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逢康（筆名「十一劃生」）：南巴大戰與五十年代香港
談起以前香港足球的黃金年代，一定會提到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南巴大戰」，大家談論的焦點通常是這些「世紀大戰」在社會中掀起的熱潮，例如賽前球會中人如何躱起來避開「撲飛」(奔票) 的親友，球迷怎樣通宵達旦排隊買球票，球賽當日怎樣「萬人空巷」等等。
但為什麼南巴大戰這樣扣人心弦？為什麼巴士能夠挑戰南華？且看1950年代各球會的聯賽成績，南華當然是班霸，十屆拿了八屆冠軍，巴士只得過一屆錦標 (東方取得另一屆)，實力似乎相差甚遠，但細看那10年巴士的聯賽排名，除一屆冠軍外，有三屆亞軍，三屆季軍，以整體成績來說，巴士其實在各球會中排名僅次於南華，而在傑志、東方之上，所以最有力威脅南華的就是巴士。
(表1：1950年代華隊四強的聯賽排名。)
這年代的巴士足球隊，在九巴創辦人雷瑞德及其弟雷瑞熊，以及另一創辦人鄧肇堅等人的領導下，人才濟濟，前鋒方面，綽號「顛馬」的中鋒鄧宜杰和「釘仔」劉志霖，均曾兩度成為神射手 (雖然劉那兩次是離開巴士之後的事)，其他還有「大喪」周少雄、李大輝、司徒文司徒堯兄弟、林錦棠、中後場有「長人」劉添、隊長鄧森、李春發、馮坤勝、孔慶煜、羅北、門將衛佛儉等，均為一代名將，多次代表香港或台灣出席國際賽事。
巴士人才之鼎盛，甚至可以在1956年引進升降班制度之前的兩三屆，同時派出三隊球隊分別參加甲乙丙三個組別的聯賽 (二戰前的南華才有此能力)，而且成績斐然，例如1954-1955年這屆，甲組巴士雖然只獲季軍，但囊括了乙丙兩組聯賽冠軍。不但如此，巴士甚至向友會借出「過剩」的球員 (未成熟的新秀和過氣球星)，稱為「巴援」 ，例如1954-1955年那屆，便借出阮焯堃、關景申兩位球員予人手不足的東方。
除了實力雄厚之外，巴士球員每次對著南華都特別賣力 ，令到球賽高潮迭起，尤其是當兩隊在聯賽爭標形勢緊湊之時，南巴大戰更加精彩刺激，令觀眾看得如癡如醉。最佳例子是1950-1951年的聯賽，最後兩隊同分，舉行了兩場附加賽才分出勝負，結果由南華奪標 (2-2, 4-1)，這兩場賽事是香港足球史上最膾炙人口的經典賽事之一。銀牌賽方面，兩隊在1951年、1957年和1958年三次爭奪銀牌冠軍，結果南華勝出兩次，巴士一次，都是精彩百出。
細看那年代南巴交戰的成績，會發現其實巴士敗多勝少，由1947年巴士加入甲組開始，直至1950年代末，一共13個球季，這對歡喜冤家在聯賽和銀牌兩個主要賽事裡面 (不計算華協杯、木盾賽、夏令杯、慈善賽等賽事)，相互比賽35場，南華勝23場，巴士勝8場，有4場平手，大致上是南華勝3場，巴士才勝1場。
(表2：南華巴士於1947-1960年在聯賽和銀牌賽事中對壘的場數和結果，當中不包括1948-1949年南華B隊對巴士的成績。)
原因之一當然是巴士雖強，南華更強，南華擁有三、四條「烟士」(姚卓然、莫振華、何祥友、黃志強) 不用說，還有球王李惠堂之子李育德 (三屆神射手)，中場有當時全港最佳翼衛唐相 (1955年德臣西報最佳球星)、高保強、宋靈聖，後衛有劉儀、郭錦洪，門將鮑景賢、劉建中等，粒粒皆星，球隊實力超班。
(上圖：南巴大戰中的周少雄和劉志霖。)
原因之二，是巴士本身的問題。巴士是一支很奇怪的球隊，雖然年年猛將如雲，但演出和成績卻總是不符預期。更加耐人尋味的是，縱使是紅極一時的名將，加盟巴士後其表現都會大不如前，判若兩人 (例如全港最佳左中衛馮坤勝、曾在南華演出優異的司徒文)，何以如此？
