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學通：避免戰爭，但非常恐懼
在巴拉克·奧巴馬的第二個總統任期內，就有學者提出中美競爭將很快會引發一場新冷戰的觀點。然而，自那以後美國已換了兩位總統，但新冷戰卻至今仍未發生。
雖然中美兩國領導人都已說過不想進行冷戰，但現在仍有許多人堅持冷戰很快就會到來的觀點。鑒於，中美兩國政府對雙邊關係的性質也無法達成共識，因此就值得討論一下中美競爭到底是「新冷戰」還是「不安的和平」。
意識形態擴張、代理人戰爭和核威脅三者構成了冷戰的特性。曾經阻止了美蘇發生戰爭的核威懾在中美衝突中發揮着同樣的作用。但是，中國政府意識形態的獨特性使得無法在全球進行拓展，同樣美國國內的民粹主義也使美國政府無力在世界上拓展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拜登政府的戰略目標防止現有的西方民主進一步萎縮，而不是在全球範圍拓展西方的民主。因此，中美意識形態衝突不大可能升級為戰爭。只要中國堅持和平統一台灣的原則，中美陷入代理人戰爭的可能性就很小。當中美不以代理人戰爭來拓展各自的意識形態，它們的競爭就很難成為冷戰。
「冷戰」是一種戰爭，即通過代理人戰爭尋求意識形態擴張，而不是一種和平。故此，無人將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相對和平定性為冷戰。美蘇冷戰是超級大國之間一場特殊性的競爭。冷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沒發生過，至今也未發生過第二次。以中國歷史上的「春秋」和「戰國」作類比，兩者是兩種不同類型的大國戰略競爭，前者是為了爭霸，後者是為了兼并。因此，無人將「戰國」定義為「新春秋」或者「第二個春秋」。所有大國競爭在本質上都是一樣的，即爭奪權力，但是在不同歷史時期其特殊性是不同的。
由於中美競爭發生在數字時代，因此它與過去美蘇之間的冷戰有很大區別。這種差別包括了競爭空間、競爭內容、競爭戰略和決定競爭勝負的要素。對它準確的定義是不安的和平，而不是熱戰或冷戰。中美競爭是在自然空間和網絡空間同時進行的，但在網絡空間的競爭比在自然空間的競爭更為重要。
中美競爭會日益加劇，但雙方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很小，不確定性則是兩國競爭的最主要特性。這種不確定性將使全世界籠罩在戰略恐懼之中。
在數字時代，中美的相互核威懾仍可防止兩國陷入自然空間的戰爭，如同防止美蘇戰爭一樣。與此同時，雙方在網絡空間的競爭卻不會像傳統戰爭那樣造成大規模人員傷亡。雖然網絡攻擊有可能帶來的經濟損失大於戰爭，但不會引發自然空間的戰爭。
在當今時代，數字經濟是大國財富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廣義的數字經濟概念，數字經濟已佔了美國GDP的一半以上，佔中國GDP的近40%。意識形態擴張和代理人戰爭都不可能比數字技術創新能更有助於中國或美國增加創造和增加財富。歷史上，大國的確發動過戰爭以獲取經濟財富，或佔領領土，或奪取自然資源。然而，在數字時代，數據已成為主要的經濟資源，數字技術創新將數據轉化為財富，其創造財富的速度與規模都超過其他方法。更為重要的是，數據作為一種經濟資源，其特點與自然資源是相反的。數據是越消費越多，而自然資源則越消費越少。這意味着，經濟競爭不會導致中美之間發生戰爭，代理人戰爭也不太可能。
在數字時代，國家安全的核心是網絡安全，而非領土安全。戰爭，包括代理人戰爭，都無力提高國家的網絡安全。
2021年中美在台灣問題上的衝突加劇，許多人認為台海地區已處於擦槍走火有引發戰爭的危險之中。然而，兩國首腦在11月舉行的視頻峰會有效地弱化了這一危險。這表明，首腦熱線是可以防止中美地緣戰略競爭升級為代理人戰爭的。這一結果還意味着，中美防止代理人戰爭比管控相互網絡攻擊要容易。幸好，網絡攻擊不會引發新冷戰。
不確定性是數字時代國際政治最突出的特性。數字經濟、網絡攻擊和社交媒體共同塑造了這一特性。數字經濟加速了國內社會的兩極分化，增加了普通民眾對政府的不滿；網絡攻擊擴大了國內的政治分裂和對抗；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社交媒體則快速塑造廣泛的反政府輿論。
這三個數字因素極大地提高了政權安全威脅的不確定性。因此，外交決策往往被政權安全考慮驅動而不是由國家安全驅動。由於政權安全比國家安全的不確定性強，因此在不安的和平時代，世界充滿高度的不確定性。
總之，中美戰略競爭更準確地說是不安的和平，而不是新冷戰。中美之間不太可能發生戰爭，但在未來10年里兩國都將十分恐懼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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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中美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