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深度：王鍵詳析日台關係走向
最近一段時間，日本一些政客在台灣問題上的發聲愈加頻繁且出格，作為中日關係中最敏感的問題之一，台灣問題的處理無疑會影響中日兩國關係的整體走向。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日本一些人士在台灣問題上的操作會給兩國關係帶來何種影響？中國大陸應該如何應對？岸田文雄是否會在戰略選擇上更加倒向美國？基於這些問題，中評社記者日前採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評智庫基金會高級研究員王鍵，總體來看，他認為，目前日本的涉台政策因各種現實因素的考慮，逐漸加大配合美國台海戰略的力度，愈加背離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初心。但同時，中國也應以積極的戰略協調對應，中國大陸“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對台政策，應該多多讓日本各個階層了解。
王鍵，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碩士、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史研究所博士。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兼職國台辦海研中心特約研究員、復旦大學台灣研究中心兼職教授、中華日本學會理事、中日關係史學會理事、中評智庫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先後在日本外務省國際問題研究所、日本經濟產業省亞洲經濟研究所、日本文部科學省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慶應義塾大學地域研究中心與法學部、東京大學經濟學部與東洋文化研究所，以及台灣政治大學、台灣中央大學等訪學研究。
日本對台政策配合美國 待時而動
王鍵表示，事實上，從2017年開始中日關係是有很明顯的改善的。比如，2017年習近平國家主席和時任首相安倍晉三先後在德國漢堡和越南峴港兩次會晤；2018年中日兩國恢復了中斷多年的政府首腦互訪，當年底還在中國成都舉辦了第八次中日韓三國首腦會晤；2019年習近平國家主席赴日參加20國集團峰會，並與時任首相安倍見面並達成中日大阪十點共識，可以看到，從2017年到2019年中日兩國關係全面改善的一個轉圜過程。兩國領導人多次會晤的時候基本上也都談到了台灣問題，我們注意到，習主席多次對日方領導人講，要妥善處理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和台灣問題等。但是，自2020年開始，隨著疫情蔓延，經濟下滑等等各種因素，更由於日本對華戰略的急遽調整，中日關係出現了一些問題。
我們知道，2020年日本政壇出現了一些變化，2020年9月安倍因病辭職，隨之成立菅義偉內閣，中日在圍繞台灣問題上就出現了一些非常明顯、敏感的動態。號稱安倍影子內閣的菅義偉內閣在有效防疫與振興經濟之間左支右絀。在內外多重因素的組合作用下，菅義偉不惜以犧牲中日關係為代價，試圖聯手美國深度介入台灣問題以擺脫執政困境。如2021年3月、4月的日美2+2安保會談與日美首腦會談，都公開對台灣問題表示嚴重關切；6月日本參議院全院一致通過支持台灣參加世衛WHA的決議案；7月時任副首相麻生“日美協防台灣”言論與“直接指向台灣問題”的《防衛白皮書》發表，再及8月、12月的日台執政黨2+2安保會談與2+2經濟安保會談等。2021年10月岸田文雄內閣成立。岸田在日本國會眾議院聲稱，將維持“非官方的實質關係”這一以往政府方針，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深化“日台間的合作和交流”。前首相安倍於12月1日公然宣稱“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極大地衝擊著中日關係，日本在涉台問題上“犯規”動作不斷，確實在中日之間造成非常大的震蕩。
