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凱文：公務員用假「安心出行」的啟示
警方日前接獲灣仔入境事務大樓職員報案，指有人懷疑使用虛假手機應用程式進入大樓內，經到場調查後，以涉嫌「行使虛假文書」罪名拘捕4男1女，當中竟然包括一名34歲入境事務主任、一名28歲入境事務助理、一名45歲審計署審查主任、以及一男一女分別28歲和22歲的入境處外判員工。不諱言的說，此事反映了幾個問題，值得我們反思。
首先，使用「假安心出行」，或者後來有人特意指出「安心出行」的漏洞，教導他人如何以不連網的手機使用「安心出行」，以後以卸載再上載刪除出行紀錄，都是源於部分非建制派過去散播的陰謀論，聲稱政府借此對市民進行監控。換言之，用假「安心出行」的行為本身，是一種抗疫上的故意不合作甚至妨礙，但是香港至今，都沒有禁止市民妨礙防疫或煽惑他人妨礙防疫的法例或規例。
其次，今次5名使用「假安心出行」被捕的，都在政府工作，讓人不禁想起作家屈穎妍在《物先腐後蟲生》一文所言：「公務員不帶頭防疫，反而帶頭違反防疫規例造假，如果出事爆疫，令政府追蹤不到感染者，後果堪虞」，而屈小姐在文中還提出了一個觀點，值得大家警惕，那便是「公務員手執香港不同命脈，只要有人在哪個位置動一下手腳，或哪個關節位鬆一粒螺絲，架構就有機會崩塌」。
畢竟，被西方稱為「非暴力戰爭的克勞塞維茨」的吉恩·夏普（Gene Sharp），過去便曾在其《非暴力行動的政治》一書中，提出198種非暴力行動方法，當中教導市民及公職人員可以「頂頭上司不在就不工作」、「以表面上的積極服從法令掩飾不服從」、「故意執行不力」及 「鑽法律漏洞而不貫徹執行法令」。
與此同時，由於當年為了平穩過渡，遂以《基本法》第101條規定，准許原有的港英政府公務員在回歸後留任，即俗稱的「直通車」。如此一來，今次有公職人員使用「假安心出行」被捕，又是否反映有些公務員跟政府的領導班子並非同心同德，甚至受到吉恩·夏普的影響，在政府內部充當「第五縱隊」，進行各種「軟對抗」或「硬對抗」呢？
如果有的話，政府在回歸以來的各種低能失效，便是由來有漸，而這又衍生出屈小姐在文中所揭示的第三個問題，那便是現在被捕的幾位公務員，「他們早前定必宣過誓」，而這幾個人之所以被捕，顯然不是純粹的瀆職或者玩忽職守，而是有着故意在抗疫上不跟政府合作的對抗意味。在此情況之下，他們之前為何又能宣誓過關的呢？監誓人當時又曾否審視對方作出的誓言，乃是出自真誠？還是早前的公務員宣誓安排，只不過是流於形式的呢？
更值得深思的地方，是屈小姐認為對方的做法，「明顯是違反誓言，該多告他們一條發假誓的罪」，由於「發假誓」在香港特指「宣誓下作假證供」，所以屈小姐相信是想說這幾個人作出虛假聲明或誓言。然而，政府現行的公務員宣誓安排中，有明確列明作出虛假聲明或誓言的罪責乎？有明確列明事後違誓的法律後果乎？更重要的是，假如有公務員違誓，又是誰負責審查和作出處罰？
由是觀之，屈小姐在她的文章中，揭示了今次公務員用假「安心出行」的兩大問題：一是修例風波雖已平息，但是我們也要警惕，有人可能在政府內部搞各種「軟對抗」或「硬對抗」，阻撓政府有效履行職能；二是之前的公務員宣誓安排，有流於形式之嫌，而且作出虛假誓言或違誓的法律後果不明確，我們也難以確保違誓後的紀律聆訊，不會出現「官官相衛」的情況。似乎，建立一套獨立於公務員系統外的公務員盡職審查及紀律聆訊制度，實在有其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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