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雲：後疫情時代與全球政治意識大覺醒

在新型疫情出現前的近兩年裡，中美關係已經被以貿易戰、經濟脫鉤、高科技競爭、地緣政治對抗為關鍵詞的「新冷戰」陰影所籠罩。今年初突如其來的巨大疫情與中美關係持續緊張疊加，似乎進一步為新冷戰時代的說法提供了證據。但是，這種說法忽視了戰後全球政治參與主體不斷擴容和參與程度不斷深化的重要歷史事實。筆者認為，從更廣闊的歷史視角看，戰後全球政治意識大覺醒經歷的四次浪潮已經讓國際社會具備了一定的避免滑向新冷戰的思想基礎。

去殖民化運動是全球政治大覺醒的第一波。二戰結束前，全球政治參與者實際上僅是極少數工業化成功的西方殖民國家。二戰結束後殖民帝國瓦解，大量的原歐洲殖民地成為新興的民族國家。這些國家都期待在獲得主權獨立後儘快實現經濟自主，邁向現代化，同時作為新的力量參與全球政治，然而冷戰鐵幕對這股洪流形成巨大對沖。從上世紀50年代的萬隆會議到「不結盟運動」，再到第三世界國家提出國際經濟政治新秩序構想等，都可以看成是這一波全球政治大覺醒與美蘇爭霸的兩極格局之間的相互碰撞。但以軍事、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高度分裂和對抗為特點的全球冷戰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這些脆弱的新興民族國家參與全球政治的意願、動力和能力，不少國家在冷戰中不得不選邊站，加入到美蘇的陣營之中。少數國家例如中國、印度則採取戰略孤立來獲得戰略自主，還有的國家則因為超級大國武裝介入而陷入戰火之中，例如越南。

冷戰結束是全球政治意識大覺醒的第二波。上世紀90年代的冷戰結束意味着高度對抗的全球政治格局崩潰。中國、印度等冷戰中自我孤立的大國重新開始全面深度地參與國際政治經濟事務進程，並由此開始獲得長足發展。日本、德國等戰後所謂「半主權國家」的經濟大國也開始思考如何積极參与全球政治。廣大中小國家則試圖通過地區主義的擴大儘可能拓展戰略自主空間，例如東盟和歐盟擴容。與此同時，由於美國成為冷戰後唯一超級大國，加上美國超群的軍事經濟實力和對美國作為冷戰勝利者的認知，全球政治似乎又朝着美國「治下的和平」方向發展。可以說，第二波全球政治意識大覺醒是在全球政治多元化與美國霸權穩定論的相互碰撞中演進的。

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是全球政治大覺醒的第三波。以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為契機，全球力量在國家間、國家內和非國家行為體擴散，引發了全球政治參與度的空前深化。以中國、印度、巴西等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積极參与全球化，隨着實力進一步增長，它們要求國際秩序更加反映其利益訴求的全球政治意識進一步覺醒，如金磚國家誕生，中國提出建立亞投行等。而包括美國的盟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面對冷戰後高速全球化帶來的各種脆弱性，希望通過多邊主義、地區主義和全球主義應對的意識進一步堅定，它們參與全球政治格局重組的主動性和動力也被空前激發，例如日本在沒有美國參與情況下繼續推進TPP，歐盟不顧美國反對而支持2015年伊朗核議等。全球經濟危機帶來的政治民粹主義與全球政治覺醒浪潮相互衝擊，成為第三波的顯著特點。

2020年的全球新冠疫情很可能引發全球政治意識大覺醒的第四波。第一，疫情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衝擊不會導致去全球化，為了規避風險相反會進一步使全球化擴展到那些被忽視的國家與地區，例如蒙古。這些國家和地區加入全球化進程，是它們政治意識覺醒的開始。第二，儘管一些國家對多邊主義高度懷疑，但世界主要國家對強化多邊主義認識的進一步覺醒有助於全球問題的解決。疫情、氣候變化等問題已經給經濟全球化造成很大障礙，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主要國家和國際組織共同發揮領導力。第三，國際組織、社會運動、基金會等跨國行為體的國際合作，帶來了超越原有主權國家框架的全球政治意識大覺醒。此次疫情中，雖然中美關係高度緊張，但美國比爾·蓋茨財團仍作為世衛組織第二大出資方與中國進行了積極合作。第四，地方政府在抗擊疫情過程中的跨國合作可以激發次國家層面全球政治意識的覺醒。4月，紐約州長在其推特上對馬雲基金會等機構為該州捐贈1000台呼吸機表示了感謝。當然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各國抗疫最終仍然高度依賴主權國家各自的努力，這說明，在全球危機面前的「本國優先」衝動將與這一波全球政治覺醒持續相互碰撞。

縱觀戰後全球政治大覺醒的四次浪潮，我們有理由相信後疫情時代不會是兵戎對峙的新冷戰，也不會是國際關係碎片化的暗黑時代。儘管國際關係的未來仍然充滿着不確定性，但我們應對人類智慧的積累演進抱有謹慎的樂觀態度。

 

文章原刊於《中美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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