簡言之，日本對華戰略呈現出明顯質變的態勢，日本安保外交和軍事戰略的“台灣指向”意圖愈加清晰。那麼當下日本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急幅倒退，是否意味著日本涉台策略要發生重大變化？王鍵認為，應把這個問題分成兩個部分看。
迄今日本在涉台問題上一系列動作，主要是來自於兩種動機，首先是國際大背景，主要是來自於美國的催化因素。尤其在拜登上台之後，他非常注意加緊修復美日同盟，為此下力氣拉緊日本，推動日本在亞太地區發揮更多作用，這一點是日本急遽調整涉台策略的一個重要背景。當前我們也看到，今年的國際形勢確實發生很大的變化，仍在持續中的俄烏衝突造成了世界局勢的重大變化和焦點轉移，我們也注意到最近日本政府對俄烏衝突採取了異常強硬立場，包括參與美國對俄羅斯的金融制裁、經濟封鎖、還驅逐了8名駐日的俄羅斯外交官。最近日本的媒體都在高度集中討論俄烏衝突對台海局勢的影響，但偏離事實的報道居多。中國駐日大使孔鉉佑日前指出，日本國內有意將中俄相提並論，還將烏克蘭危機同性質截然不同、純屬中國內政的台灣問題攪在一起，借機渲染台海緊張局勢。目前來看，美國的對台政策對日本是影響很大的，考慮到美日同盟以及印太四國機制等，日本現在對台的一些說辭更多的是配合美國，但日本也有本身的利益需求。
其次，就是台灣海峽是日本經濟“生命線”的問題。二戰後期，美軍發動對日本海的環形封鎖，使日本耗盡本土列島上的戰略儲備, 日本經濟在很短的時間崩潰, 以致徹底喪失抵抗的意志。基於歷史和現實的原因, 戰後日本始終重視海上運輸線安全。從海灣經印度洋、馬六甲海峽、南海和台灣海峽到日本的這條海上航線，被視為日本經濟“生命線”。在日本海洋發展戰略中，台灣被視為日本南部安全屏障以及日本海上運輸“生命線”的關鍵節點，也是美日強化同盟、加強安保合作的覆蓋對象。近年來中國綜合國力崛起與中國軍隊現代化建設也引發日本焦慮，以安倍為代表的一些右翼政治家不斷發出干涉中國內政的涉台言論。如不久前安倍公開呼籲美國在台海問題上保持“戰略清晰“，要求美國明確告訴台灣，若一旦台海發生戰事，美軍會及時協防。其實，安倍這樣講真正的用意是，他認為美國應當更多地從安保方面來關心日本。另外，也是對岸田內閣的一種政治牽制，促使其在台海問題上跟著美國走而不向中國屈服。安倍涉台言論是其一貫的政治理念的集中暴露。早在1997年日美修訂防衛合作指針期間，他就強調“周邊事態”應該包括台灣海峽。其實，在日本政壇和安倍持有相同立場的右翼政客還有不少，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其潛意識裡一直揮之不去的“台灣情結”。
再從日本國內大環境來講，我們知道，7月份日本有參議院選舉，這對現在執政的岸田內閣來講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岸田提出“新資本主義”的政策理念，用中國人的話簡單的來說，就是要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提高普通國民的福利待遇，這個主張當然很好，但是它的前提就是要大力發展經濟。但現在日本經濟確實處在一個非常不理想的狀態，眾所周知，中國是日本的第一大出口市場，它的經濟發展與中日經濟合作的密切度是非常關聯的。時至今日，日本累計對華投資超過1200億美元，在華日企超過三萬家。中日貿易額占日本對外貿易總額近1/4，約等於日本同美國及歐盟貿易額之和。對於眾多日本企業而言，中國市場在其發展戰略中都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中日已形成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利益共同體。日本也有一些有識之士提出，如果岸田內閣要真正讓國民經濟發展，讓老百姓生活得更幸福，就還是要和中國保持一個正常的關係。
因此，這樣錯綜複雜的國際、國內情況使得日本在涉台問題上很難輕易改變以往的政策。王鍵個人認為，岸田內閣恐怕在今年7月份參議院選舉之前在涉台問題上還會繼續採取相對低調的策略。另外，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這是中日兩國必須要正面對待的一件事情，因此，日本在涉台問題上的一些右傾化言論還將持續，但真正做出突破中日四個政治文件有關台灣問題的政治底線的動作，目前日本不具備這方面的能力。一旦中日之間關於台灣的問題突破紅線，中國絕不會在主權問題上退讓，中日之間必將要出現巨大的政治動蕩，這也是岸田內閣不願意看到的。
