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執政一周年 中美專家論兩國關係走向
拜登政府上台已滿一周年，日前，美國卡特中心與中國人民爭取和平與裁軍協會共同舉辦了線上研討會，一同探討目前的中美關係走勢以及兩個大國應如何管控分歧並找到合作點。
中國外交部原副部長何亞非首先表示，很多人都在討論，我們正在見證一場新冷戰的開始嗎? 他認為並沒有冷戰。「去年，習近平主席和拜登總統的視頻會晤中，兩位領導人都表明了中美不會進行新冷戰。對中國來說，和平發展是一項戰略而不僅僅是一種修辭，過去幾十年來，中國一直在實踐，因此我不認為有任何理由懷疑中國的戰略意圖。此外，中國認為，和平發展有利於中國自身，也有利於世界，有利於促進和平與繁榮。中國沒有也不會效仿其他大國用武力征服別國，中國一直努力尋求與其他國家的合作和友好關係，特別是與美國盡可能避免衝突、對抗。但中國也明確將不惜一切代價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大國責任。」何亞非說，「雖然美國在全球化時代的實力相對下降，但這不是美國自身的衰落，可美國對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變得非常焦慮，以至於通過其聯盟試圖遏制中國。我相信中美關係最低潮的時候已經過去了，因為兩位領導人已經進行了幾次對話，對這一重要關係的發展方向給出了明確的指導，雙邊在貿易、金融、氣候變化等領域的合作正在進行中的。」
何亞非強調，儘管兩國有許多差異，但兩國能夠繼續尋找有共同利益的領域，鞏固甚至擴大雙邊和多邊合作。但不幸的是，美國決心建立針對中國的基於意識形態的或大或小的聯盟。撇開中國過去幾十年取得的巨大成就不談，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消除貧困、改善民生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因此，這反映了一些國家反對中國的根深蒂固的政治意識形態。最近的民意調查顯示，美國人對中國人的負面情緒正在上升，這令人擔心。中美兩國都應該為健康和強勁的雙邊關係做出努力。如果兩國在國際秩序方面沒有一些基本共識，那麼全球公共產品的提供也就無從實現。如果我們不合作，將一事無成。政治競爭如同「怪物」，我們不應允許它劫持中美關係這一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兩個國家都需要認識到合作的必要性和廣泛的可能性。中美競爭並不是兩國關係的全部，我們需要平衡、全面地來看待我們的關係，思考我們的去向。在過去的七十年裡，全球化及其相關的一切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世界，冷戰的歷史不可能重演，中國領導人在許多國際場合一再向世界保證，中國不會做擋路人，無論中國如何發展，都不會挑戰現有全球秩序。
前美國國務院代理亞太助卿董雲裳表示，關於中美之間的競爭已經討論了很多年了，那麼為什麼我們不能適應或創造一種更好的方式來應對我們都認識到的這種轉變？事實上，地緣政治競爭是一個現實，但如果把這種關係公開地描述為一種競爭關係，我們就會很快把它推入一個惡性循環，這就是中美過去幾年所處的境地。那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來負責地管理這種關係？我們兩國政府之間肯定需要有更多直接的官方溝通。溝通解決不了所有問題，但不溝通什麼都解決不了。
「在新冠疫情的限制之下，很多事情變得困難，這是非常不幸的發展。在沒有更好的溝通的情況下，我們至少應該明確和一貫地重複官方立場而避免造成混亂和猜疑。媒體環境使其更加困難，但雙方領導人可以保持一致。去年拜登總統和習近平主席的視頻會晤就是非常有用的，強調同樣的立場是必要且重要的。中美兩國政府在重大、敏感問題上不發生意外是避免衝突的關鍵，氣候變化是中美目前可以加深合作的一個主題。我最關心的是如何處理台灣問題，我認為台灣問題是中美之間最危險的引爆點。我想敦促中國大陸找到一種方式，擴大與台灣人民的交流。我認為，由於大陸和台灣之間欠缺溝通渠道，華盛頓在這個問題上處於主導地位，我不認為這是處理這個問題最好的平衡方式，我希望兩岸關係能夠回到穩定的管理上來，這是為穩定中美關係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董雲裳表示。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所長邵育群說，今年，中美兩國國內都有一些政治大事，但總的評估是兩國政府希望穩定這種雙邊關係，因為這符合兩國政府的利益。但我們也應知道，中美雙邊關係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不太受各國國內政治的影響。中國的一些觀察者不太看好美國民主黨今年在中期選舉中的結果，因此，他們中的一些人會認為，拜登團隊將不得不對共和黨內的一些鷹派人士做出一些讓步或妥協，所以對改變對華政策也沒有很高的期望。邵育群認為，改善雙邊關係的動機是不夠的，這是相當令人擔憂的。
「今明兩年對於中美雙邊關係的改善和穩定是非常重要的，這是一個機會之窗，雙方都應該努力抓住這個機會。因為我注意到，現在在中美都有這樣一種想法:無論我們做什麼，對方都不會明白。我不這麼想。我認為這兩年非常關鍵，我們必須更加努力。台灣是我們關係中最重要和最危險的議題。拜登總統說過，美國不會支持台灣獨立，但不是僅僅這樣中國就放心了。我認為現在面臨的挑戰是美國認為美國與台灣的關係和美國與中國的關係是平行的。在中國方面，我們已經採取了相當多的軍事行動來警告「台獨」勢力，並反擊他們的行動，但所有這些軍事活動都被視為大陸將入侵台灣的一種信號。雙方都必須開誠布公地討論底線所在，不要受國內政治和宣傳的影響，一起明確在台灣問題上『哪些事情絕不能做』。」
