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正龍：對《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的六點看法
美國參議院日前通過的《2021年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是美國遏華法案的「彙編」。該法案長達1400多頁，包括「芯片和開放式無線接入網 5G緊急撥款」、《無盡前沿法案》、《2021年戰略競爭法案》、「國家安全與政府事務委員會相關條款」、《2021年應對中國挑戰法案》、「其他事項」等六個部分。法案運用國家權力的全部領域，包括科技、外交、軍事、貿易，與中國展開全方位、系統性的競爭，以圖打壓中國的發展勢頭，鞏固美國世界「老大」的地位。這標誌着美國正通過立法形式開啟全面遏華時代。
接下來法案將移交眾議院審議。雖然還會有爭持、增刪、延宕，但法案遏華主要內容不會改變。法案獲得眾議院通過是大概率的事。
該法案主要由兩大部分組成。
一是加大創新投入，全面提升美國科技競爭力。包括撥款500多億美元以增加半導體及通信設備生產；要求國家科學基金會加強人工智能、機器學習、半導體、量子科學等十大關鍵技術領域研究；在2022-2026財年，向新組建的國家科學基金會「技術與創新學部」撥款290億美元，用於大學技術中心關鍵技術重點領域的研究；獎學金和學術獎金；推動學術機構的技術轉移；建立與運行合作平台；關鍵技術研發等。國家科學基金會的傳統部門將在未來五年獲得總額520億美元預算。法案的這些規定，意在佔領關鍵技術領域制高點，將中國先進科學技術研發遠遠拋在後面，繼續對中國實行要害技術的封鎖。
為防止高新技術外泄，法案要求在國家科學基金會成立「研究安全與政策辦公室」，負責協調所有研究安全政策問題，將針對盜用知識產權和破壞網絡安全的制裁手段具體化。此外還包括禁止聯邦僱員參與中國的人才引進計劃，禁止參與中國人才引進計劃的研究人員申請聯邦研究經費，確定中國生產的光傳輸設備是否對國家安全構成風險等。
二是展開全方位的對華競爭。在全面提高美國競爭力的基礎上，法案動用一切可以動用的外交、經濟、軍事、價值觀工具抗衡中國，以圖削弱或延遲中國發展的勢頭。
在外交上，法案重申強化印太安全夥伴關係，特別是由美日印澳組成的「四邊機制」；加大印太軍事援助力度，實施裝備及艦艇轉讓；在西半球、歐洲、亞洲、非洲、中東、北極以及大洋洲全線應對中國的挑戰。在經濟上，法案要求商務部制定中國知識產權侵權清單和中國政府補貼清單，審查出口管制物品清單，並決定是否有必要採取更多的出口管制措施；全面審查美國供應鏈薄弱環節，擺脫對中國的依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的替代發展方案。在軍事上，法案強化與盟友在軍控領域的協調合作；監控中國海外軍事設施；定期報告中國在彈道導彈、高超聲速飛行器、巡航導彈、常規力量、核力量、太空力量、網絡力量以及其他戰略領域的建設發展情況。在意識形態方面，規定從2022年到2026年每年撥款3億美元，以應對中國共產黨的「惡意」影響力。
法案公然干涉中國內政，宣稱台灣是「美國印太戰略至關重要的部分」，並認為「美台官員互動不應有所限制」，美國政府在與台灣「政府」交往時應當採取與其他國家政府相同的方式；在2022年財年撥款1000萬美元支持香港「民主」；針對新疆問題對華實施制裁。
作者針對該法案的幾點看法是：
第一，法案的指導思想是全政府思維。法案涉及幾乎所有美國政府行政部門，為其規划了創新和競爭中應承擔的任務和使命，指出未來幾十年美國必須阻止中國在印太建立區域「霸權」，必須確保聯邦預算滿足對華競爭戰略的需要。
第二，法案使科技成為中美競爭的另一個主戰場。為贏得科技競爭的勝利，法案提出的主要措施便是加大對美國科技創新的投入。按照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法案發起人舒默的說法，該法案「將快速提升美國的競爭力，是幾代人以來對美國創新和製造業最重要的政府投資之一」。此外，法案還通過產業鏈重構、加大對中國科技企業制裁力度、對中國企業實施敏感高科技產品斷供等措施，打壓並削弱中國科技發展的能力。其根本目的是，促使中國產業鏈持續處在中低端水平，遲滯中國產業升級的進程。如果說貿易是特朗普政府與中國競爭的主戰場，那麼科技可能成為拜登政府為與中國競爭而開闢的第二主戰場。
第三，法案是美國遏華戰略「實用大全」，不但包括原則性表述，還制定了具體的落實措施，包括各部門如何協調配合、運作金額、監督檢查、進度時間表等，具有很強的操作性。
第四，法案將產生反噬效果。出於推動立法程序的需要，法案妖魔化中國，渲染「中國威脅」，通篇充斥着冷戰零和思維、對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及中國企業的恐懼和擔憂。美國政客的這種短視的、不負責的做法將產生反噬效果，進一步煽動種族主義，撕裂美國社會，助長反華和反亞裔的仇恨犯罪，引發美國社會進一步動蕩和不安。
第五，法案違背公平競爭原則。法案採取雙重標準，一面指責中國對企業實施補貼，要求美國商務部制定中國政府補貼清單，另一方面又撥巨款支持美國半導體企業，充分說明美國的霸道和虛偽。此外，法案還規定美國基礎建設項目必須使用美國生產的基建材料，將同類外國產品置於被歧視的境地。這種「美國優先」做法是十足的保護主義，它將扭曲全球市場，助長不正當競爭，擾亂全球供應鏈。
第六，中國應防止被美國帶節奏。拜登上台後基本上延續了特朗普政府對華強硬政策，在有些方面甚至走得更遠。拜登鼓吹對華「極端競爭」，近來美國行政部門的一些做法與法案一唱一和，如拜登指示情報部門對新冠疫情溯源展開調查，簽署行政命令將禁止所有美國企業同中國公司進行商貿合作的黑名單從44家中國企業擴展至59家。不久前美國三名參議員還乘軍用運輸機竄訪台北。
與美方「應該競爭的競爭，可以合作的合作，必須對抗的對抗」這一說法相反，我們看到的只有競爭和對立。其背後的邏輯也很清楚，拜登如果放棄對華強硬立場，就會失去中間派和右派的支持，失去其預算案、基礎設施投資案在國會獲得通過的機會，失去在明年中期選舉中民主黨在國會的多數地位。對美國的對華強硬政策，拜登沒有修改的動因。我們不應對拜登政府抱有任何不切實際的期待，而應保持戰略定力，辦好自己的事，在條件具備的情況下，雙方可坐下來建章立制，規範管理，避免中美關係滑向衝突。
文章原刊於《中美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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