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樂士：「孤狼式」恐襲凸顯國安檢控官身份保密的必要性
黑暴和勇武裝派在2019 年肆虐香港時，他們已經意識到,暴動要取得進展就必須打擊執法人員。從一開始，他們就使用汽油彈和磚塊等就地取材的武器有系統地攻擊警察，然後就著手恐嚇他們的家人。他們不斷對警察進行「起底」，威嚇他們的配偶和子女，並在深夜襲擊已婚警察宿舍。
此外，示威者意識到司法機構在捍衛法治方面擔當重要角色，他們於是也針對法官，分別在終審法院、高等法院和沙田裁判法院外縱火，然後以網絡起底的形式攻擊個別法官。那時情況壞得一發不可收拾，以致高等法院不得不頒發禁制令，禁止公開司法人員及其親屬的個人資料，以及禁止針對他們的威嚇或騷擾行為。許多示威者無視禁令，他們早就視恐嚇某些法官為上策，這亦成為了他們最喜歡使用的手段。
由是，香港社會已經形式一種以威嚇、侮辱甚至恐怖主義活動為手段來推動政治議程的惡劣風氣，這邪氣仍在蔓延,而且受攻擊的不僅是警察和司法人員。
律政司也須用盡辦法保護檢控人員免受攻擊，即便他們到目前為止相對不受影響。雖然去年中頒布的《港區國安法》確實有助恢復社會秩序，但正如最近發生的事件所揭示的那樣，它並未完全消除執法人員面對的生命威脅。例如在6月29日，兩名男子涉嫌管有槍械和爆炸品被捕，據報他們想「殺害知名人士」和在警署製造流血事件。
此外，7 月 1 日發生了兩宗事件，一宗令人擔憂，另一宗駭人聽聞，兩者均凸顯政府官員和執法人員提高警覺的必要性。在當日清晨，有人在下亞厘畢道禮賓府附近的斜坡投擲多瓶易燃物品，當中包括石油氣罐和火機燃料,事件引起一場火警，所幸的是沒有人命傷亡。而在當日傍晚時分，一名黑衣男子在銅鑼灣繁忙街道中以利刀從後刺穿一名警員的肺部然後自殺身亡。
這類襲擊事件在黑暴肆虐期間司空見慣。例如示威者在2019年10月一場騷亂中刺傷一名警員的頸部，在2019年11月用磚塊砸死一名清潔工人，在同月對一名在與他們發生爭執的建築工人施以火刑。這次襲警與黑暴期間的街頭暴力性質相同，難怪暴徒的一些同道中人會把死者稱為「烈士」。
然而,網上竟然有人冊封這名襲警兇徒為「勇士」，並號召同道中人「悼念」他, 這種泯滅人性的行為令人難以置信。其後，數十名黑衣人在案發現場留下白色鮮花悼念兇徒,有一名婦人更是厚顏無恥地拖著手持鮮花的幼童去現場追悼，這可說是最惡劣的虐兒案。當社會充满這種思想扭曲的人時，沒有人可免受安全威脅。警方除了要加強網絡監控外，還要追查是否有人涉嫌犯下煽動罪。雖然迫於《港區國安法》的威力，許多港獨分子暫時偃旗息鼓，但他們對自己的失敗深深不忿，正蟄伏伺機而動。即使沒有境外勢力發號令，他們也會隨時動員，就算是小規模的施襲行動也可以造成極嚴重的後果。
警方擁有槍械和防禦設備，但律政司沒有武器，只能靠其他策略來保護司法人員。一些律師、學者和新聞工作者曾質疑為什麼不公開專門處理國安案件的「維護國家安全檢控科」人員編制，襲警事件解釋了其原委: 這些專門檢控官面臨安全威脅。2001年，律政司透過刑事檢控科加入了國際檢察官協會，而該協會著重的要務之一便是確保檢控人員的人身安全。
2008 年，國際檢察官協會發布了《關於檢察官及其家人安全及保護之最低標準宣言》﹙下稱「宣言」﹚，把檢察官的人身安全放在首位。該宣言規定，「當檢察官正當行使職權致其人身安全受威脅時，各國應採取所有必要措施，確保檢察官及其家人之人身安全得以被國家主管機關保護」。換言之，宣言所指的措施可以是檢察官的保鏢服務，安全諮詢和保護機制等，但絕對不限於這些。
不論是孤狼式或是其他方式的襲擊，邪惡勢力都渴望取得詳盡情報來方便他們的行動，所以務必不能讓情報落入他們手中。例如他們最希望得到處理國安案件的檢控官之詳盡資料，然後用它來攻擊這些檢控官。宣言責成「國家或國家機關應採取有效的措施，以避免檢察官及其家人之個人資訊無必要地被第三人知悉」。因此，若果律政司如某些人主張的那樣，披露司法人員的個人資訊，不僅會危及他們的安全，也違反國際檢察官協會的宣言，而事實上協會所有成員都需要遵守宣言。
《港區國安法》實施一年來見證公義戰勝暴亂，正當香港各界熱烈慶祝法案實施一週年之際，大家切勿忘記暴徒正在潛伏等待發難時機。他們並不是西方政府口中的民運人士，而是連基本人性和道德都缺失的惡棍。上週所發生的事件是不容忽視的警號: 他們被仇恨所支配並受境外勢力慫恿，對警察、檢察官和司法人員構成實實在在的威脅。為了維護法治，我們必須想方設法令他們無所遁形以防患未然,並依法懲處兇徒。
作者是前刑事檢控專員，本文的原文發表在《中國日報香港版》評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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