美國亞洲協會高級研究員艾斯頓（Anna Ashton）強調，縱觀美國國會，有前所未有多的法案涉及中國，但中國不能成為美國所有問題的替罪羊，或者說提出每一項政策的理由。很明顯，美國國內現在存在嚴重的分裂，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兩黨議員可能會圍繞針對中國的挑戰而走到一起，但這扭曲並誇大了人們對美中關係的普遍看法，還阻止了政策制定者制定一些外交政策。通常情況下，當提到中國時，它根本與外交政策無關，這是一種極其不負責任的方式，因為中美關係非常關鍵，也是導致兩國都正在經歷深刻、長期的不穩定性和巨大的壓力。我們應該知道兩個人口眾多的大國存在的複雜性，特別是美國應該多去了解中國的複雜性，雙方都不應該總想着傷害或者超越對方。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前院長蘇格表示，中國希望美國對中國的發展持開放包容的態度，歡迎中國的發展和機遇，和平發展不應被看作是一種威脅，世界在進步，我們不會倒退到一個冷戰時代。他表示，在利益衝突問題上，各國都需要追求符合本國國情的政治制度和發展模式，這需要通過談判進行協調。經貿問題不應政治化，那些不容易調和的結構性問題必須有有效的危機管理機制，這也是為了解決我們可以合作的具體問題。
蘇格說，中美雙方可以在執法、能源、網絡安全等其他領域加強實踐和務實合作。在國際和地區層面，在多邊合作方面，要加強交流，鞏固雙邊關係的社會基礎。在世界範圍內，有三個最緊迫的任務：第一是抗擊新冠疫情，第二是氣候變化，第三是世界經濟復甦。為此，中美兩國可以一起做很多事情。兩國去年底在格拉斯哥的氣候變化峰會上的聯合聲明就發出了非常積極的信號。除此之外，我們兩國還應加強對朝鮮半島無核化、阿富汗局勢、緬甸局勢等國際地區問題的協調合作。
美國杜克大學中國資深顧問西蒙（Denis Simon）指出，科技合作和教育交流曾經是中美關係的基石之一，但突然之間，它變成了衝突的核心，但事實上，就連所謂的貿易戰也實際上是一種技術戰爭，而不是真正的貿易。現在，美國科學家擔心他們會洩露一些所謂的秘密，而中國擔心他們的科學家訪問美國會惹上麻煩。他認為，阻礙中美兩國科學、技術和教育合作的真正障礙在於，我們繼續依賴於上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制定的一系列合作協議和框架，而這些協議和框架或多或少已經過時了。
「以前，中美之間存在巨大的差距，但現在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運行良好的科技體系和現代科技基礎設施在某些情況下甚至令美國等國家艶羨。那麼，差距縮小甚至消失後，我們怎麼才能讓這一切回到正軌呢？我認為我們需要考慮到存在的問題和已經取得的進展並制定一套新的協議來支持雙邊合作。這些年，我在崑山杜克大學（註：由美國杜克大學和中國武漢大學合辦的大學）看到中國、美國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年輕國際學生一起工作，相互交談，這是未來的希望，這些年輕人將成為未來商界和學術界的領袖，如果他們能把他們在今天的課堂上建立的信任和理解帶向前，那我們的未來將和平而遠大。中美之間一定要重燃雙邊教育交流與合作, 不干涉學術自由，讓它們向前發展，產生積極的效益。」西蒙說。
中國問題專家、美國波士頓大學教授傅士卓（Joseph Fewsmith）稱，我們的出發點之一就是要認識到中美之間的敵對關係對中美兩國都是有害的，從認識到這一點開始思考如何擺脫這個惡性循環是很有用的。我們正處於一個惡性循環中。也許去年中美元首的視頻會議已經有了一點改進，但總的原則是，當你在「破壞關係」時，你首先要做的就是停止「破壞」。我們現在可以做的其中的一部分就是氣候變化方面的合作。
「外交的意義就是讓其他國家對你有更好的印象，中國也需要改變外交氣氛。當碰到一些棘手問題時也不能迴避。比如學者們不太愛提到的人權問題，它需要以一種更好的方式來解決，而不是簡單地否認問題的存在。中美兩國認識到建立溝通的困難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曾經有數十個各種層級的對話，但看看現在，我們都不要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無論如何，我認為如果有意願改善這種關係，中美關係是可以改善的。」傅士
卓表示。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蘇曉輝首先談到了危機管理，她說，中國願意與美國合作，但問題是兩國如何合作。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危機管理並不局限於熱線，兩個大國之間處理緊急事件或危機的溝通渠道應該是一套機制，通過多種渠道來討論我們所面臨的安全挑戰。第二，中國和美國可以在核不擴散方面進行努力。最近，朝鮮半島的局勢引起很多關注，因此半島無核化問題可以是中美合作的一個點。事實證明，戰略容忍是行不通的，該是找到另一種方法來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了。第三，全球治理，為什麼中國和美國不能再對抗新冠疫情上合作？中美兩國應共同進行病毒溯源調查來對抗這次大流行病，去年元首峰會時有提到了兩國應該在這一領域開展合作，這是中美兩大國嚴肅討論這一問題並努力合作的起點，讓我們攜起手來，真正造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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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中評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