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凱文：境外作出煽惑行為是否違法？
早前撰寫的文章提到，童裝店Chickeeduck行政總裁周小龍攜妻離開香港，於機場被建制媒體《大公報》的記者追問是否「走佬」(跑路)，他之後於美國接受法輪功創辦的媒體訪問，聲言要想辦法去「懲戒」和「殲滅」《大公報》、《文匯報》這兩個媒體。有意見認為，周小龍的言論涉嫌觸犯《刑事罪行條例》中的「刑事恐嚇罪」和「煽動意圖罪」。
然而，周小龍是否觸犯上述法例，卻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24條：威脅會傷害其他人或第三者的身體、財產或名譽，或威脅會作出違法行為，而在任何上述的情況，是意圖使受威脅者或其他人受驚、或作出他在法律上並非必須作出的作為，又或者是不作出他在法律上有權作出的作為，即屬觸犯「刑事恐嚇罪」。
條文中的「人」不一定是指自然人，而是可以是法人團體，而「第三者」則可以是指某個跟受威脅者相關的人，例如在受威脅媒體工作的編輯、記者或普通職員，乃至是曾在受威脅媒體落廣告的商戶。事實上，過去便曾有社交平台專頁被指於網上發文針對無綫電視(TVB)，以及在對方落廣告的商戶，警方調查過後，去年7月以涉嫌串謀刑事恐嚇等罪，拘捕1名18歲學生及26歲無業男子。
在此情況之下，周小龍是否違法，關鍵在於他口中的「殲滅」該如何理解。如上所述，受威脅的媒體並非自然人，「殲滅」自然不會指傷害受威脅媒體的身體，但可被理解為傷害該媒體的職工，即法律定義下的「第三者」。另一方面，條文亦提及傷害受威脅者的財產，「殲滅」亦可被理解為破壞受威脅媒體的辦公地點或出版工具，藉此達致對方無法再出版的目的。
換言之，只要周小龍聲言要「殲滅」受威脅媒體的言論，令該媒體相關的工作人員感到害怕，或因此而不敢作出他在法律上有權作出的作為，例如：派出記者向周小龍進行越洋跟進採訪或報道，便可被視為涉嫌觸犯刑事恐嚇罪。為周小龍提供廣播渠道的機構，若是明知對方會發表恐嚇言論，依然讓其言論成功被傳播，又或者是得知對方發表刑事恐嚇言論後，依然讓對方的言論繼續被傳播，則有可能被視為「協助犯」論處。
至於「煽動意圖罪」，《刑事罪行條例》第9(1)(f)、(g)條及第10條列明：任何人作出、企圖作出、準備作出或與任何人串謀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煽惑他人使用暴力，或慫使他人不守法或不服從合法命令，即屬犯罪。周小龍在訪問中鼓吹大家為「殲滅」受威脅媒體「想辦法」，可被理解為煽惑他人向該媒體工作的職員使用暴力，或前往受威脅媒體的辦公地點進行刑事毀壞，自然可被視為涉嫌觸犯「煽動意圖罪」。
不過有一點值得留意：周小龍發表涉嫌刑事恐嚇及煽動他人使用暴力言論的一刻，正處身於境外，而香港在回歸後沿用普通法系。在傳統理論上，普通法的刑事管轄權以屬地管轄為主，除非另有條文規定。然而，屬地管轄權原則其實有「主觀」和「客觀」之分，「主觀」屬地原則強調行為發生的地點，並以行為發生地作為實行管轄權的依據。
至於「客觀」屬地原則，則強調行為發生的後果，並以行為後果發生地作為實行管轄權的依據。如此一來，香港若是奉行「客觀」屬地原則的話，周小龍的涉嫌犯罪行為不論是否在香港作出，只要行為的後果在香港產生作用，香港法院便依舊有權審理，執法當局亦自然可以下令通緝周小龍，問題是香港奉行「主觀」還是「客觀」屬地原則嗎？
縱觀本地法例，似乎是奉行「主觀」屬地原則，除非另有條文規定，例如《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 第5條，便強調條文的適用範圍，包括香港境內或在其他地方作出的行為，這便意味着周小龍的涉嫌恐嚇或煽動行為，香港法院沒司法管轄權。如此便引伸一個問題：香港若想規管境外作出恐嚇或煽動的行為，便要透過修例，讓相關法例具有域外管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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