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璐：重塑香港管治權威 疫情肆虐下「愛國者治港」的時代大考
虎年春節剛過，香港並沒有迎來眾人期盼已久的通關，反而迎來了達到歷史高峰的新冠感染病例，戲劇性地出現了扶老攜幼「大逃港」的現象。兩年多的封關，疫情反覆，經濟下滑、民生凋敝，香港人苦不堪言。如任由疫情肆虐，香港何談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還會被孤立於國際社會之外，香港將會成為一座「孤島」。
疫情前，香港管治團隊面臨的管治生態已「舊傷累累」，如行政立法關係惡化、行政主導制式微、港人國家認同歧異、社群心理扭曲、貧富差距鴻溝、互信基礎缺失等。而今，疫情肆虐，香港管治團隊面臨的管治生態「舊傷還未好，又添新傷」。香港管治團隊的「抗疫」之路在以內地「動態清零」、「精準防疫」的積極抗疫戰略與西方國家「與病毒共存」消極躺平策略中左右搖擺。防疫抗疫工作在意識形態、政治站位上，搖擺不定、顧此失彼、出現了「防疫政治化」的傾向，以至漏洞百出，民怨沸騰，香港管治團隊的公信力和威信再次遭到重創。
在複雜的國際格局以及香港社會裂痕日益嚴重的背景下，香港管治團隊應清醒地認識到：當前「愛國者治港」的政治環境是依靠中央的憲制權威強力介入重構的新局面。香港管治團隊雖已具備了法理意義上的「制度型權威」，卻並不意味着其擁有 「管治型權威」。 新選制下的香港特首選舉即將到來，如何重塑香港管治團隊威信，使政府與社會積極有效互動、獲取民意對政府施政的最大認同是疫情肆虐下「愛國者治港」的時代大考。
重塑管治權威應明確憲制基石與責任倫理
重塑香港管治團隊的「管治型權威」 應以「憲法與基本法」、「一國兩制」、「愛國者治港」作為憲制基石與責任倫理。政治制度權威中最具權威性的制度權威形式通常是以憲法形式來體現。香港特別行政區乃根據中國憲法而設立，《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方針也是以憲法為依據而制定。香港管治團隊要改變香港回歸以來，對憲制秩序的漠視，在施政的過程中，應時刻清醒地意識到其施政的憲制責任倫理，要有大局意識，站位要高。
香港即將迎來新選制下的行政長官選舉以及行政管治團隊的重組。根據香港基本法的規定，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既是香港特區政府的首長，也是香港特區的首長，同時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雙首長」身份和「雙負責制」使行政長官處於特別行政區權力運行的核心位置，意味着行政長官必須有權威、尊嚴、榮耀和責任，實現法理型權威和管治型權威的有機統一。特區公務員是特區政府主要骨幹，應對特首及特區政府「絕對忠誠」。「一國兩制」下，香港公務員是不僅是特區政府公務人員，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公務員」，要從深層次的制度層面去改變歷年來香港公務員國家觀念及國民意識的淡薄，及對《憲法》及《基本法》憲制秩序漠視。香港公務員要重新思考「雙重身份」，並且從內心真正認同並在政策實施中得以貫徹。在此次疫情防控上，正是因為香港管治團隊大局意識不清晰、政治站位不明確，在為民服務的「大政治」問題上喪失「靈魂」，從而搖擺不定、顧此失彼，才導致防疫工作漏洞百出，疫情反覆得不到控制。
在「愛國者治港」的新時代，香港管治團隊只有高屋建瓴地樹立起大局意識、站位清晰，香港才能在「一國兩制」下半場找准自身定位、抓住國家發展機遇、用篤定和從容的心態應對未來香港將會面臨的種種機遇與挑戰。
重塑管治權威應提高管治效能、重塑管治文化
重塑香港管治團隊的「管治型權威」， 應針對不同施政問題領域，在「自由放任」的小政府與「進取高效」的大政府之間切換，穩健、高效、迅速的進行管治應對，提高管治團隊的決策水準、管治效能，重塑「愛國者治港」新時代的管治文化。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管治團隊遵循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管治理念和管治文化，創造了香港的經濟發展與騰飛。在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這種政府「積極不干預政策」 被譽為「自由市場的典範」，這種管治理念深入滲透香港社會，具有廣泛民意認同和深厚的社會基礎。回歸後的歷任行政長官已經開始意識到，香港的政治經濟發展環境已經不同於以往，政府應更加積極有為，並試圖對這一管治理念做出新的闡釋和調整。 但時至今日，香港社會一方面認為政府應該多擔責任，另一方面則對政府積極干預的形式、範圍、程度，持小心謹慎態度。這種偏向自由的管治理念和管治文化與行政主導積極、進取、高效、迅速的要求不相適應。長期以來，這種社會心態以及香港管治團隊的管治慣性直接影響到政府貫徹行政主導的意志力和方向感，也讓香港的管治團隊形成了對以往管制文化的路徑依賴。
