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慶成:港選委會參選名單剖析
將於明年3月選出香港新一任特首的選舉委員會,在上周四結束換屆選舉提名期。由於今年選舉規則大改以及民主派抵制,本屆選委會的1500個議席僅有兩成半需要選舉,其餘均由報名的候選人協調自動當選,提前確保了選委會主導權落入建制派陣營手中。對北京當局來說,該場選舉的過程雖然平淡,其結果卻是樂見其成的。
眾所周知,以往香港的特首選舉雖然是「小圈子」選舉,但經過各方勢力多年來的角逐,已經形成了數大利益集團。其中,香港主要地產商通過直接或間接左右工商、金融和部分專業領域的選委,成為了特首選舉的主要「造王者」之一。以往北京要推薦特首人選,往往要優先考慮這些「造王者」的表態。
在2016年12月的選委會選舉前夕,時任特首梁振英原本有意參選角逐連任,但不久後卻突然以家庭原因為由宣布不尋求連任。當時外界就盛傳,真正的原因是他未能得到香港地產商的支持。
另一邊廂,選委會長期以來都是由建制派佔據大多數席位,但民主派陣營在過去20多年不斷努力,近年也逐漸擴大了在選委會的版圖,在上一屆選委會中更取到近400席,幾乎有力左右特首選舉大局,地位越來越舉足輕重。
因此,畫面拉闊一點來看,中國政府早前修改香港選舉制度尤其是選舉會選舉,最大的意義就是一下子逆轉了香港整個政治形勢,令北京重新奪回了各大選舉的主導權,確保香港管治權牢牢掌握在當局的手中。
譬如,民主派陣營幾乎在新的選舉制度絕跡,被排除在特區治理架構之外。在逾千名參選選委會的人士之中,只有在五年前脫離民主黨並成立走「第三路線」的「新思維」主席狄志遠和獨立民主派、現任西貢區議會主席周賢明。
另外,新選舉制度也攤薄了香港本地商界的影響力。據統計,在今年選委會參選人士之中,只有不多於100人是來自香港六大地產商。當中,今年93歲的李嘉誠今年更首次不參加選委會選舉,備受外界關注。
相反,滅罪委員會、防火委員會等新的組織出現,加上來自中資企業的參選人增多,在客觀上皆有效「溝淡」了香港商界在選委會的影響力,減低商界「造王者」的角色,讓下一任特首可以避免受到既得利益者的阻撓,施政時不再綁手綁腳。
簡而言之,在新的選舉制度下,不再有任何政治陣營在未來的1500人選委會佔優,只有中央政府才有絕對優勢。最終誰能當選特首,只能由北京說了算。日後選委或只能投票給中央首肯的特首候選人,難以再用選票向候選人「討價還價」。
不過,北京把香港管治權掌握在手中,將反對勢力摒棄在體制之外的做法,也在香港社會衍生出香港政制是否開「民主倒車」的大辯論。在支持民主派的許多港人的眼中,香港人的參選及議政空間已被大幅收窄,他們就像坐在劇院後排的聾啞觀眾,被無從知曉的力量掌控着,只能感受到自己正受到周圍所發生事件的影響,卻無力去參與或者改變這些公共事務。
事實上,北京一直強調新的選委會選舉的一大亮點是:其成員覆蓋面更廣,更能兼顧各階層利益。但從上周報名人士的背景來看,此番說法能否站得住腳,也頗令人懷疑。
比方說,改制後的選委會選舉,在五大界別中新增了基層社團、同鄉社團等代表的分組。這種安排的初衷,是要讓更多基層代表進入選委會,表達基層的聲音。若仔細分析,不難看出這次參戰基層社團的,不乏本地商界人士的蹤影。若說改制等於沖淡了商界影響力,似乎有點小看了商界的野心。
又如新選舉制度增加了全國青聯成員,銳意為香港政壇注入更多新力量。但值得注意的是,各大富豪的第二代也通過不同界別踴躍參選,並順利成為選委。如果說基層青年的聲音在改制後被帶入了選委會,恐怕也是一大疑問。
無疑,近年一些歐美國家的政府施政無方,導致西式民主在中國不再具有道德光環,令北京部分人士以為香港的政制發展沒有必要仰視西方,進而對香港選舉制度動大手術,旨在建立一套「有香港特色的新民主選舉制度」。但話說回來,西方不亮不等於東方亮,如何建立一套有別於西方、符合香港利益的香港特色選舉制度,仍需要謹慎摸索。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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