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鋒：加速的百年變局與中美關係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2019～2020年歲末年初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世紀大疫情加速了變局的進程，百年大變局和世紀大疫情相互疊加，國際秩序深刻調整，世界形勢劇烈動蕩，呈現以下突出的特點：
一是業已放緩的經濟全球化進程繼續受阻，嚴重製約全球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經濟全球化是各國參與其中的複雜互動過程，近年來世界經濟和政治總體趨於保守，經濟全球化動力減弱，西方保護主義、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思潮泛濫。隨着新冠疫情的暴發和持續發酵，本就在弱化的全球聯繫遭遇了因防疫需要而大大加強的物理隔離，各國更加強調供應鏈韌性，市場分割、投資受限、技術受阻成為新常態。疫情蔓延並反覆異變，導致全球需求供給錯配，持續時間長於預期。供給滯後依然無法跟上，大宗商品價格持續走高，加之全球供應鏈受阻，導致全球通脹壓力上升。總之，在全球疫情得到普遍控制之前，全球化進程很難恢復到既有水平。
二是全球治理赤字高企，當今的全球治理體系不能回應各國訴求，無法整合國際資源，嚴重跟不上時代發展要求。新冠疫情加劇了南北差距，南北之間出現了“疫苗鴻溝”。發達經濟體超過60%的人口已經完成疫苗接種，但是，低收入國家仍有約90%的人口沒有接種疫苗。衛生危機和經濟危機正演變成一場影響深遠的發展危機。大多數低收入發展中國家無法長期維持嚴格的防控措施，因為大量民眾本身處於最低生活水平的邊緣。加之他們又無法持續獲得國際上的支持，疫情帶來的“創傷”將損害其長期發展前景，加劇不平等問題，使過去十餘年的減貧成果毀於一旦。世界銀行悲觀預測，如不採取快速、重大和實質性的政策措施，到2030年全球貧困率可能在7%左右，全球消除貧困的目標將無法實現。而既有的全球治理體系是美西方主導建立的，主要服務於西方的利益。例如，在美西方政治保守化的背景下，國際事務中長期活躍的西方七國集團成為了其維持霸權、排斥和打壓其他國家的工具。美西方越“團結”，全世界就越分裂，全球治理體系就越低效。
三是各國為應對疫情而採取的措施，造成了經濟社會資源嚴重透支。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相比，新冠疫情造成的影響更為嚴重。以美國為例，金融危機造成的主要是經濟損失和社會問題，但新冠疫情造成了數量巨大的人員患病及死亡損失。從2020年年初至今，美國已經經歷了至少五輪疫情，累計確診人數超過8000萬，累計死亡人數逼近100萬，此數字已超過了其自建國以來歷次戰爭造成的死亡人數。可以預期，美國解決國內問題的壓力與日俱增，參與國際事務的意願大幅下降。拜登政府從阿富汗倉促撤軍，可能只是拉開了美國進一步戰略收縮的序幕。
四是美全面打壓中俄等戰略競爭對手，要求盟友、夥伴及中間力量選邊站隊，嚴重衝擊國際社會正常交往。由於國內政治經濟原因，美國不斷實行戰略收縮，但是為了維持其霸權威望，美國正進一步聚焦“重點威脅”，對中俄進行全面打壓。從阿富汗撤軍後，美國繼續全方位戰略轉移，推動北約東擴、提升美日印澳四國機制、美英澳三國成立三邊安全夥伴關係（AUKUS），不斷向台海方向投入戰略資源，專註於從海洋方向限制中國的影響。美國對盟友、夥伴乃至中間力量施壓，這將對國際形勢走勢產生不可低估的影響。
大變局的本質是國際力量對比變化。應當看到中美關係與百年大變局的聯繫緊密，很大程度上，中美關係是牽動百年大變局走向的核心因素之一。自特朗普上台以來，美國對華政策發生了自1972年尼克松訪華以來最廣泛、最深刻的變化。在基本定位上，美國視中國為首要戰略競爭對手、所謂“修正主義國家”，判定自尼克松以來歷屆美國政府奉行的以接觸為主的對華政策“失敗了”。在經貿領域，美國對華髮起了史上空前規模的貿易戰，進行科技封鎖，打擊中國高科技企業，醞釀“中美金融戰”，力推中美經濟脫鉤，搞所謂產業鏈、供應鏈重組。在台灣問題上，美國不斷觸碰中國的底線。支持島內“台獨”勢力，推動美台關係官方化，對台軍售常態化、維護台灣所謂“外交空間”。在南海問題上，加大軍事、外交、政治和戰略部署，強化“自由航行行動”，使得南海問題不斷“軍事化”、“國際化”和“顯性化”。在政治上，美國攻擊中國的政治制度和國內政策，試圖將中國人民與中國共產黨割裂開來，直接威脅中國的政治安全；利用香港、新疆、西藏問題插手中國內部事務；大肆污衊、炒作所謂中國對美國的“政治滲透”，阻止兩國正常的人文交流，並在疫情上“甩鍋”中國。在地緣戰略上，以“印太戰略”為抓手，強化美日印澳四國安全合作並聯合其他國家，試圖平衡中國海上力量的快速增長，阻礙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尤其是海上絲綢之路的實施。在組織上，美國推出了所謂“全政府全社會”的概念，動員所有資源與中國進行戰略競爭。在特朗普政府的肆意操弄下，中美關係呈現斷崖式下跌，面臨自1972年以來最嚴峻的局面。
