們應該把中科院和部分高校的老師分流出去，把他們從課題和論文中解放出來，組成一個面嚮應用的技術開發平台。而剩下來的人，用最優越的薪酬待遇讓他們朝着諾貝爾獎的高峰，心無旁騖地攀登。
第九是在人力資源管理方面。不同於美國和中國的高流動性，長期僱傭是德日用人體系的一個顯著特點。
德國有雙元制教育體系，學徒制；日本有「終身僱傭+能力績效主義」，「一家主義」，倡導主人翁精神等。
談到日本的人力資源管理，我們很容易想起終身僱傭和年功序列等，在泡沫經濟破滅後，發生了很大調整，但是基本精神仍然保存。以前的正式且終身僱傭，現在已經變成了有能力者終身僱傭和用人形式多樣化。以前是金字塔形組織，通過既定流程，由事業部下達命令，現在已經變成了具有通融性的團隊運營方式，追求長期穩定的利益（《戰後日本經濟的成敗啟示》，石原享一，2019）。
類似地，因為德國各個區域發展相當均衡，所以，德國中小企業廣泛分佈在各個中小城市、鄉村、甚至更加偏僻的山谷和森林裡，僱主和員工之間關係親密，高度信任，經常出現兩三代人服務於同一個企業。終身僱傭雖然不是明文規定，但是也非常常見。
在德國，從事製造業的普通工人有一個非常奇特的優勢：受過正式和非正式的培訓。而美國或者中國的工人，要麼突然輟學，要麼乾脆結束教育，不再延續高中以上的學業。
與此相反，德國工人從小就開始受訓掌握有價值的技能。德國的文科中學培養準備進入大學的學生，而實科中學培養要參加技術工作的學生。
德國約有342類受認可的學徒職業（或稱工種），提供技術和社會領域的公司內部培訓和課堂教學。學徒培訓一般持續兩年半到三年半，在這段時間裡，學徒做的是全職工作。
每個學徒必須獲得實習培訓和實踐經驗，從中學習高度針對性的特殊技能。特別是，地方職業學校往往與地方產業建立親密關係，從而相輔相成、互助互利。
中國正在把將近700所三本或者專科學校全面轉型為職業培訓，培養高技能人才，這是一個非常明智的選擇。
但在這個過程，最大的挑戰主要在於改變人們對於體力勞動的傳統負面觀念、對於上大學和望子成龍等不切實際的期望，真正建立學校和企業之間的緊密合作，以及克服包括快遞業在內的衝擊。
因為快遞業不用經過多少訓練就可以直接上手，而且賺錢還挺多。而培養可以從事複雜技術的工作技能，則需要相對漫長的投資。
第十是收入分配真的很重要，要努力縮小貧富分化差距，建立一個公平社會。根據統計，美國CEO與普通員工的工資之間收入平均相差300倍，2000年時曾經最高達400倍左右。
相反，日本從1945年到1980年之間，兩者之間差距僅僅3倍左右。即使經過泡沫經濟之後，能力主義和績效主義在日本抬頭，現在的差距最多也就是25倍左右。
德國的CEO和普通員工的收入差距也遠遠低於美國（但是顯着地高於日本），達到50倍到100倍之間。例如，2016年，大眾汽車公司的CEO的年薪是普通員工的52倍。
除了收入分配以外，人們還在意其他類型的收益，比如權力和聲望等。長年任職日本長期信用銀行的經濟專家竹內宏，用如下的公式定義日本社會的權力結構的制衡關係：
（權力）+（收入）+（聲譽）=恆定值
對此，石原享一（2019）做了如下說明：
「在日本，大臣和官員雖然手握大權，但是，公務員的身份使他們的薪金遠不及財經界人士，聲譽也不算太高。財經界人士收入豐厚但無政治實權，也不太受世人尊敬。學界和媒體與權力、厚祿無緣，但擁有較高的社會信賴度。不讓權力、財富、聲譽同時集中至某一極，正是日式資本主義獲得穩定和發展的關鍵所在。」
反觀中國社會則是「贏者通吃」的天下，馬太效應尤其嚴重。官員通過權力所獲得隱形收入遠遠大於薪水，再加上由來已久的「官本位」觀念，當官的聲譽遠遠高於其他職業。
過去四十年，曾經在「士農工商」中排名最後的「商」，一躍成為第二名，成為社會改革的中間力量，在社會地位上僅次於官員，在財產性收入上更是凌駕其他任何社會職業。而傳統意義上的「士」或者知識分子被急劇邊緣化。這不能不說是我們時代的一個悲哀。
文章轉載自《正和島》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