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柏：港府要摒棄「小政府、大市場」及「積極不干預」的思維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興起「新自由主義」。其中，美國和英國都奉行「小政府、大市場」的管治理念，因而刷新當時八、九十年代的西方經濟繁榮。
在當時的世界潮流裡，港英政府宣揚「小政府、大市場」和「積極不干預」的政治信仰，至今仍對回歸後的特區政府造成深遠的影響。由於香港自八十年代經濟急速起飛，再加上九十年代以來，美國經濟亦取得到空前的成功，「新自由主義」被港人奉為金科玉律。港英政府的管治理念，亦完全被現在的特區政府所繼承。
「小政府、大財團」才是真相
每一套制度都有其優點和缺點，亦有發揮得好或差的時候，正如「人有三衰六旺」一樣。過去三十年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經濟曾經成功過，但直至近十年開始，終於盛極而衰。「新自由主義」之下的西方政府更是「百病叢生」，整套信仰漸漸已變得不合時宜。
粗略來說，西方社會信奉的「小政府、大市場」，就是政府應該盡量把社會資源都交給「自由市場」。以「私有制」及「雇用勞動」為主要的經濟建設主軸，信奉「自由市場」的調節，從而使資源充份及有效率地活用，成為所謂的「大市場」。
在理想的國度之下，「小政府」並不代表政府的影響力一定會大幅削減。反而，政府本身會維持着一定的權力，可以透過制度、立法和執法，確保市場公平和公正地運作。在市場失衡時，政府亦可以透過行政手段把問題矯正過來。「小政府」亦要保障基層市民的基本生存權利。最美好的情況是，不論貧賤富貴，所有市民的基本人權都會受到充份保障，大家亦有均等的機會創富及改善生活。
我們可以用一個十分簡單的例子去說明「小政府、大市場」所展示的理想願景，就是「小政府」有如「球證」，市場上的所有參與者，則是「球員」。
當然，經過至少三十年的驗證，這「小政府、大市場」的理想世界，很難全盤落實。「小政府」不一會迎來「大市場」，但肯定會造就「大財團」。政府的資源被大幅度壓縮及約束的同時，於「自由市場」之下，商家逐利而不斷壯大，形成不同程度的「寡頭壟斷」。最終，「大財團」積聚政治本錢，將可以左右政經大局，反過來影響、甚至乎是主宰了「小政府」的施政。因此，「小政府、大市場」只是一個美好的想像，真相從來都是「小政府、大財團」。
原來，「小政府」做了「球證」之後，上場比賽的始終「大財團」，好比最著名的「球星」。甚至乎，真正有實力的是背後財雄勢大的「球會」或「博彩公司」；普通小市民或勞動階層，則從來不是「球員」，最多只能算是「觀眾」而已。
「小政府、大財團」還是「大政府、小財團」？
歷史上可見，古今中外的發展都可粗分為「小政府、大財團」和「大政府、小財團」的不同情況。「財團」可以代表為「商賈豪強」、「權貴士紳」或「地方勢力」等等。歷史發展的軌跡，則彷彿在「小政府、大財團」和「大政府、小財團」兩個極端之間，不斷搖擺及修正。
一般來說，當政府過度澎漲，形成「大政府、小財團」的格局之時，「大政府」會造成資源浪費，並影響社會創富的能力。可是，官員就算剝削「小財團」、「小商戶」和「小市民」，仍要顧忌社會的穩定性。由於官員是寄生在政府架構及官僚體系之中，自身的利益與國家興亡始終無法輕易分割開來。一般而言，「大政府」不希望把整個社會拖垮，所謂「樹倒猢猻散」，極端的對「小市民」剝削，最終會反噬其身。因此，縱然「大政府」會把「財團」打散成為「小商戶」，分而治之，甚至乎是對其極度壓榨，或「官商勾結」之下不斷向下剝削，但作為「大政府」仍會扶持一下基層市民，以維持社會穩定。
當然，「大政府、小財團」或「大政府、小商戶」的布局之下，「大政府」仍會有可能拖垮整個社會。很多時候是出於「無知」，即當世所講的「離地」或不切實際。其中，也是因為「資訊不對稱」。所謂「山高皇帝遠」，「皇帝」本身，並不可能對社會每一個階層都深切理解及掌握第一手資訊。另外有一種情況是，「大政府、小商戶」的格局持之有效多年，但社會創新及生產力無法持續下去，形成社會的「均貧狀態」，或出現嚴重的「貧富懸殊」。因國家整體競爭能力不足，最終被鄰國政權入侵而取代。
但反過來說，「小政府、大財團」一樣有利有弊。「小政府」成為「球證」後，縱然可以嚴謹執法，把所有像是「球星」的「商家」或作為「觀眾」的「市民」都管理好，盡力做到公平和公正，但最終「球證」難免「兩袖清風」，無可避免的會向「球星」或「球會」靠攏，甚至乎或與「博彩公司」眉來眼去。
「大財團」主導之下的社會，商賈得勢後無可避免會繼續貪婪的逐利，以發揮「資本主義」的精神。所謂「商人無祖國」，特別是跨國的「大財團」，其影響力無分國界。基層市民的死活或任何一個國家的社會穩定與否，絕不會是他們首要考慮的事項。
「小政府、大財團」的格局之下，一樣會出現極嚴重的「貧富懸殊」問題。而且，商人逐利更可以做得毫無底線。商家可以毫不理會民間疾苦，完全不顧社會分裂。有趣的是，當代的西方政治信仰，向來鼓吹「民主選舉」。但推行「民主選舉」革新後，卻反過來使「大財團」進一步鞏固權力。「小政府」作為「球證」，如想「入場」，竟反過來要先討好「球會」或「博彩公司」，又如何能做到公平和公正呢？
