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觀察：出差到上海

 
1985年仲春，我棄官從金融。

毅然投身於中國大陸的浩浩蕩蕩的改革開放。深信當時只是起步。大勢所趨，不可逆轉。心裏盤算，縱使自己沒有人脈，沒有背景，只要努力，肯跑，進入寶山，總歸會拿到一些寶物吧。

踏上這條不歸路。心中實是忐忑不安。深知在生意場上「識字不如識人」。如何找到朋友，可以引薦到大陸的金融圈子？總算遇上一貴人。他跟我自小相識。小學同學兼是教會弟兄。他在廣州一家知名的大學念國際金融本科。畢業後，任職於香港一家中資銀行。他無私地介紹大陸的好同學給我聯繫。有北京的，福建的，廣東的，結果我在這些地方的金融業務，開展的特別順暢，業務量也是各地之冠。

80年代初，大陸從金融本科出來的專才是鳳毛麟角的。雖然位置不高，可是具體業務操作全靠他們。他們的領導大都不懂外語，二不懂業務，都是靠這班年輕人與外資銀行打交道。與他們關係好，合作無間，實際業務肯定無憂；另一方面，當然也要給領導們，十足面子，套路就是這樣。

唯一的盲點就是上海。

當時，一點關係都找不到。只有硬着頭皮，迎難而上。到每個城市，拜碼頭都要去中國人民銀行（人行），中國外管管理局（外管局），中國銀行（中行），以及當地地方財政支持的國際信託投資公司。上海也不例外。

人行與外管局是管理監管機構，中行與各地的國際信託投資公司是業務的對口單位。當時，國有企業，除非有外管局特批，都不可以與外資銀行做融資業務。都要通過剛才所說的專營外匯業務的金融機構的渠道，才可以有業務往來。民營企業幾乎是不存在。有的都是一些小打小鬧的個體戶。一直到80年代末，才有些有點規模的民企在廣東，浙江與江蘇出現。外資銀行都不能與他們有直接的融資業務。

外資銀行可以與中外合資企業直接有業務往來。可是，當時也是少之又少。80年代，外資金融機構，一窩蜂地湧進大陸，可以做業務的單位其實不多。形成僧多粥少的局面。國內可以做外匯融資業務的機構，反而變成「皇帝女，不憂嫁」，外資金融機構與國內的機構的關係是倒過來的，拿着錢的外資銀行去求大陸的金融機構用他們的錢。實是天下奇聞。也反映中國領導層的策略高明。拿捏得非常好。一方面可以擺出姿態，另一方面，可以穩穩檔檔的，一步一腳印地對外開放金融。不出亂子。中國的外債規模一直管控嚴格。這樣反過來，更令外資銀行有信心向中國放貸。可是，令我這個新一代洋買辦，非常難開展業務，特別是在上海。

生意雖然難做，可是，我們還是特別熱愛來上海。連我的德國老闆也是。因為上海主要的金融機構都設在外灘。中國銀行的辦公大樓還是使用着1937年建好的老洋樓。德國人來到猶覺感慨萬千，因為那塊地方原來是德國總會。中國與德國，在一戰是交戰方，戰後由中國接管，成為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的辦公大樓，後來拆建，於1937年建成現在的大樓。

上海信託投資公司，辦公的地點就設在解放前的英國領事館裡面。

上海外灘原來就是英租界。整條中山東一路歐式建築物的外貌，雖然是歷久失修，缺乏保養，假以時日，定必再放光芒。底蘊猶在啊。二十年後，確實再放異彩。當上海再次起飛後，紛紛換上新衣，換了人間。
到他們辦公室開會，是一種穿越時空的經歷。恍如時光倒流上百年。及後，人們會發現，在上海能用上好的老洋房，都不是尋常百姓家。要麼是實力雄厚的國有機構，要麼是腰纏萬貫的民營企業。除了在上海，天津，武漢和青島的國有金融機構，都是用清代留下來的老洋房作為辦公大樓的，顯得特別有氣派。

說穿了，除了生意有壓力，來上海甚麼都好。

80年代初，上海的經濟開發程度，遠遠落後於廣東。當時碰到上海的金融圈子朋友，經常把以下的一段話放在嘴邊：「因為上海是新中國的長子。不能亂的。國家的財稅收入，一半是靠上海。」 他們的潛台詞是我們現在暫時的落後，是有原因的。不是我們沒有能力，是國家政策使然。時候未到而已。穩定壓倒一切。後來發現他們所言非虛。當上海一發力，果然是老馬有火，非同小可。90年代有句順口溜：「80年代看廣東，90年代看浦東」

晚上有空，去和平飯店，聽那些老傢伙，彈奏爵士音樂，消磨一個晚上，是上海的特色，是上海的腔調。其中國的唯一。

去陝西，一不小心就撿到文物；在上海租界，看着那些老洋房，就好像聽他們在細說着歷史的滄桑。華山路的丁香花園2號樓，在80年代中，竟然變成一座Disco舞廳。後期，又租給一香港人，開辦了一粵菜館—申粵軒。話說丁香花園原是李鴻章的兒子——李經邁的物業。他的母親是李鴻章繼室的丫環所生。縱使他是當時浦西的大房地產開發商之一。生前卻備受冷眼。這樣的故事，說之不盡。

這就是出差到上海迷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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