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成科：中央重視香港司法制度 大是大非卻不能含糊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聘請英國御用大律師爭議，終審法院最終駁回律政司上訴，行政長官李家超隨即表示，將盡快就海外律師應否參與國安法案件，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
港澳辦和中聯辦及發言人在談及事件時，都表示支持特首李家超提請人大常委釋法，港澳辦發言人直指裁決與香港國安法關於特區行政、立法、司法機關應當依法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的規定相悖，違反香港國安法的立法精神和法理邏輯。中聯辦發言人指判決不僅為外國插手干預開了方便之門，而且有損本地律師職業聲譽和香港法治形象。
「兩辦」發言人談話充分反映中央對於案件的重視，原因既在於案件性質涉及勾結外國勢力重罪，更在於黎智英本人。如果在審訊上出現漏洞，被辯方鑽法律空子讓黎智英脫罪，這樣國安法還有何權威和阻嚇力可言？現在法庭判決卻暴露了這個危險的傾向。如果今日可以聘請英籍大狀，下一次是否可以引用外國的條文和案例來抗辯？今日因為程序問題可以拒絕律政司上訴，下一次是否可以程序為由縱放黎智英？
顯然，法庭關心的是程序正義，而不是國家安全的大是大非。終審法院在判詞中指出，律政司在申請上訴至終審法院的許可階段，才根本上改變其論點，提出未經闡明及未有證據支持的爭議，並稱之與國家安全有關，而這些爭議之前從未在下級法庭提及或探討，律政司一方未能確立給予上訴許可的恰當基礎。這說明終院否決律政司的上訴申請，並不在於在涉及勾結外國勢力的案件上可否由外籍律師抗辯，只是單單認為律政司在開始時沒有提出涉及國安的理據，之後上訴時再提出「新論點」，違反了司法程序，因而拒絕受理。
終院的判決有沒有錯？在法律觀點上未必有錯，始終普通法系重程序正義和判例，大陸法系則較重視結果正義和條文。香港普通法的法官在處理黎智英案上，以程序正義為由否決律政司的上訴，認為做法對被告不公，不能說全錯，但問題是判決只考慮到司法程序的問題，完全沒有考慮到判決的影響和後遺症，沒有理會判決可能令國安法中門大開，削弱國安法的權威，所以出現了這個法律觀點無錯，但卻損害了國安大是大非的判決。
值得留意的是，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發言人在11月28日發表談話，表示中央人民政府日前已就香港國安法向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發出公函，要求其就香港特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職責，包括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等有關情況提交報告。發言人認為這是「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維護國家安全的必要之舉。」中央向特區發出「公函」，其實就是中央向特區政府下達指令，要求特區各機構包括行政、司法必須主動、有力地維護國家安全。但最終終院卻以程序為由拒絕了律政司的上訴，明顯沒有履行到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
「兩辦」高調回應，正表達了中央的高度關注。國家安全具有凌駕性，不存在司法可以凌駕於國安之上，甚至凌駕於中央指令之上。所以，特區政府在終院判決後隨即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這是必然之舉，一方面中央已經下達了指令，但卻被法庭間接阻撓，這樣情況需要人大常委會作出更高階的糾正，另一方面黎智英案具有標誌性意義，為免之後再出現與國安法原意相違的判決，有需要先行釐清準則，劃清紅線，讓法庭判決有更明確的依據。
有人認為特首提請人大常委釋法，將損害香港司法獨立，造成另一次震蕩云云，這種說法言過其實。這次法律爭議，並非是由於普通法與大陸法的法系不同而造成，普通法的國家同樣高度重視國家安全法例，同樣對審訊有各種要求及限制，現在案件的主要問題，是國安法條文存有一些灰色地帶，例如負責審訊的法官需要「指定」，但辯護律師卻沒有明確要求，因而被一些人利用空子提出聘請外籍律師，這說明條文有不清楚的地方。而法官在處理上又沒有貫徹落實國安法，沒有體現立法原意，反而咬文嚼字，轉移焦點。這樣由人大釋法明確立法原意及具體要求，讓法庭有明確準則，不是壞事。
至於會否影響香港普通法制度，也是杞人憂天。中央高度重視香港普通法制度，視之為香港的核心優勢，絕不會削弱。中聯辦發言人亦特別強調，我們完全支持香港保持獨特地位和優勢，保持普通法制度，完善特
別行政區司法制度和法律體系。現在的問題是要完善法律體系，特別是國安法是由人大常委通過的法律，屬於大陸法系，但卻由普通法的法官審訊，難免會出現各種問題，不斷善不足為奇，也不存在貶損普通法的問題，關鍵是大是大非必須守住，這是對香港法庭的最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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