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芷淵：平息香港亂局的最大公約數

 

香港反修例風波持續整整半年仍未平息。新形勢下，香港亂局將走向何方？特區政府又該如何「止暴制亂」？
自風波開始以來，筆者一直在示威前線採訪，觀察局勢的最新發展，了解不同政見人士的情緒立場變化。這半年，香港社會前所未有地撕裂。筆者認為，只有分別從短、中、長期方案找到平息風波的社會最大公約數，才能為當今的局勢降溫。

1）檢討與調查
先說示威者的立場。示威者常把「五大訴求」掛在嘴邊，但他們所謂的「缺一不可」是否合理，他們自己也心知肚明。「示威者」只是一個統稱，在筆者接觸的示威者當中，有人盲目地追求「缺一不可」，有人承認那只是口號。但對於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幾乎是全部示威者的共識。
再說建制派及撐警者。在筆者接觸的人士中，有人非常抗拒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原因是擔心損害警隊形象及打擊前線警員士氣；但也有人表示，如果「委員會」可以還警察清白，不排除支持或持中立態度。
綜合各種民調結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似乎是香港社會最大公約數。特首林鄭月娥早前提出，政府將成立「獨立檢討委員會」，以檢視社會動亂的成因。雖然「檢討」與示威者要求的「調查」有區別，但面對香港社會膠著的形勢，這或許是彌補社會撕裂的第一步。
筆者建議，「獨立檢討委員會」要由高公信力的多界別社會領袖和學者專家組成，並賦予其類似「獨立調查委員會」的權力，還原事件真相及檢視各界責任。委員會必須對事不對人，檢討整場風波的成因，避免事態再趨惡化，同時要有全局思維和危機應對能力，為政府提出標本秉治的建議。
新上任的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形容：有人受到假新聞煽動，產生仇警情緒。例如，有人堅稱831那天有示威者被警察打死，但事後大家已找到那些「死者」並證明他們仍在生。
檢討過程中，如發現有人刻意誣衊警隊，打擊警員士氣，委員會須作出客觀評述，並以獨立的角色作出公正客觀裁決，為警隊重建公信力。但如發現有警員行為不當，應即時交由監警會跟進，待監警會檢討報告完成後，再呈交獨立委員會予以審視和作後續建議。如發現現機制有不足之處，獨立委員會應提出改善建議。
近半年，泛民議員及示威者不斷被指是有預謀並受到外國勢力干預、策劃、煽動，委員會應透過全面調查找出真相，如果證據確鑿，委員會應提出示威者須負的責任，提交政府作進一步調查跟進處理。
「獨立調查委員會」並非新鮮事，也不應該成為政府禁忌。一年前，港鐵沙中線紅磡站工程連續被爆出涉嫌造假、剪短鋼筋等醜聞，林鄭月娥在半個月內宣佈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並跟進處理。
同樣地，針對反修例風波的委員會，調查目的不是針對警察，而是還原真相，堅守公義原則，務求修補社會撕裂，解開不同政見立場人士間的誤會死結。

2）止暴制亂及剛柔並濟
從示威者已經公開的「抗爭日程」可見，示威活動並沒有要停止的勢頭。止暴制亂、恢復秩序，必然是香港社會當務之急。但在這過程中，採用甚麼手法、甚麼形式，或許對平息風波的進度有重大影響。
筆者在風波之初曾提出一個比喻：香港如一個從小在海外寄宿的孩子。長大回家之時，她已形成自己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父母不能用既有的思維「嚴管」她。不當的「管治」方式，只會把她越推越遠。如果要改善雙方關係，必須換位思考，相互了解，用雙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加強溝通，同時不失彼此原則底線。
早前有媒體報道，政府內部曾考慮引用《基本法》，特赦反修例風波中被捕人士的可行性，但行政長官其後否認。事實上，特赦被捕人士是示威者提出的具爭議訴求之一，而《基本法》第48條12款也訂明，行政長官有行使「赦免或減輕刑事罪犯的刑罰」的職權。不過，香港亂局發展至今，打砸燒破壞違法成為「常態」，如果不追究違法人士，明顯有違法治精神。
筆者認同一哥鄧炳強所說，處理香港風波要「剛柔並濟」：遇到暴力事件，如暴徒扔汽油彈、襲擊途人、淋鏹水、扔磚頭等行為，警方絕不能容忍，必須採取果斷行動；但如果是輕微的問題，例如有年輕人走出馬路等，警方可用人性化、彈性的方法處理。
在特殊形勢下，政府和警方應加強溝通協調，共同制定兩套針對當下示威衝突的「剛」和「柔」的應對策略方案。一方面，當局要讓打砸燒的暴徒明白，他們必須為自己的違法行為付出代價；另一方面，所謂的「剛柔並濟」，既不能破壞法治精神和香港的核心價值，又要凸顯當局危機應對的能力和大度，釋出希望彌補社會撕裂的最大善意。

