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勇飛：解讀何謂香港管治聯盟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在7月7日接受內地網上媒體《觀察者網》訪問時再次建議香港特區應建立「以愛國者為主體的管治聯盟」。在當前和未來的一段時間，香港局勢仍然受到國際環境大變局和香港內部和外部的各種敵對勢力的嚴峻影響，建立管治聯盟確實可讓香港進一步走向良政善治，一國兩制更行穩致遠。

劉兆佳高度關注研究管治聯盟

據資料顯示，劉兆佳在過去30多年來對管治聯盟的建構與香港的有效管治一直高度關注和認真研究。早在1988年，他已經提出了在香港新的政治體制和政治環境下，中央需要主動在香港推進管治聯盟的建設、並借此整合各方政治力量，否則香港會因爲權力在政治體制和在社會上的分割摩擦而難以實現强勢管治。2000年，他指出在沒有管治聯盟的情況下，立法會與司法機關對行政機關的掣肘令「行政主導」只能是設想而非現實。

2012年，劉兆佳再認定在沒有管治聯盟的情況下，中央無法完成香港特區新政權的建設，也不利香港的管治。2013年，他更推出「構建管治聯盟芻議」，較爲具體地提出組建管治聯盟的計劃和步驟。2017年，他對回歸後香港的「自由威權政體」進行剖析，指出行政長官與立法會的社會支持基礎有差異，在缺少管治聯盟的支撐下特區政府難以實現强勢管治。2020年，他又斷言管治聯盟的構建與「一國兩制」的未來息息相關。

據劉兆佳預測，香港以後的管治形態，有可能轉變為中央領導下特區政府和愛國力量共同參與這麼一種三方合作的管治形態。內地中共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和協商制度放到香港，就變成中央領導下的中央、特區政府與愛國力量的合作制度。那究竟這個管治聯盟的三方合作的管治形態應是怎麼樣的？筆者嘗試用圖表把之形象化，以便了解。

「領導」與「協調」有天淵之別

中央就是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前身為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在2020年2月更名。名字的分別，在於「領導」與「協調」之間，而「領導」的功能和權責大大提高，可說是與從前的「協調」有天淵之別。

更名前的幾個月，即2019年10月28至31日，北京召開了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全會提出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必須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管治，維護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四中全會結束後翌日(11月1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在北京舉行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新聞發布會，全國人大常委會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沈春耀出席記者會，並以五點說明四中全會的港澳方針。自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開始陸續落實推行上述提到的治港方針，包括：在去年出台了港區國安法，今年落實了愛國者治港原則，同時也推出了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等措施。

掩飾或迴避黨的領導已經不現實

以上就是劉兆佳所指的中央，那麽中央領導下的特區政府與愛國力量又是什麼？顧名思義，特區政府就是指香港特區政府，至於愛國力量，除了指香港中聯辦，還有民建聯、工聯會、新民黨等建制派政黨，以及廣東社團和福建社團等社團，再加上林林總總的建制組織，但各建制派政黨、社團和組織繁多，組織統籌起來不易，不利長遠。所以，最近一年出現了「香港再出發大聯盟」，今年推出完善選舉制度後選舉委員會又成立了「總召集人制度」，兩個都凝聚了本港社會各界人士，體現了均衡參與，基本已有完善的組織和統籌的基楚建設和能力。因此，絕對有理由相信「香港再出發大聯盟」和選舉委員會的「總召集人制度」，這兩個組織集結和凝聚了全港各界人士，應是劉兆佳所指的愛國力量。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上月中以《擺脫西方誤導，香港該補上黨史課》為題在內地媒體撰文，指出香港回歸24年，「一國兩制」從「井水不犯河水」走向「融合發展」，又認為「在《港區國安法》和新選舉法構成的『一國兩制』2.0版框架下，掩飾或迴避黨的領導在『一國兩制』中的法權正當性及制度作用已經不現實」。田飛龍所指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一國兩制」，與劉兆佳所指出的中央領導下的中央、特區政府與愛國力量的合作制度，幾乎不謀而合，如出一轍。

概而言之，香港的「以愛國者為主體的管治聯盟」，日後或會直接由中央的領導，未來香港特區將在中央的領導下與中央並肩作戰，有利連手抗擊香港內部和外部的各種敵對勢力，也有助解決香港經濟民生等深層次矛盾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