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彌昌：舊制度、大革命與深水區
隨着《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出台，中央對今後的治港方向和須處理的問題相信已有腹案，這一系列問題表面上是政治和經濟問題，但深層次來看全屬體制問題，涉及各階層的利益再分配，觸及一些根深柢固的既得利益。不改革則已，一改則牽動各方神經，這種情况就是國內常聽見的「深水區」，意思是重點時期到了，阻力每每會更大，但水底的石頭卻已摸不着。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在2013年通過，其時有評論提出「改革進入深水區，各種利益矛盾更加複雜，各種社會問題更加突出，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重新審視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政府與社會的關係」──目前香港及一國兩制正在進入這種時期，如履薄冰，在決定下一步之前，有必要重新審視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係。而面對這種敏感複雜的狀况，《舊制度與大革命》可為我們帶來一定的啟示。
恨錯難返的一國兩制「舊制度」
《舊制度與大革命》（1856）是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一部描述法國大革命前的法國社會的歷史著作，作品分析了產生法國大革命的成因與社會力量。托克維爾在該書中的最重要洞見，就是指出了路易十六的統治要比路易十四寬鬆得多，人們也覺得自由得多，甚至該時期還是法國的最繁榮時期，並已開始改革，卻偏偏爆發了大革命。簡單來說，正是改革步入深水區後，激起了社會矛盾，令大革命的到來成為歷史的必然。
回到香港這邊，香港一向以自由、法治、廉潔著稱，也毫無疑問是個先進城市，但回歸後政治與社會矛盾不斷湧現，最後更爆發了2019至2020年的政治風波，當中成因，筆者也在不斷反思。
綜觀不同指標，筆者認為較科學及具參考價值的還是《經濟學人》的「裙帶資本主義指數」。2014年3月，香港在該排行榜中排首位，其富豪財富佔GDP的比重接近80%，排名第二的俄羅斯只有約20%，可見問題之深重。
裙帶資本主義指數的重要性，在於它反映的肯定不止是單純的政治與經濟問題，而是明顯指向體制問題。
我們也清楚，問題的源頭在於北京為確保香港平穩回歸，積極統戰和拉攏商界精英，令港英時期的官商共治結構在香港回歸後得到承襲甚至強化，商界精英依靠北京賜予的特權尋租、分利，在陸港兩地市場通吃，卻使香港深層次矛盾在政經的扭曲下愈演愈烈。
與此同時，「積極不干預」和「小政府、大市場」等政策令政府長期缺乏調節和扭轉局勢的能力，只能不斷延續向商界傾斜、對經濟干預最小化的政策。到後來香港成為全球自由經濟的「燈塔」和新自由主義的門徒，更名正言順地將「自由市場、自由貿易和不受限制的資本流動，能創造出最大的社會、政治、經濟利益」這種意識形態奉為圭臬。
香港回歸後實質淪為封建社會
因此，很不幸地，裙帶資本主義、有缺陷的一國兩制實踐，以及「小政府」的局限主導着香港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係，令香港社會呈現了1960年代一句諺語的情况：「對富人執行社會主義及對窮人執行資本主義」（”Socialism for the rich and capitalism for the poor.”），令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如果依照以前的說法，回歸後香港實質上淪為了一個封建、世襲和人治的社會，導致「政」與「治」兩者的分割和剝離──只剩下利益分配的「政」，卻不見治理。
之不過，幸虧香港和國家經濟基調良好，經濟持續發展，非精英的日子還算過得去，但這樣卻漸漸符合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提到的「經濟的繁榮加速了革命的到來」的情况。事實上，當時法國社會階級極不平等，貴族及教士擁有最多的土地，生活奢侈，卻能免於稅項，並手持最多政治特權。而資產階級如醫生、律師、商人、廠主等，他們聰明、富有，但無任何社會及政治地位，更不能成為政府官員──雖然時代不同，但這種積重難返的裙帶資本主義，與香港的情况，可謂如出一轍。
當裙帶資本主義完全滲透到政府、政治和媒體的時候，也意味着這些關係已到了扭曲經濟和社會的地步，從而不斷破壞原本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理想。各種因素的積累與交纏，令2019至2020年的政治風波成為歷史的必然，而且不一定以經濟不滿的形式爆發。
改革很可能將「久突不破」
筆者相信中央已深切了解香港裙帶資本主義的狀况，並決心破除體制積弊，但奇怪的是，北京給香港的新選舉制度安排，卻恍如回到了「舊制度」：作為法國大革命的成因之一，當時的法國國會三級會議由3個部分組成，分別是教士、貴族及平民（即「第三階級」，主要是中產階級）。每級各有一票，所以教士和貴族擁有兩票，但第三階級只得一票，惹來中產階級的不滿，要求將三級會議改制為國民會議，實施君主立憲，遂成為了革命的導火線。
反觀香港的新選舉制度（選委會40席、功能組別30席、直選20席），結構上與三級會議相近，但實際上比每級各一票更為傾斜。筆者不是不知道北京有其政治安全的考慮，但將一個完全是「舊制度」的產物放在新制度裏，對今後改革將相當不利，這也是改革進入深水區的常見情况──由於觸動了自己的既得利益，改革就會放緩。
國內經驗亦顯示，由於政治體制改革相對滯後，「久突不破」就是政府主導型改革的必然結果。
除了上述選舉制度設計與改革的內在矛盾之外，現在北京更將難度提高，讓本來的「封建」力量，反過來權充改革進步力量，那跟叫貓不吃魚而改吃骨頭一樣，是不可能的事。近日我們看見建制派紛紛搶位、卡位，又哪有絲毫「愛國者治港」之心？即使勉強成功，正如托克維爾所指出，在法國，不論革命之前或之後，人們始終依靠中央而不是主動在經濟上或政治上活躍；政治重心在一個只對君主負責的混亂官僚制度中──改革後的香港最多亦只會變成這樣子，精英們斷不會出現中央所希望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如此下去，恐怕一不小心「愛國者治港」將變成「愛國者誤港」，一國兩制亦將可能長期處於破立不定、進退維谷的窘况。
文章原刊於《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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