王鍵認為，目前的台海局勢，還是首先要看中美關係，因為中美關係一旦繼續惡化，恐怕中日關係也要跟著變差，因為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基軸。但事實上，中國和美國已經戰略較量若干年了，美國已經認識到，想把中國簡單地搞垮絕對是不可能的，美國也會“傷敵一千，自損八百”，這幾年的中美較量也使得美國更加認清中國的戰略底蘊，幻想美軍全力協防台灣似乎只是安倍與民進黨當局的徒然美夢，所以日本仍然還處在一個戰略對衝的位置，完全採取突破性的涉台戰略，恐怕現在是不具備這方面能力的，日本國民也是不同意的。
括而言之，決定日本涉台政策趨變的是多種因素叠加的“複合邏輯”，鑒於無法單獨正面挑戰日益崛起的中國,日方遂將日美同盟的運用作為介入台灣問題的重要路徑。而隨著俄烏衝突等國際局勢的急遽變化，日美同盟的共同利益急遽增強，合力介入台海問題就成為美日當下的戰略選項，由此，未來日本涉台動態的動機、能力都在加大。
大陸對台政策 中方應積極讓日方了解
首先，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與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4周年，今年1月1日RCEP開始生效，從雙邊與區域角度來看，這本來是改善中日關係的重要契機，但基於日本涉台策略的急遽調整造成中日在安全領域尤其是台海地區面臨巨大挑戰。我們希望日方客觀理性看待中國內外政策，同中方相向而行，切實將改善中日關係的意願落實到政策和行動中去。王鍵指出，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中明確寫道，“日本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國政府重申，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並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8條的立場。”此後，中日兩國的領導人在會談中談及台灣問題時，中方的表態是一致的，就是希望日本政府嚴格遵循對台灣問題的政治承諾，言之有信。現在，日本出現了一些不正確、不客觀的涉台言論，很明顯就是日本在履行有關台灣問題的政治承諾上出現了偏差。因此，我們要堅持按照中日四個政治文件來處理中日之間的台灣問題。
其次，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我們要積極地向日本政治家，學者、民眾、社會介紹中國共產黨多年來的對台工作大政方針，要把我們黨和人民對兩岸統一，惠台政策以及對台灣問題的基本想法做一些介紹說明，讓日本社會更深入、更多的了解。對於有些日本政治家的極端涉台言論，在正面批判的同時，我們也要多做一些溝通與對話，就如當年周恩來總理為推動中日複交付出的智慧與努力。王鍵希望，應該讓更多日本人了解到中國和平統一大政方針的核心內容，也是讓他們明白，兩岸中國人共同的願望就是通過融合發展與和平對話實現統一，但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事關中國核心利益和中國人民民族感情，不容任何外來干涉。
中華民族近代以來受到了很多外國列強的侵略，長期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今天我們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但目前還是唯一沒實現國家統一的國家，由於民進黨“台獨“勢力執政和外部勢力干涉，海峽兩仍處於政治對立的特殊狀態。但兩岸關係的發展歷程證明，台灣是中國一部分、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歷史和法理事實，是任何人任何勢力都無法改變的，兩岸統一的歷史大勢更是任何人任何勢力都無法阻擋的！