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深度：汪鴻祥談中日建交半世紀
今年9月29日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紀念日，半個世紀以來，中日關係在發展中經歷過蜜月期，也有過冰封期，在新時代下，中日關係如何前行考驗著兩國人民的智慧。日前，中評社記者在線上採訪了資深旅日大學教授汪鴻祥，請他依據其多年在日本教學、研究、生活的經歷談了目前中日關係中的許多熱點議題。總得來看，汪鴻祥認為，“競合共生”是新時代中日關係的新常態，其特點是冷暖交織。中日關係既有趨冷降溫的動向，又有向暖升溫的努力。中日關係不能光講一面，而是多方面的綜合性的。關於對未來中日關係的期待，汪鴻祥也有兩個重點：一是“不再戰”，二是“和為貴”。
汪鴻祥，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研究生畢業。歷任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講師，日本東京大學法學部客座研究員，日本創價大學教授，還擔任日本多所大學的兼職教師，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以及中國多所大學的客座教授等。研究領域為國際政治學，東亞政治，日本政治，中日關係等。編著有《戰後國際關係史綱》（世界知識出版社），《価値創造の道》（鳳書院）等十多部，論文有《公明黨及其對華政策的演變》（日本學刊），《新時代中日關係發展的重要啟迪》（現代日本經濟）等數十篇。
以下為專訪全文：
中評社記者：今年7月8號，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在奈良演講時被槍擊身亡，作為二戰之後日本最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之一，他的意外死亡會給日本目前的政壇帶來什麼樣的影響？此外，參議院選舉之後，安倍派目前是群龍無首的狀態，您覺得日本之後會怎樣進行分化整合？
汪鴻祥：安倍晉三前首相在奈良助選演講時突然遇刺身亡，震驚全球。我在日本工作生活了30多年，還是第一次看到有這麼多民眾自發地去給一位前首相獻花和送行。岸田內閣已經決定於今年9月給安倍舉行國葬，中國政府也明確表示，安倍在任期間為改善中日關係作出了貢獻。可以說安倍是戰後日本政壇上一位很有影響力的保守政治家，他的身亡對日本的政壇和社會產生了各種影響。
第一，對其身亡後第三天的參議院選舉產生了影響。選舉前，岸田文雄首相把選舉目標定得較低，勝負線為自民黨和公明黨合計獲得55席，加上非改選的席位，繼續保持參議院自公聯盟超過半數席位。安倍的身亡給自民黨帶來了不少“同情票”，在改選的125個席位中，自民黨獲得了63席，超過了它自己改選席位的8席。加上非改選的56個席位，自民黨在參議院擁有119席。公明黨獲得13席，加上原來的一共是27席。自公聯盟在參議院擁有超過半數以上的146席，選舉超額完成任務，人們稱為“大勝”。
第二，給自民黨內部派系格局的變動，包括安倍派內部的分化組合帶來各種影響。安倍是日本憲政史上任期最長的首相，擁有很大的政治影響力，他辭職後還出任了自民黨內最大派閥“清和會”會長，對自民黨內外政策都有相當大的影響，所以他的身亡導致了自民黨派系重新洗牌。原來岸田在經濟和安全保障政策等方面和安倍的理念不盡相同，但是安倍可以憑藉他在黨內的影響力和凝聚力對岸田進行多方掣肘，充當岸田內閣的所謂“影武者”，即背後的將軍。然而安倍在世時一直沒有培養自己的接班人，所以導致了他離世後“清和會”群龍無首的狀態。儘管也有幾名副會長，但是無論是政治領導力還是資金的籌措力，都與安倍相差甚遠。而且清和會內部一直就有勢力爭鬥，安倍身亡以後，會內圍繞著會長人選的明爭暗鬥將會更加激烈，協調不好就有可能出現分裂傾向。從岸田的角度來說，安倍去世後，一方面減少了最大的牽制力量，但另外一方面他也必須要直接對黨內各派展開平衡工作，如何穩住安倍派原本的勢力，穩定政權運營，這裡面還存在著不確定性。如何平衡黨內的各派勢力並不容易，這對於岸田的政治平衡能力是一個嚴峻的考驗。