對「大財團」來說，要麼就是借助「國家機器」繼續「向外侵掠」，賺盡外國人的錢，若難以對外擴張的話，則肯定會反過來對內剝削，直至土崩瓦解為止。
港英政府的「積極不干預」更是「神來之筆」
香港的情況比西方更有趣。由於港英政府不只奉行「小政府、大市場」，還特地的說明「積極不干預」。「小政府、大市場」的背後理念，其實是「自由經濟」，本身已經是主張「不參與」和「盡量不干預」了。港英政府在倡議「小政府、大市場」的同時，再反覆說明「不干預」，在思維上，等於特別地強調「不干預」這三個字。但同時間，港英政府又可能有點「心虛」，所以才在「不干預」之前，補上了「積極」兩字。
值得一提的是，在港英政府尚未宣揚「積極不干預」的理念之前，過百年來已經一直這麼做。自1842年開始，英國政府對香港殖民地的管治，從來都是「不干預」的。所謂「不干預」，亦即「不想理會」。英國政府只要理順自己在香港拿到的利益，其他所有社會問題，都是盡量「不想理會」。每當遇到有大問題時，又怎生處理？港英政府從來都是「以華制華」，自然會約見「華人代表」，要他們出謀獻計，甚至乎是出資，把矛盾壓下去。此外，不同行業的糾紛又如何處理？即使是直至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就算是金融業務，港英政府是主張「行業自我監管」。政府並非「完全不理會」，但最好還是「不用理會」。「行業自我監管」亦算是「積極不干預」的一種延伸。
歷史真相是，港英政府在「賺錢」上很「積極」；在管治上則從來「不干預」。兩者合起來，便是「積極不干預」了。
港英政府「只顧自己」和「無所作為」，也得要起一個動聽的名字，叫作「積極不干預」，甚至乎是把「無所作為」昇華至一個策略層次。英國官員等同告訴大家，我們絕非「無所作為」，而是「刻意的無所作為」；我們為了整個社會「有所作為」，我們只好用心良苦的「無所作為」了。
近來，全世界爆發「新冠肺炎」。英國政府在三、四月期間反覆開會後，終於向外宣布打算推出「群體免疫政策」。這是什麼意思？就是政府打算放棄積極隔離及防疫，並讓至少一半以上的國民「中招」後，自會出現抗體，最終達至「群體免疫」的效果。簡單來說，就是政府什麼也不理會，什麼也不用做，任由病毒在社區大爆發！後來，由於英國群眾強烈反對政府不負責任的態度，政府最終放棄「群體免疫政策」；在疫情大爆發後，英國政府才不得不出手處理。
把「無所作為」重重包裝，說出一大堆歪理，再改一個動聽的名字，向來是英國政府的作風。「積極不干預」如是，「群體免疫政策」亦如是。
「小政府、大財團」和「積極不干預」已不合時宜
在香港，官員及市民過份迷信「小政府、大市場」而不清楚「小政府、大財團」才是真相，再加上港英政府曾吹噓「積極不干預」政策。在「雙重夾擊」之下，港府更顯得是完全「無所作為」，培養出來的管治精英都深信「無所作為」才是王道，甚至乎以此為榮。
回歸初期，香港已被新加坡追趕過。當然還有上海、廣州省和直到近來的深圳。在二十年前，我們白白放棄了大力發展「數碼港」和「科技園」的機遇。縱然是專做地產和金融，我們都被大陸商家完全追趕過來。內房商的實力遠勝香港地產商；金融板塊方面，「分業孵化器中心」最終落戶深圳、上海和蘇杭。金融科技創新則在深圳有所成就。即使是傳統金融板塊方面，香港在大陸企業境外債券業務上，一直要與新加坡競爭。大宗商品期貨則由上海和新加坡主導，香港尚未發展起來。
在「小政府、大財團」和「積極不干預」的政策下，港府官員的執政能力亦明顯追不上潮流。在2006年左右，港府亦開始不再提「積極不干預」，改為「積極有為」。但港府依然過份執迷於「小政府、大財團」的迷思；「積極有為」的構想，最多只局限在政治爭拗上。期間，港府試過提出「政改」，並牽起更大的社會矛盾。「政制改革」及「階級改革」當然不可能同時進行。當港府聚焦「政改」之際，「大財團」當然繼續神速發展，香港的社會流動性更急速減慢下來，「貧富懸殊」問題日趨嚴重，加深了社會矛盾。
一個信奉「積極不干預」的政府，又豈能忽然變得「積極有為」？等同一個幾十年來沒有做過實事的「二世祖」，又如何可以創一番事業？
此外，在資訊科技及大數據的急速發展之下，世界各國政府在「資訊不對稱」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就算不再組織「大政府」，仍可更有效及精準的制定政策及分配社會財富，實沒有必要自行壓縮成「小政府」而任由「大財團」剝削國民下去。除非「大財團」可以把地區治理得井井有條、百姓安居樂業和社會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否則「小政府」更應該重新裝備自己，肩負起治理上的責任。
總的來說，港府一直信奉的「小政府、大財團」和「積極不干預」已顯得不合時宜，應該全盤摒棄及檢討。我們需要有新思維及新視野，才能走出當前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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