查那年代的香港足球還是業餘制度 (雖然被指實際上是半職業)，球隊在結構和財政上可分為三大類，其一是行「老細」制度的，由富商班主負責球隊經費來源，給予球員的車馬費及其他報酬十分可觀，但不負責球員的職業，其二是軍方和政府部門、公共機構的球隊，由各該部門或機構負擔經費，但球隊由本身人員組成，其三是「兄弟班」，是那些並非第二類而又找不到金主的球隊，便由門票收入支付球隊開支、球員車馬費。
南華是第一類，巴士是第二類，加入巴士足球隊的，巴士公司都會為他們安排工作。根據當年球壇的分析，巴士球員經常演出失準的主要原因，除了訓練和排陣等技術性問題外，巴士球員為工作多於踢球是最基本的因素，這心態與那年代惡劣的社會經濟環境有關。
二次大戰結束後，很多逃到外地避難的香港居民「回流」，隨之而來的內戰和1949年政權易手，造成大量內地居民遷港，又適逢1950年代的嬰兒潮，香港人口在這期間激增，從1945年至1955年的10年間，由60萬增加三倍至255萬 ，港九新界寮屋遍地。令形勢更加嚴峻的是，1950-1953年的韓戰導致西方對中國大陸及香港採取戰略物資禁運，大大打擊了香港的轉口貿易，雖然製造業這時開始迅速發展，但又要面對其他國家 (例如日本) 廉價貨品的激烈競爭 。
香港大學於1955年發表的香港生活費用調查報告顯示，香港勞工階層生活僅免於捱餓，兩頓粗茶淡飯，已花去了香港工人收入的大半，衣食住行之外，餘下的錢，只夠一個孩子上學10天的費用，一個五口工人家庭，每天只可吃上二兩猪牛肉 。人口激增加上經濟衰退，這年代香港人浮於事，普羅大眾生活艱苦，但求有一份工作已心滿意足。
(上圖：1953年12月25日聖誕節的石硤尾寮屋區大火。根據政府統計，1956年有還有30萬難民和寮屋區居民有待安置。)
另一方面，激增的人口對香港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造成巨大壓力，公共交通是其一，加上新界的發展 (1950年代初林錦公路、粉錦公路和荃錦公路建成 )，巴士公司需要大幅增加車輛 (1949年在九龍引進雙層巴士 )、班次和路線，自然需要更多人手。很多球員樂意加盟巴士足球隊，是想獲得一份長遠穩定的工作 ─ 有坐在辦公室填寫月票資料、登記車輛與票數的，有在巴士站頭當站長的，也有在巴士上面售票的 (當年用人手售票)。
巴士公司的政策是，這些球員比賽和練球只能在工餘時間進行。他們下班時候已很晚，還要怱怱趕去球場，在巴士上售票的尤其辛苦，整天要紮著馬才能在搖動的車上站穩，下班已筋疲力盡，更加影響他們在球場上的表現；後來巴士公司調整踢球員工的工作時間，讓他們早點下班。
(上圖：巴士售票員每天在車上紥馬，工作辛苦，負責售票的巴士球員下班後又要趕去球場練球或比賽，影響演出。)
巴士足球隊當然希望球員落力比賽，但球員珍惜在巴士公司的工作多於足球上的前途，雖然有些球會願意給予球星十分豐厚的車馬費，但球員黃金時期有限，巴士球員的心態是以工作為先，最重要是做好這份工，是為職業而踢球，球場上的表現是其次 。
南華新進守門員劉建中曾於1955年被傳有意轉會巴士，當年報章引述他說：為了得到巴士公司的工作，他不介意被派到乙組比賽 ，只不過後來「跳槽」没有成事。很多球員為了得到一份職業而對巴士足球隊趨之若鶩的情況，反映出五十年代香港人為生活打併的困境。
踏入六十年代，巴士足球部主任「熊爺」雷瑞熊淡出領導層，球隊亦隨之淪為「中型班」，除了1966-1967年那屆再獲一次甲組聯賽冠軍之外，對南華已再無威脅，「萬人空巷」的南巴大戰已成歷史陳蹟，而香港社會亦進入一個政治動盪、但經濟穩步成長的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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