習近平總書記在2019年1月2日《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大會上莊嚴宣布：“中國的統一，不會損害任何國家的正當利益包括其在台灣的經濟利益，只會給各國帶來更多發展機遇，只會給亞太地區和世界繁榮穩定注入更多正能量，只會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世界和平發展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更大貢獻”。希望日方讀懂並正面理解中國最高領導人的這一段精辟論述，中國實現統一後對日本在台灣的利益，包括經濟利益是不會有任何損害的。“我希望日本民眾以及在台日本僑民、日本企業也要更好地去了解一下中國大陸的對台政策。”王鍵說。
岸田文雄是現實主義者 對華政策目前總體穩重低調
王鍵表示，日本在短短幾年內經歷了安倍內閣、菅義偉內閣、再到現在的岸田內閣，現在大家可能都有這樣一個猜測，那就是日本越來越在中美戰略競爭中向美國傾斜，這也是日美同盟的大背景所決定的。雖然日本似乎想在中國和美國之間採取“戰略清晰“策略，而且有一些動作也顯得很犀利，但它還是有一些顧慮，因為它還是特別希望保持和中國非常密切的經貿聯繫。我們都知道日本是一個資源匱乏的島國，二戰以後通過貿易立國形成了一個出口貿易型國家，所以它特別重視和中國現在已有的非常密切的經濟貿易聯繫，因為中國已經連續多年是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場，按照經濟邏輯的規律，大多數在華日本企業仍計劃擴大對中國的投資，日本經濟界還是非常希望中日不要在政治上出問題。
試想，如果美國推行的“新冷戰”帶到東亞，直接損害是誰呢？中國的市場如果被打亂、被封鎖，日本首當其衝就會受害，因此原來日本採取對衝模式的“戰略模糊“，就是因為日本有它的國家利益，希望和中美都保持一定的溝通。但現在，如果日本要採取”戰略清晰“，那麼就要全面配合美國對中國進行政治、經濟、科技等方面的多重打壓，一旦採取了這樣的政策的話，現有的中日合作格局就沒有了，中國也很難與一個敵對的國家長期維繫密切的經貿聯繫，那麼在東亞的日本今後怎麼自處？眾所周知的是，現實中的日本已在對華的各個方面進行調整，以避免未來出現重大衝突的時候使日本在經濟貿易上付出巨大代價。不管是之前的安倍還是現在的岸田都已經在這方面有了一定的動作，如從2020年9月安倍內閣就提出政府出資鼓勵更多的在華日企轉移投資。岸田內閣成立伊始就宣布設立經濟安全保障擔當大臣和隸屬首相官邸的“經濟安全協調員”，推動經濟安保立法，再就是與美國設立2+2經濟安保會晤機制等，反映出日本在中美戰略博弈中開始採取“戰略清晰”。日美兩國還試圖設立仿效冷戰時期“巴統”的新機制，強化對中國的高科技出口限制。但在將安全優先於經濟的大國政治博弈中，日本對華強硬的“戰略清晰”將是一個充滿變數的長期持續的過程。
另外，我們也注意到了，儘管有一些日本右翼政治家試圖推動岸田內閣改變涉台策略，並在經濟上“去中國化“。但日本財務省今年4月20日公布的貿易統計初值（以通關為准）數據顯示，從貿易逆差額的規模來看，日本目前已經來到了約7年來的歷史高位；從進出口情況來看，在2021年度，日本出口和進口額均創下歷史新高。期內日本對華出口額增加了14.9%，提升至18.2689萬億日元（約合人民幣9178億元）的高位，同樣刷新了歷史紀錄，這反映出中日經濟合作仍然是上升趨勢，雙方是互利互惠的。我們要正面告誡日方，中日經貿合作始終是互利共贏的典範，不能讓輸贏多寡的競爭邏輯主導和定義中日經貿關係。
王鍵認為，日本為應對中國而推動產業轉移去東南亞基本是不現實的，因為市場小、員工成本高等因素，很難盈利，甚至倒閉。岸田提出以”工資翻番“為具體目標的”新資本主義“，似乎高度重視民生經濟，但實際上他把外交與安全看得比經濟利益更為重要。岸田提出“新時代現實主義外交”的核心是以日美同盟為基石，在印太戰略框架下進一步提升與東盟、歐洲等的合作，以應對中國崛起。但岸田外交是根據其本國利益靈活掌握，隨機處理。他要邊走邊看，與時俱進，我們也要聽其言觀其行。岸田文雄更是一個現實主義的政治家，他在爭取7月參議院選舉得到高支持率，以實現他的長期執政。在參議院選舉結果之前，他都不可能採取過於極端、過於突破性的一些動作，目前來說還是低調推進。但參議院選舉之後的岸田外交與涉台策略如何調整，值得關注。
