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良平：中國新社會契約的三個來源
這是一個缺乏共識的年代。百年巨變正在使舊社會契約解體。在新的條件下探索新的社會契約，是每一個國家都面臨的挑戰。
中國的新社會契約若最終能成形，必然有三個來源：中華歷史文化遺產、共產黨的傳統和自由主義的理念。三者都有可取的精華，也有應該摒棄的糟粕。取其精華，除其糟粕，這必須對三者有深刻認識。
中華遺產
中華傳統中的社會契約，沒有自由主義那種對「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的假設。人類一開始就生活在家族部落的組織之下，已經有角色分工與合作。家的觀念貫穿中國的政治歷史。君臣父子、老少長幼各守其位，各盡其責。官民契約關係是互為父母：老百姓視政府為「父母官」，官員稱老百姓為「衣食父母」。儒家有一整套倫理來規制統治者的行為；統治者一般敬畏天命和民心。
不過，這只是一種文化上的契約，更多由統治者的良心而不是律法和制度來承載，也沒有足夠的制衡。它的優點集中體現在民本主義傳統上。政府用為民做主、主持公道，來換取人民的服從和效忠。例如中共在不需要選票的情況下也大力扶貧，這裡的動機主要是由信念而產生責任感，即統治者對「子民」的承諾。在儒家學說中，人民有權推翻不守契約的統治者，這叫造反有理。
政商分離是另一大特點。傳統文化中，官對商有碾壓式的優勢。前些時候的馬雲事件表明，這種優勢至今仍在。在歷史上，官商兩者的價值觀是兩個互不交叉的系統。現代化過程中，官場相對獨立的價值體系和政治文化業已解體，錢權交易是現實危險的。以往的朝廷只專註於社會穩定，而現代政府的功能還包括推動經濟社會的發展，所以必須同商場打交道。要想避免腐敗，達到習近平概括為「親清」的政商關係，政商分離的傳統是中國的優勢。
傳統契約的缺陷也很明顯。由於缺乏有效制約，統治者常常「違約」。歷史上暴君、昏君、亡國之君，權臣、弄臣、奸妄之臣層出不窮。官帽壓死人，官本位制泛濫，「砍頭以治」成為常態。在官府的重壓下，老百姓的血性逐漸喪失，奴性逐步擴展，荊軻蛻變成阿Q。天朝有黎民、子民、刁民而無公民。100年前，羅素（Bertrand Russell）到中國講學後，總結了國民性的三個弱點：膽小怕事、貪財、麻木不仁（cowardice, avarice, callousness）。這是長期在夾縫中掙扎求生的結果。
共產黨傳統
共產黨進一步發展了民本主義傳統，毛澤東為其注入民主、平等、團結向上的元素，將現代文明的氣息帶入傳統的民本思想，並將其推向極致。他鼓動群眾起來造反，驅趕幹部下放，與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把「為人民服務」定為每個共產黨員的座右銘，提倡密切聯繫群眾，走群眾路線，批評與自我批評。
毛澤東時代後，中國民間的等級文化遠沒有日本、韓國那麼森嚴。在民主制度下，日、韓在政府層面上的等級觀念大大淡化了，而由於沒有普選民主，中國官場上仍然處處凸顯等級身份。
中共前總書記胡錦濤提出發展要「以民為本」，現任總書記習近平稱「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我們奮鬥的目標」。大規模消滅貧困的計劃，人力密集型的精準扶貧，幹部下鄉蹲點、幫扶，這些在當今世界只有中共辦到了。
不過，中共的制度性極權遠遠超過了歷朝歷代。在增強國家能力之外，這也帶來了一系列弊病，比如官本位制已經擴散到全社會，還有違背時代潮流的個人崇拜。腐敗即使有制度的制約，也無法除掉其權力的根源。
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是階級鬥爭理論，崇尚的是無產階級專政，中共因而從未試圖達成一個社會契約，只是改革開放後才感到有這個必要，於是提出了「三個代表」「和諧社會」「構築命運共同體」，希望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來達成全民共識。這方面有很大進展，但遠未上升到社會契約的高度。這些年回歸正統後，階級鬥爭理論給凝聚共識的努力造成了重重干擾。
