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漢宗：司法改革民心所向勢在必行

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烈顯倫早前發表《是時候緊急改革了》的文章，贏得社會廣泛認同和支持。烈顯倫批評香港司法運作背離「一國兩制」的現實，呼籲盡快改革。烈顯倫一針見血地道出了香港市民對司法體系的不信任，以及對「警員拉人，法官放人」的強烈不滿。長期以來，尤其是「修例風波」以來，香港警方在掌握充分證據的情況下抓捕的暴徒為數不少，但不少被捕嫌犯很快被法官批准保釋，甚至一些被控暴動罪或干犯香港國安法等重罪的嫌犯，也在極短時間「放人」，於情於理都令人難以想通。

「市民對司法機構信任程度意見調查」近日透過網絡進行，成功回收問卷一萬四千多份，超過一半受訪者「不信任」香港的司法機構，約九成受訪者認為本港法官在判案時受到政治因素影響，近八成受訪者認同烈顯倫對司法機構的評價。九成受訪者認為司法機構非常有必要改革。可見，司法改革民心所向勢在必行。

香港司法最大的問題是，法官判錯案做錯事，卻沒有任何後果，香港的司法獨立變成了「司法獨裁」。對於今日亂象叢生的香港司法體制，「烈顯倫之問」不啻為一劑良藥，所有關心香港前途與命運的人，不僅應該從他言語中讀出真知灼見，更應該主動思考司法改革的方向與出路。

第一，司法改革刻不容緩，杜絕濫用司法覆核最為迫切。烈顯倫公開批評，司法覆核程序屢遭濫用，政府或公營機構在沒有涉及非法、濫權或越權的情況之下，有市民和團體提出沒有理據的司法覆核申請，不明白為何法院仍花時間開庭處理，又頒佈冗長判辭去解釋不接納覆核許可的理據。數據顯示，去年司法覆核申請宗數多達3889宗，較1997年激增逾30倍，拖累經濟民生，浪費大量公帑，不僅衝擊行政主導，而且挑戰中央權威。烈顯倫批評香港部分法官處理司法覆核案件時，把自己抬高到全國人大的位置，而且持續讓公共利益屈從於個人權利的主張，法院過去一年實際有份製造導致街頭混亂的社會環境。的確，法院濫批司法覆核的頑疾持續多年，而法援署在過去5年間花費高達逾30億港元被人濫用司法覆核，譬如「長洲覆核王」郭卓堅多年來獲批逾億元法緩去打官司，卻絕大部分都不獲勝訴。而郭卓堅和反對派申請法援時所選用的律師，大部分是民主黨何俊仁所屬的何謝韋律師事務所，而在政府資助下，他們所聘用的大律師，幾乎清一色是資深大狀，包括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律師費用動輒便要百多萬港元一堂，可見其收入相當可觀，有利益輸送之嫌。這成為香港種種亂局的重症之一，是時候必須盡快處理。

第二，在香港，對於區域法院法官或以上級別的法官而言，司法當局對投訴的處理都是自己人查自己人，除免職程序外，並無直接的制裁行動。處理市民對有關法官的投訴，司法當局甚至對有關法官升職加薪。因此，應該考慮成立一個獨立投訴委員會。1998年，英國已設立司法通訊部，專責處理針對司法人員的投訴，近年司法通訊部的規模已不斷擴大，以應付對當局加緊調查有關投訴的不斷增加的需求；在加拿大、美國及紐約州，當局為了確保法官對公眾負責，除了彈劾及在議會提交針對法官的傳統紀律處分方法外，現時更設有正式的投訴制度，以解決有關司法人員行為失當的投訴。

第三，制衡司法獨大，政府及司法機構應參考英國等海外國家的做法，盡快設立量刑委員會和監察司法委員會，很多奉行普通法的國家，如英國、美國、加拿大、新西蘭等，都已有這些獨立機制。以英國為例，早已設立司法監察機構及量刑委員會，且英國監察法官的組織多達六至七個。故此香港要設立量刑委員會和監察司法委員會並不困難，有很多國家可借鏡。

第四，西方國家批評法院判決和法官的「藐視法庭罪」，在實際司法運作中亦已過時。英國上議院法庭在1985年的一宗判例中表示中傷法院的藐視法庭罪「幾乎可以說是過時而應作廢的」（virtually obsolescent）。英國法學的一代宗師大法官丹寧勳爵（Lord Denning）1968年已指出：「我們永遠不會利用藐視法庭的司法權來維護我們自己的莊嚴，亦不會用此來壓制批評我們的聲音。我們無懼批評，亦不抗拒批評，因為這涉及更重要的原則，就是言論自由。每一個人都有權對法官作出公平的評論，甚至出位的評論。」美國亦有法官稱，限制公眾對法官的批評，只會令公眾懷疑、抗拒和藐視法官，而非尊重法官。英美國家的法官可以被批評，香港的為什麼不可以？西方國家「藐視法庭」的定罪已經過時，香港卻一直延續至今，法官仍然被神化，彷彿永遠正確，不容置疑，否則動輒被扣上「藐視法庭」的罪名。英國早在多年前已規定司法人員可以不必戴假髮上庭，但香港法官戴假髮儼然神聖不可侵犯。這些都導致「司法獨裁」橫行霸道，因此香港應廢除「藐視法庭」罪。

第五，目前香港共有182名法官及司法人員，當中24人為資深法官(包括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終審法院7名本地法官和15名海外法官，以及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根據基本法，法官及司法人員由行政長官任命，而其任命則依據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的建議。目前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由9名人員組成，除了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以及律政司司長外，其他4人均為法律界人士，包括兩名法官，以及律師公會和大律師公會代表，只有3人是由特首委任的非法律界人士。委員會會議的委員中，若有兩人反對，決議就不能生效。香港法官大部分稱職，但也有為數不少的法官判案嚴重失誤，甚至明顯偏袒暴力嫌犯，成為香港司法的恥辱印記，這說明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存在弊端。烈顯倫點名香港大律師公會，批評該機構一再打著「高度自治」的旗號顛倒基本法。去年10月9日，前大律師公會副主席蔡維邦突然宣佈辭職，辭職原因與「大律師公會近年來被背後的圈子操控，破壞法律原則，屢屢把矛頭指向依法履職的員警、而無視極端激進分子的影響」有關。律師公會和大律師公會代表以及兩名法官，是否存在利益衝突令人質疑，但在委員會主導委任中的作用極其重要。鑒於此，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需要改革，應該增加名額，讓沒有利益衝突的人士去主導委任，修補委任法官的漏洞。

香港司法制度從回歸到今天，從來沒什麼改革。英美等海外國家都與時並進做了很多司法改革，但香港司法當局卻令人失望，完全沒有一個改革的心態。建議特首林鄭月娥應該在十月的《施政報告》中提出成立一個司法改革委員會，這是刻不容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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