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文：政治信任因果與疫情反覆輪迴
近日，香港的疫情再次嚴峻，在經歷7月的「第三波」疫情後，又一次迎來「第四波」疫情。疫情纏繞香港多月的問題核心不在於「爆發」，而在於「反覆」。「反覆」的問題是當大家應對完一波疫情後，但不知疫情何時會再到來，防疫措施何時會再收緊，令到社會一直未能回復一個正常、可控、可預期的狀態。這不單擾亂市民的生活，亦對香港的營商環境構成嚴重不利的影響。
對於如何「治本」，一些意見提出「強制全民檢測」的做法，而行政長官亦對此作出回應。行政長官表示有關建議「不可行」，其中一個主要是原因是香港沒有內地的體制優勢，亦「沒有人民那種的相對服從」。行政長官的回答相當真誠，但其點出的不只是「強制全民檢測」的難點，更是特區政府在過去多月內一直未能有效處理疫情的難點。這個特首所謂的「體制優勢」，用更直接的說法，就是「政治信任」。
「政治信任」作為現代政治學的概念，可追溯至1975年，政治學家 Michel Crozier、Samuel Huntington、Joji Watanuki 發表的一份名為《民主的危機》的報告，當中分析民主政制在日本、北美、西歐所面對的問題，特別是人民對於民主政府運作缺乏信心。誠然，「政治信任」是一種主觀的認知，反映人民對政府的是否能作出正確決定的信心，這種主觀認知與客觀的政府效能不一定存有直接關係。然而，當一個政府面對政治信任危機時，其管治效益很大機會受負面影響。
香港在經歷2019年的反修例風波後，市民對「特區政府」的政治信任已受嚴重衝擊。在今年處理疫情時，特區政府也因為市民的信任不足，推出防疫措施時事倍功半。尤其甚者，「政治信任」不只是因，也是果，隨著疫情反覆，市民對特區政府的「政治信任」不斷消耗，抗疫疲勞亦會令社會漸漸失去重建信心的動力。故此，政府無論做不做「強制全民檢測」，都要面對信任低落帶來的嚴重管治危機。
有關「強制全民檢測」的技術問題，很多論者已提出不少值得探討的建議，例如參考青島採用「10合1混採檢測技術」的經驗，於數日內快速完成過千萬人的檢測。更重要的是，在處理技術問題之外，更要探討一下政治層面的問題︰爭取市民對措施的支持。政府可從受「疫情反覆」影響最大的「持分者」入手，與其溝通。如飲食業界受疫情反覆而「鬆鬆緊緊」的措施，感到無所適從。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表示，新一輪的收緊措施對餐飲業打擊沉重，估計生意整體會急跌6成，擔心業界會再迎來失業潮及倒閉潮。政府要多站在市民的角度考慮政策，爭取相關的持分者的支持，推出有效的政策，才可以漸漸獲得市民的支持，重建政治信任。
特首在施政報告中特別提及中央政府為支持香港確保疫苗供應，同意在有需要時，預留一定數量的內地疫苗供香港市民使用。由此可見，疫苗應該是特區政府應對疫情的重要一招。然而，若然政治信任的問題未得到重視處理，疫苗面世後也會面臨另一波信任危機。
此外，特區政府也要面對後疫情時期的經濟復甦，當中關注的不只是庫房儲備可以用多久，還有政治信任儲備夠不夠。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於2013年的報告《Government at a Glance 2013》中的第一個章節，即探討政治信任與政策效益的關係。報告提出經歷歐債危機的國家要走上經濟復甦之路，所面對的挑戰不只是選擇甚麼政策，而是如何執行這些政策，而當中關鍵就是民眾對政府的政治信任。如欠缺政治信任，政府很難調動社會資源去落實那些需要人民作出短暫犧牲的政策。
綜上所述，特區政府目前最重要的不是考慮有沒有足夠的政治信任去推動政策，而是有沒有足夠強力有效的政策可以重建政治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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