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述良：日本帝國之興與霸權更迭之鑒
4月21日下午，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人文社科學院舉辦了以“日本帝國之興與霸權更迭之鑒”為主題的學術會議，會議由浙江大學社會學助理教授閻述良主講。閻述良表示，現代資本主義生產的出現，對傳統農耕自然經濟帶來了有力的衝擊。資本主義生產促使“天朝”及其個體小農經濟走向崩潰。與此同時，日本新興的經濟民族主義也發揮了極大的作用，並對該地區經濟秩序影響深遠。這種不同的生產方式也導致了對組織國家間關係的不同建構。日本不僅挑戰了中國的霸權位置，更挑戰了中國創造的霸權。鑒於有關中國崛起和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未來的爭論，中國是在試圖改變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核心價值還是在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中的地位是目前須做出的首要判斷。
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戰爭與變革是貫穿其中的主題。日本在東亞的迅速崛起從根本上改變了過往的“天下”體系。伴隨著日本成為東亞地區新霸主的，則是組織國家間關係的一種新方式。日本為什麼要推翻已延續幾個世紀並以中國優勢為基礎的地區框架？哪些因素決定了霸權，尤其是中國霸權的變革？我們可以從日本的崛起中吸取怎樣的經驗以理解當今不斷變化的世界？閻述良圍繞這些議題做出了分析與展望。
閻述良認為，在回答上述問題時應先認識到兩點：首先是要將“霸權國”與“霸權”區分開來，其次是當崛起國實現“體制外崛起”時，體制層次的變革更有可能出現。霸權思想建立在內部經濟組織的基礎上，霸權是國內生產關係的外延。
東亞數百年以來一直處在朝貢體系（或者說“天下”體系）的運行之下。閻述良認為，這個體系既是內部的，也是外部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下”的核心是中國，周邊則被視為“蠻夷”。該體系建立在儒家價值觀念與禮儀文化之上，中華文明的優越性也受到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相互認同。在這一體系中，形成了包含貿易和商業的東亞儒家社會。而日本，則潛伏在中國已建立的中央世界之外，試圖建立自己的平行世界秩序。此時的日本如同中國一樣以小農經濟為基礎，在西方政治緊張局勢與資本主義的衝擊下，日本經濟民族主義迅速崛起。經濟民族主義以國家認同和民族主義為核心，將國家財富與權力最大化。隨著明治維新的推進，日本走向工業帝國主義道路，建立起“核心－半外圍－外圍”的現代國家制度，並取代了中國中心的“天下”體制。
閻述良表示，經濟民族主義認為經濟應該為國家的目標服務，要使國家的財富和權力最大化，使企業具有競爭力。當時機成熟時，要積極參與全球經濟。特朗普支持保護主義政策下的美國與脫歐的英國分別代表了新重商主義的經濟民族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民族主義。從某種意義上說，經濟民族主義是一種國家用來變得強大的工具，這種工具本身可以是保護主義的，也可以是自由主義的。
由此，閻述良總結出以下幾點經驗啟示。首先，代理權很重要。他表示，代理權意味著崛起的國內社會經濟結構塑造了變革。當日本改天換地成為東亞地區新霸權時，隨之而來的是一個與中國中心體制完全不同的經濟組織和地區前景。中國中心體制建立在儒家價值觀之上，並以中華文明優勢權與小農經濟為基礎。日本的帝國主義體制則建立在組織區域生產的“中心－半外圍－外圍”形態的現代國家體系上。
閻述良認為，中國的“鎖定”（lock－in）有效並仍然繼續有效。中國一直在適應並融入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隨後也在嘗試用自己的規範來改變這種秩序，這是一種雙向適應。因此，當下需要更多關注中國一直在做什麼，而不是中國一直在發出什麼樣的口頭信號。此外，通過分析人民日報、新華社等媒體的出版物，也會發現中國並沒有試圖取代現有的國際秩序，中國只是想讓現有的秩序更加公平。這更適合崛起的大國，也更適合中國，與徹底變革遊戲規則完全不同。甚至有人認為中國在一定程度上被鎖定在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中。
閻述良最後總結到，日本首先試圖建立一個平行秩序，建立一個類似於中國中心秩序的平行秩序，因為當時的兩國都擁有相似的小農經濟基礎。而隨後日本經歷了西方化、工業化與資本主義化階段，成為了一個工業資本主義國家，也成為了地區霸主。但隨之而來的現代國家體制與中國中心的“天下”體制完全不同，因為新的霸權體制是建立在截然不同的經濟基礎與生產關係之上。理解日本帝國主義的崛起，將對我們理解中國的崛起與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未來提供了重要參考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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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中評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