安倍影響力仍在 屬正常現象
王鍵分析，安倍作為日本戰後以來執政時間最長的首相，下台後還接任了自民黨最大的派系“清和政策研究會”（安倍派）會長，這不僅反映了他個人有很強的政治影響力，關鍵是他還有一個很強大的政治背景。安倍家族是出過兩位日本首相（岸信介與佐藤榮作）的政治世家，加之日本的政治文化上的“江湖規矩”，直到今天在當地選區還有很強的家族勢力。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儘管岸田文雄當了首相，但其派別的影響力不足以與安倍派相比，所以他要盡可能保持黨內派系平衡與協調，要把握黨內各派系，並和安倍保持一定距離的政治平衡。
王鍵表示，按照日本官場的政治邏輯，安倍本人不會再出來競選日本首相，這是毫無疑問的，從各個角度來講，他已經長期就任日本首相，而他更想成為一個日本首相的“締造者”。但是這也沒那麼簡單，去年自民黨總裁競選時安倍推出的高市早苗在台灣問題、對華政策上非常強硬，但到最後還是岸田勝選。而且近日傳出參議院選舉後高市早苗的自民黨政調會長一職將被撤換，安倍也不打算將其納入其派系。因為政治邏輯和現實不一樣，從這個角度看，我們也注意到安倍並不是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樣為所欲為，呼風喚雨，即便是安倍派裡面還有一批年輕的政治家，比方說前首相福田康夫公子，現任自民黨總務會長的福田達夫也有一些不同於安倍的政治觀點。安倍現在的影響力是很大，但還是有受到一定的限制。
隨著安倍在台灣問題等議題上屢屢對中國發出強硬言辭，也引發了日本政界以及一些媒體的不滿，他們認為安倍在任上之時的言行和他卸任之後並不一致，大相徑庭、霄壤之別。所以我們可以看出，政治家有他個人的需要，而這種需要可以完全不顧及社會正常輿論和邏輯的發展。因此，不宜把安倍在日本政壇的影響力擴大解讀，雖然安倍當首相足足7年零8個月，任上亦有一些經濟、外交方面的積極舉措，亦把日本社會向上升的方向引領，所以他的影響力有餘波是正常的。但有日本資深人士指出，他並未留下任何值得誇耀的執政業績。
中日關係改善 交流溝通不能少
疫情之下，中日兩國兩年多幾乎沒有面對面的交流，官方、民間嚴重缺乏的相互信賴更是每況愈下。王鍵認為，對此，作為世界第二第三大經濟體，作為東亞第一第二大經濟體，中日擁有越來越多的共同利益和關切，承擔著越來越重的共同責任和使命。中日合作也是為亞洲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做貢獻。由此，中日兩國還是要合力改善，互利共贏，這就需要具有務實精神。中日關係既有嚴峻的一面，但也不是絕難實現改善，還是要有一個謹慎樂觀的態度，因為很多事情都充滿了不確定性。中日關係改善，中日兩國都得利，中日關係惡化，中日俱傷而美國漁翁得利，所以，我們要更多地通過各種交流對話與溝通，讓兩國有識之士、兩國人民都知道中日關係的改善對兩國的重要性與迫切性。
王鍵也說，日本普通老百姓更多關心地是日本國內的經濟和疫情，以民生與福祉為主，對於安倍這類右翼政治家的政治遊戲並無興趣。另外，他也指出，日本涉華輿論中存在很深的意識形態偏見，在新聞報道方面，一些媒體起到了負面的作用，經常無限擴大地進行解讀，造成很多日本民眾對中國的誤解和認知偏差。在改善中日關係的過程中，兩國媒體始終扮演著重要角色。雙方媒體在看待和報道相關問題時，需有大局觀，更多聚焦務實合作，更多關注兩國日益密切的經貿合作與民間交流，鼓勵和促進兩國青年之間的交流。媒體是中日雙方溝通交流的紐帶和橋梁，也是兩國民眾了解對方最主要的渠道，加強兩國媒體之間的交流和相互了解意義重大。兩國媒體人士應秉承社會責任和職業良知，多做全面、客觀、積極的報道，為兩國民眾正確了解和理性認識對方發揮積極作用，為兩國社會增信釋疑、凝聚共識，為中日關係改善發展積聚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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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中評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