3）問責及改革
政治事件應政治解決。香港亂局因修例風波而起，政府必須親自收拾這個爛攤子。
2002年，時任行政長官的董建華推行對主要官員的問責制，範圍包括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以及所有政策局局長。問責制要求官員專責制訂、解釋和推介政策，並要為政策範疇承擔責任。
2003年七一大遊行後，時任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辭職。同年，時任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因被揭發在加稅前買車而請辭。2004年，時任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因SARS事件作出請辭。不過，問責制沿用至今17年，不少批評指，問責制不符合社會期望，「問責官員不問責」。
筆者認為，當下的亂局之所以發展至今，就是因為當局做不到民情在心、民意在握，無法發揮問責制原來的目的。雖然特首是特區政府的第一責任人，但問責制的作用是將不同職責交予不同職位的問責官員身上。從制訂及解釋政策到爭取社會支持，從提供顧問意見到採納民間建議和釋除各界疑慮，哪些工作不到位，哪些官員要問責，哪些行動措施能體現香港問責制的意義，考驗著特首的政治智慧。
另一方面，以前香港政府設有「中央政策組」，就各項政策及官員表現展開民意調查。這是收集民意最直接的部門，可是林鄭月娥上任後，把該部門重組為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失去其審度民情的「心戰室」作用。筆者認為，當局應重新調整這個部門的職能，以更有助監察施政的角色為政府收集民意，出謀獻策。
問責與改革必須盡快排上日程。如果特區政府還有意挽回民望，該道歉認錯時就應果斷道歉認錯，該負責時就應以行動負責。與此同時，這場風波赤裸裸地展現了隱藏在這座繁華都市下的深層次矛盾，這裡不僅僅有政治問題，更有社會民生議題。政府推出小恩小惠小改變已經於事無補，只有拿出魄力和勇氣，以香港整體市民福祉和社會穩定發展為依歸，大刀闊斧推行社會改革措施，才能為完善香港治理制度謀求新出路。

4）《基本法》回顧與前瞻
示威者「五大訴求」中，其中一項是「立即實行真雙普選」。無疑，普選特首與立法會全部議員是《基本法》確立的最終目標，但究竟是否「一人一票」直選？「循序漸進」及「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實際指的又是什麼？《基本法》並沒有詳細列明，這給系列爭議埋下伏筆。
這場風波令「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再次遭遇挑戰與質疑。儘管中央多次明確強調，不會因任何情况而對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有所動搖和改變，但《基本法》作為「一國兩制」的核心結構，走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接下來該如何走下去？
筆者建議，特區政府應成立《基本法》回顧與前瞻委員會，由法律界、政界、教育界的專家學者及年輕人代表共同組成，重新審視這些年在香港實施《基本法》細節內容的問題與挑戰，並為未來發展作出前瞻分析及建議。
時移勢易，與上世紀80年代初「一國兩制」剛面世時相比，香港與內地在各方面都出現了很大變化。當年的香港經濟發展水平遠超內地，如今內地早已成為經濟強國，香港對中國內地整體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也大大下降。這20多年，香港行政和立法關係也經歷了轉變，「拉布」和肢體語言衝突抗爭成為常態，年輕一代對《基本法》的認知，對內地的了解及態度，與當年的香港年輕人也有異。
筆者曾撰文稱，香港80後一代是在國民身份「迷失」中成長的一代，是伴隨香港回歸後成長的一代。但80後普遍知道並認同，「港獨」本來就是鏡花水月。但近日筆者再與不同年齡層的年輕人討論「國民身份」與「港獨」的問題，發現很多90後及00後都對香港的歷史不甚了解，甚至有人真心將「港獨」的幻想當為香港的新出路。這是一個很大的警號。回歸後出生的一代香港年輕人，理應對國家有更大的認同感、歸屬感，是甚麼令他們對內地產生誤會、不信任和排斥感？這些問題都有待審慎分析研究檢討。
區議會選舉結束，政治問題必將繼續常態化、地區化、年輕化。香港亂局何時了？「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實踐正處在關鍵時刻，雖說變幻才是永恆，但香港內耗不能再持續了，如何為當前的局勢降溫，如何在已發生的危機中尋到機遇出路，繼續考驗著香港特區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