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永青：與其讓利予民 不如放權便民
中國經濟出現下行壓力，多項指標都偏離正常軌跡。李克強總理覺得問題嚴重，召開了一次逾10萬人參加的「穩經濟大盤」視像會議，希望動用舉國之力，扭轉經濟下行的勢頭，勢要把多項經濟指標，包括用電量、鐵路貨運量與銀行貸款量等，拉回合理空間。
為此，李總理推出了33項穩經濟的措施，其中不少涉及大量讓利予民的措施，包括要銀行減貸款利息，加存款利息。此舉既可以減少企業的成本負擔，同時亦可以增加人民的消費能力，損失的只是銀行(國有的)利潤。市場預期，央行今後還會進一步減息與降準，以讓企業可以及時獲得資金去填補缺口。
另一方面，政府還會容許企業延繳社保(類似香港的強積金，但比重高很多)。這樣，企業就可以更靈活地調動手上的資源去應對當前的經濟危機。此外，政府又推出了多項減免稅費的措施，以刺激消費，增加內需。
然而，這些讓利措施，都會增加國家的財政開支，減少國家的財政收入，導致國家的財政容易出現赤字。因此，此類讓利措施只能用於救急，並非長遠之計。
商界當然不反對政府讓利，但做生意的人很明白，錢只能從市場中賺回來，不能純靠政府讓利。因此，與其要求政府增加讓利的幅度，不如提供給企業一個更好的營商環境，讓企業有一個更靈活的活動空間，去適應當前轉趨嚴峻的經濟下行形勢。
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夠取得這麼好的成效，並非因為政府向民間讓出了很多利益。中國政府當時很窮，根本沒有多少利益可以讓出來給人民。中國政府當時做的最對的是放權，就是把一些原先要經中央批核的事情，交由地方自行判斷與取捨。中央肯管少一些，讓地方管多一些，政府辦事就會反應快一些，切合實際多一些，效果自然亦會好一些。
政府放權後，政府機關可以精簡架構，官員下海從商，作實體經驗的貢獻者，而不是做經濟體系的寄生者。社會上有部分精英不做官了，改去創業了，社會的積極性就可以大量地釋放出來。
當時中央的態度十分明確，「發展是硬道理」，「不管白貓黑貓，會捉老鼠的就是好貓」。民間於是大舉去捉老鼠，不用花精神去分別貓的顏色與貓捉老鼠的方式。民間的發展有空間，創意就大發；民間的勞動成果獲得法律的保障，民間的積極性就大增。這是外國制裁中國起不了作用的主要原因。
由此可見，向地方放權，效果可以比讓利措施更好，企業只要有更多的活動空間與更好的營商環境，企業就會把握機會去擴充及招聘人手。中國企業的競爭能力普遍不弱，只要他們少受點羈絆，一定可以自謀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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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AM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