「三個代表」鬥不過馬克思主義正統：左派引經據典，宣稱私企已經完成歷史使命，又到消滅私有制的時候了。私企老闆講，「需要我們是你們不得已的選擇，消滅我們是你們的神聖使命」。然而，缺乏所有階層的參與，社會契約就不可能成形。
馬列主義，特別是毛澤東的「鬥爭哲學」，使中共有極強敵我觀念，強調突出政治，而且眼裡非白即黑。中共政治的一大特點是要求所有人劃線站隊，不是自己人就是敵人。自己人如果「立場不穩」（譬如進入灰色地帶）時，就毫不客氣將他推向敵對陣營。敵我意識驅動下的「大外宣」造成海外中文媒體中很難聽到客觀理性的聲音，還招來了「銳實力」的諷刺。
缺少包容，用階級性或黨性來壓制人性、無視人權、剝奪自由等等，這些一直是共產黨國家國際形象上的硬傷。究其原因，有些是強加的污名，有些是歷史遺產，但現實中產生這些的思想和制度基礎仍在，改革並沒有從根本上觸及它們。
自由主義理念
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如人權、自由、民主、共和、法治、科學等，同現代化緊密連在一起。一個國家只要追求現代化，就不得不接受自由主義的一些基本理念，採用它的一些「先進制度」。放眼世界，沒有任何國家能「免俗」，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過，自由主義的一些先決條件正在消失，造成許多西方國家的共識不再，社會撕裂和國家的治理危機。過分強調個人自由和權利，對抗權威成為時尚，使政府無法發揮作用。例如美國西雅圖、舊金山等地的流浪人口，到處露宿，隨地大小便、丟垃圾、吸毒，把整片城區搞得烏煙瘴氣，無法正常運作。在人權的政治正確下，所有人束手無策，只能聽任社區一片片爛下去。
相比之下，中國的體制有許多整治手段，比如國家可以動員全社會資源，派遣整套幹部和專業人員接管整個社區或學校等等。這些被證明行之有效，但超出了自由主義的想像力。
治理危機的後果是慘痛的。且不說冠狀病毒感染和死亡數雙雙居高，美國長期以來監獄人口世界第一，近來連續三年人均壽命在縮短；電視上天天壞消息，不是槍擊犯罪，就是種族衝突、警察暴力，再不就是經濟或環境上的壞消息。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老闆泰勒說，他從不看電視，因為看電視使人沮喪。許多電視台在新聞節目的最後，總要報一兩個尋常百姓中的好人好事來平衡一下。同中國大陸「正能量」宣傳相比，這些都是小兒科的、不痛不癢的「佳話」，流露出的是對現實的無奈。
海納百川去惡揚善
全民共識之下的一個穩定、包容性強、良性互動的社會契約，對政府的合法性、對國家的長治久安好處莫大焉，值得中國為此努力。這個契約應該綜合吸收以上三者的優點，更應努力避免三者的缺陷。
民本主義傳統，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國家強大的綜合治理能力和擔當，民主、自由、平等、包容等原則，這些都應成為新契約的共識基礎。階級鬥爭同社會契約是對立的；它在革命年代必不可少，但在建設時期破壞作用很大。在強大的國家能力下，中國沒有任何社會矛盾不可調解而必須訴諸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
世界變化大勢要求比較強勢的國家，必須弱化個人主義的訴求、強化集體利益，但中國的國情正相反。在中華遺產和共產黨傳統中，權力的權重都太大，而且不斷膨脹，壓得下面喘不過氣來。中國傳統中沒有足夠的力量來制約統治者作惡，而這方面自由主義有很大優勢，應當兼收並蓄。
比如公民社會，它的功能還包括人格的健康發展、社會自治和道德升華，也是創新和企業家精神之源；而中共只看到不安定因素和反對派的搖籃。一個不受侵犯的個人空間是社會活力的保障；改革開放後這種空間自然形成了，但缺乏契約保護，隨時可能被當權者剝奪。缺乏安全感對經濟發展不利，對人格健康的損傷也不可估量。
我對美國的最初印象之一，是連要飯的都底氣十足，自我感覺良好；他們從不卑躬屈膝，作出中國乞丐慣用的可憐相。這種氣質是中國傳統中缺失的。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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