然而，此次的疫情防控屬於緊急公共衛生事件上，香港管治團隊不僅仍在潛意識中遵循着「自由管治」的路徑，按部就班地遵循「程序規範」，在處理疫情這類緊急的公共衛生事件上表現極度乏力。香港某些公務員在抗疫期間對其「責任」範圍斤斤計較，對不屬於自身責任範圍之外的事務，高高掛起，與內地公務員在防疫中的奉獻與堅守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疫情大爆發時，香港檢測能力遠遠跟不上疫情發展的速度，市民檢測甚至需要排隊數個小時，增加了聚集交叉感染的風險；醫療系統運作頻頻出現高負荷狀態，感染者並不能妥當得到收治與治療等。這些事件不僅讓香港民眾，也使得中央對香港管治團隊開始失去信任感，對其管治能力產生了嚴重的懷疑。
在「愛國者治港」的新時代，香港的管治團隊應針對不同施政問題領域，在「自由放任」的小政府與「進取高效」的大政府之間切換，在尊重公民社會「自由主義」政策傾向與需要進行「高效、以結果為導向」的決策領域之間進行平衡，努力提高政府的決策水準、管治效能，完善問責制。針對不同的問題領域重塑新時期香港管治團隊文化是增強政府社會認受性的重要方面，也是強化行政主導、提高政府管治威信的重要條件。
重塑管治權威應重建政治傳播生態
重塑香港管治團隊的「管治性權威」還應在尊重民意、彌合民意裂痕的基礎上，重塑健康的政治傳播環境。香港管治團隊的管治性權威為何一直被港人質疑，與香港的政治傳播環境息息相關。從整個香港政治傳播生態上來看，回歸後的香港政治傳播生態和框架在較長時間軸中是被本土化中的「極端勢力」與國際化中的「分離勢力」兩股力量交替掌控，兩股力量在政治議題傳播過程中控制着傳媒口徑、傳播內容與框架設定，創造着香港民眾了解政治事件的「擬態環境」。香港回歸祖國近25年，仍有不少港人，對國家《憲法》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關係及《憲法》對香港的重要性認知不深，部分港人對「一國兩制」、「國民身份」等基本常識仍存在錯誤和片面的認知。
只有「管治型權威」的確立才能真正實現香港管治團隊治理過程中的「制度效能」。疫情期間，香港市民對管治團隊推行的種種抗疫政策經常消極抵制、陽奉陰違，使得政府的防疫政策難以有效地執行。在虎年春節期間，香港政府已經多次呼籲減少聚會、保持社交距離，然而眾多香港市民仍然參加各種派對和跨家庭聚會，加速了疫情迅速擴散。這與市民的抗疫疲勞以及對管治團隊信任感的喪失密切相關。如果民眾對管治信息抵制、甚至詆毀的話，不僅管治團隊的管治效率將大大降低、而且還會影響到政治社會環境的平穩有序。
在「愛國者治港」的新時代，香港的管治團隊應在尊重香港的政治傳播生態獨特性和香港市民的使用媒體手段和習慣的同時，將新時期香港的政治傳播進行頂層設計，增強「愛國愛港」傳媒的公信力及政治話語與政治闡釋「框架化」設計、消解目前二元國際傳媒格局對香港政治傳播生態的分化與影響。健康的政治傳播生態能夠使香港公民社會增強對香港管治團隊的信任，促進香港政府與社會的良性互動與政策的推行。只有在治理過程中，管治團隊的宏觀政治傳播信息與微觀政治傳播平民化同頻共振，才能有效地重塑香港管治團隊的權威。
總之，在「愛國者治港」的新時代，香港管治團隊「管治性權威」的重塑應在「憲法與基本法」、「一國兩制」、「愛國者治港」的憲制規範下，在尊重民意、彌合社會裂痕的基礎上，穩健、高效、迅速地針對不同施政問題拿出方案。應以港人的核心關切作為施政的出發點，最大範圍符合市民們的期望，維持操守廉潔和正面形象，重塑「愛國者治港」新時代的管治文化和健康的政治傳播環境。
當前香港第五波疫情來勢洶洶，中央對此高度關注，並已經做好從各個方面幫助香港抗疫的準備。香港管治團隊應意識到：香港只要有求，祖國必定有應，香港管治團隊應該利用這次機會，充分學習內地的抗疫經驗，充分利用 「一國」之利，使其作為香港擺脫傳統社會治理路徑依賴的最大推力。但更為核心的是：在「愛國者治港」的新時代，香港管治團隊應努力發揮「自治精神」，從香港本土社會內生並重塑其管治性權威，只有以民為本的管治團隊才能獲得市民的尊重和愛戴，香港管治團隊應努力贏得這場 「愛國者治港」的時代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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