經歷了2020年的大選，拜登取代特朗普成為美國第46任總統。拜登在一些對華政策的方式方法上與反建制的特朗普相比有所區別，強調用傳統的外交手段處理國家間爭端。拜登上台以來，其行事方式沒有特朗普政府那麼狂野，兩國政府間正常的交往正在逐步恢復，人文交流也出現解封的跡象，不排斥在一些重要全球性挑戰和地區熱點問題上與中國合作。但是，通過其上台近一年的表現來看，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的基本基調與特朗普政府相比是連續性大於變化。
一是對華認知更具嚴峻性。此前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的定位是“首要戰略競爭對手”，拜登本人強調中國是美國面臨的“最嚴峻競爭對手”，宣揚與中國展開“極端競爭”，並鼓動其歐洲盟友與美國一道對華進行“長期性、戰略性競爭”。拜登政府高級官員頻頻使用“威脅”這一表述界定中國。
二是對外政策布局更加聚焦中國。特朗普政府對外政策的原則是利益導向，對包括中國、歐盟在內的許多國家展開貿易戰。而拜登政府公布《國家安全戰略臨時指南》稱“中國是唯一可能將其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力量相結合，以對穩定和開放的國際體系提出持續挑戰的競爭對手”。拜登政府試圖重建被特朗普破壞了的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美國強化與盟友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針對中國。
與此同時，拜登政府對華政策有一些新的突出特點。
一是更加重視科技競爭。中美人口規模和發展階段的差異決定了美國無法阻止中國在經濟總量上的趕超，為此，拜登政府更多地將對華戰略競爭聚焦於科技領域，試圖以技術迭代的質量優勢抵消中國的數量優勢，延緩中國的趕超節奏，提前布局減弱中國經濟總量趕超後的實際影響。
二是更加強調意識形態手段。拜登政府傾向於更加重視中國給美國帶來的意識形態“威脅”，加大渲染所謂“民主對抗專制”的論調。拜登稱，中國認為“美國民主贏不了21世紀”，美國現在要做的，就是證明民主是有效的。為此，美國大搞對華意識形態施壓，顯著提升人權和民主價值觀議題在對華政策中的重要性，在涉疆、涉港等問題上對中國進行抹黑，舉辦所謂“民主峰會”，外交抵制“冬奧會”，企圖通過強化所謂自由民主的“道義權威”贏得對華競爭優勢。
三是對華戰略競爭更具體系化特徵。首先是更加重視以立法規範助推對華競爭。拜登政府更加註重通過立法來規範、管理對華戰略競爭各領域的活動。拜登就任後不久，行政當局與國會密切配合，試圖以一部全面的、系統的法案統領對華戰略競爭，使對華戰略競爭各領域的政策有法可依，促進對華政策法制化、制度化。其次，拜登政府上台後更加重視盟友體系的“倍增器”作用。美國強化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在推進“印太戰略”中的支柱作用，推動北約、歐盟加大對印太事務的介入，組建 AUKUS，推動所謂“價值觀同盟”，搞所謂“T12” 防止核心技術從“第三方”轉移至中國，以所謂“重返更好世界倡議”（B3W）對沖“一帶一路”倡議等。
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的基本現實再次表明，中美關係走入了一個戰略競爭的新時代。競爭在利益目標上具有重大性，不僅事關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美國霸權的護持，而且涉及西方和非西方關係的根本轉變和整個世界力量體系的重構；競爭在時間上具有長期性，它可能將伴隨百年變局與百年復興的全過程；競爭在範圍上具有全面性，涉及經濟、技術、意識形態、地緣政治以及全球治理等諸多領域；競爭在影響上具有全局性，其結局將決定百年變局的最終走勢。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中美將處於矛盾多發的戰略相持階段，兩國力量對比的“錯肩期”可能才是兩國關係最危險的時刻。對此，我們要做好充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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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中美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