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巍：如何實現台灣問題的新穩定，對話、危機還是戰爭？

50年來，台灣問題始終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的問題。過去幾年，很多觀察家都認為，中美在台灣問題上已陷入行動與報復的惡性循環，這使台海成為唯一可能引起中美有意識衝突或戰爭的地區。在明知台灣問題危險性的情況下，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仍然在8月2日一意孤行訪問台灣，並造成中美最新一輪的緊張。

中國政府和學者已對佩洛西的錯誤給予了猛烈批判和恰當反制。由於中國政府的反制措施得當且克制，人們在佩洛西訪華前設想的最糟糕情境並沒有出現。然而，「恐怖海峽」中的巨浪遠未平息，「危機穩定」也尚未實現。台灣問題正拖動中美關係向更加嚴重衝突的方向滑動，我們一時很難找到制止滑動的力量。相比於未來幾周，未來幾個月和幾年的形勢可能變得更糟。佩洛西訪台事件給我們提出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中美將通過對話、危機還是軍事衝突來尋找台灣問題的新穩定？

長久以來，中國政府和美國政府都批評對方在台灣問題上「切香腸」，也都宣稱己方行動是不得已而為之的反應性行動。雙方可能都有自己的道理，在博弈中確實很難區別「雞」與「蛋」的問題。由於缺乏互信，一方無意間採取的行動也有可能被對方認定為蓄意的挑釁，更不用說那些有意識的政策調整。中美決策者都不希望因台灣問題爆發軍事衝突甚至戰爭，但是我們需要清醒地看到，由於台灣問題背後的一些長期基本因素已經發生改變，過去台灣問題的相對穩定正變得越來越難以維持。

最大的變化在於中美關係的變化。在五、六年前中美關係尚能維持總體穩定的時候，美國決策者更加傾向於剋制自己對台灣當局的支持，以避免過度刺激北京。當中美關係惡化之後，美國行政當局和國會不願意再為中美關係而在台灣問題上保持克制，而是希望通過行動來加倍「補償」台灣當局，甚至是通過支持台灣當局來挑戰和激怒中國政府。這是我們在過去幾年所看到的美國方面「切香腸」戰略的心理根源。

同樣，在中美關係尚好的時候，中國政府也不希望因台灣問題而破壞中美關係大局，對美國一些做法也努力保持相對克制的態度。例如，25年前時任美國議長金里奇也曾訪台，這也是中國政府當時就反對的行動。但當時中美關係正在向「建設性夥伴關係」邁進，金里奇的訪問是中美關係向好過程中的一個「插曲」，因此中方的反應力度不如現在。現在，中美關係已經發生質變，中方在回應美方挑釁行為時，對中美關係整體穩定的顧忌程度很自然地也就下降了。

中美之間實力差距的日益縮小以及台海兩岸實力差距的日益拉大是另外一個變化中的長期基本因素。由於中美之間互信的缺失，當中國大陸越來越有能力通過軍事行動實現國家統一目標的時候，即使中國什麼都不做，美國方面也會感到擔憂，並且試圖幫助台灣當局提升對抗大陸的能力。與此同時，在國家行動能力提升之後，中國國內多數民眾對美國某些政客和台灣島內台獨勢力的耐心也很自然地在逐漸下降。

以上這些長期重大因素對台灣問題有關各方的短期政策有着決定性的影響。當這些因素變化之後，相關政策會跟着變化。

歷史上，在朝鮮戰爭固化了東北亞的冷戰格局後，美國在台灣問題上就從「等待塵埃落定」轉變為支持蔣介石集團對抗大陸。1970年代後中美關係改善，美國在台灣問題上也就逐漸接受了中方的斷交、廢約、撤軍三條件。1990年代後中美關係日趨複雜深入，美國在台灣問題上開始走向所謂「雙向遏制」，一手壓制大陸不能動武，另一手也反對台獨勢力的冒進行動。

如今，中美關係已經發生了過去50年來最大的變化，中美力量對比的變化甚至是過去百餘年來從未有過的。我們當然反對美國調整其對台政策，但是無論我們的主觀願望如何，在大環境變化之後，期待美國對台政策完全靜止不變，或者期待島內台獨勢力完全靜止不變，這顯然是不現實的。實際上，中國大陸在堅持和平統一的長期方略的同時，具體的政策形式與重點也是在不斷變化的。

討論台灣問題時，我們經常使用「紅線」的概念。「紅線」是一些不能被突破的底線。在戰略博弈中，明確博弈各方的「紅線」是避免重大危機的必要前提。然而至少在台灣問題上，「紅線」從來都不是一根明確的、細細的「線」，而更像是一個 「區域」。與其說各方都有一個「紅線」，不如說各方堅持的是一個邊界模糊、包含一定彈性的「紅區」(red zone)。

例如，從中方的視角看，美方近年來一直在掏空其「一中政策」，不斷通過立法、訪問、軍售等手段來「切香腸」。美方則到現在為止仍然宣稱自己堅持「一中政策」，包括佩洛西訪台在內的行動都不違反「一中政策」。「一中政策」像一座廟宇，至少是由建築本身以及其中的佛像組成的。美國過去圍繞「一中政策」，在與台灣交往時保持了一系列自我設定的限制，以保證這種交往符合「非官方關係」的性質。

現在美國政府的限制正在被逐漸取消或者突破，佩洛西訪台就是最新的一個例子。美國方面搬走了廟裡面的一座座佛像，只剩下一座空空如也的房子，然後宣稱廟還在那裡。似乎只要美國方面不說「支持台獨」，做其他任何事都不妨礙其「一中政策」的成立。美方實際上不斷地在踩踏中國方面的「紅區」，引發中方的憤怒和焦慮，但卻宣稱沒有穿越中方的底線。與此同時，如果換一個視角看，儘管中國政府不斷重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但只要中國軍隊的能力在增長，活動範圍在擴大，美方就會認為中國正在逐漸放棄「和平統一」的方針。

由於大環境已經變了，要各方都回到十年前的「現狀」或許有些刻舟求劍的味道。現在要穩定台海形勢，需要的是在新的大環境下實現新的均衡。這有點類似1972-1979年之間中美在新的戰略環境下達成有關台灣問題新論述（formula）的過程。

有學者認為中美需要第四個「聯合公報」，這種想法雖然不現實，但其核心是中美要在新環境下達成新的戰略諒解，這種思想是合理的。考驗在於，一方面，中美決策者能否抵禦各自在國內因中美關係惡化而產生的強大牽引力；另一方面，中美能否坐下來進行真正深入的討論，確保彼此都能發出克制的信號並讓對方準確掌握。這兩點無疑都是極端困難的，而且形勢留給我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如果我們不能通過自我剋制以及相互保證來實現戰略穩定，我們恐怕就只能等待通過更大的一場危機、衝突甚至戰爭來實現穩定，而這條路徑對中國、美國和全世界來說，代價無疑都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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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中美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