第三，安倍身亡後，岸田會加快日本內政外交方針的調整步伐。2021年的眾議院選舉和這次參議院選舉都是成功的，經受了洗禮後，岸田的執政根基日益穩固。今後的兩年到三年，對岸田的政權運營來說是一個比較好的機會，人們稱之為“黃金時刻”。但是國內還有很多嚴峻的課題，一個是怎樣有效控制疫情，另一個是怎樣恢復發展經濟，岸田提出的所謂的“新資本主義戰略”如何來實現。還有一個政治方面的課題，預計今年9月要進行內閣改組，加上自民黨的高層人事的安排，不出預料的話，岸田應該是在維護黨內團結的前提下進行適當的調整，以平衡各個派系的利益訴求。
中評社記者：因為安倍的死亡，這一次參議院選舉自民黨比原來多了很多票，是一個大勝的結果。這是不是意味著岸田能夠長期執政了？
汪鴻祥：對，這次自民黨參議院選舉大勝，對於穩固岸田執政基礎是非常有利的。2025年7月前不會再舉行眾參兩院選舉這樣的國政選舉，所以一般情況下，岸田可以執政三年。到2025年如果搞得好就還可以繼續執政，那就有可能出現岸田長期政權的局面。但是岸田面臨的內外難題堆積如山，他把舵的“日本丸”能否闖過激流險灘，尚難定論。岸田能否實現長期政權的目標，尚需經受國內外風雲變幻的考驗。
中評社記者：這一次參議院選舉自民黨大勝，其實已經過了2/3的修憲的票數了。現在有很多聲音都在擔心日本是不是會加速修改憲法，並在將來給東北亞地區重新帶來戰爭的陰影。您怎麼看？
汪鴻祥：我認為日本加速修改憲法的可能性很小，而且日本會給東北亞的戰略態勢變化帶來一定的影響，但未必會給東北亞地區帶來戰爭。這次自民黨、公明黨、日本維新會、國民民主黨4個所謂贊同修憲的政黨，在選舉中獲得了超過2/3的177票，眾議院他們本來就已超過2/3，選舉後修憲勢力在眾參兩院都已經超過了可以啟動修憲程式的2/3。修憲在國會這個層面已經具備條件，岸田也表示要在國會儘快推進修憲，最終努力實現修憲。但是從目前情況來看，修憲實行起來並不那麼容易，存在很多不確定性。
第一，雖然贊成修憲的勢力超過了國會的2/3，但實際上修憲勢力內部對修憲的內容還是存在較大的分歧。這些政黨關注的重點事項各有不同，尤其是在如何認識憲法第九條方面難以達成共識。和平憲法的關鍵就是，第九條明確規定日本永遠放棄戰爭，不以武力威脅或以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不保有軍隊。75年來，這部和平憲法幫助日本有了一個穩定的內外環境，改善了與周邊的關係，有利於日本的經濟發展。
第二，和修憲相比，民眾更關心的是經濟。據有關輿論調查，關心經濟占到45%，而修憲僅僅是排在第五、第六位，比例也很低，高的也就是百分之十幾。當然僅就修憲問題而言，回答贊成的是45%，沒到一半，還有30%是曖昧狀態，沒有明確的政治傾向。日本民眾通過國會選舉，看起來是給岸田投了信任票，但並不是投了修憲的信任票，並不認為修憲刻不容緩，而是希望岸田能把經濟發展起來，期待岸田的經濟對策能夠修復受疫情衝擊的經濟，來提高民眾的收入，改善他們的生活。所以，如果岸田一味修憲而不顧經濟發展，把時間和精力都消耗在修憲上的話，容易引起民眾的反感，屆時一旦公投不過半數，岸田就會因此失去首相寶座。
第三，安倍是推動修憲的核心人物，也是自民黨內修憲勢力的代言人，他的去世不僅降低了修憲勢力的政治影響力，而且也讓岸田在選擇修憲日程上更具有靈活性。目前，岸田沒有放棄要繼承安倍遺志的旗幟，但我覺得在一定的時期內，岸田的政策重點應該是如何對付新冠疫情，如何恢復經濟，修憲不是岸田的最優先事項。當然也不能否認他為了拉攏自民黨內的保守勢力，維持政權穩定，有時會做一些讓步，有可能把修憲作為“誘餌”來贏得黨內保守派的支持。
第四，國際環境因素對於日本修憲也具有重大影響。國際因素主要有兩個方面，即美國和中國。有分析認為日本要修憲，除了媒體說的要應對“中國威脅”以外，也是為了實現獨立於美國的安全保障政策。這部憲法是在佔領時期駐日美軍總司令部主導下誕生的，日本保守勢力一直認為這是日本的恥辱，長期以來謀求修改和平憲法，關鍵是要修改放棄戰爭權的第九條，要把自衛隊升格為國防軍，進而增強國防實力。雖然日美是同盟關係，但是兩者之間也有不同的利益訴求。二戰末期美國在日本廣島、長崎投了兩個原子彈，還對東京進行了大規模轟炸，這些歷史日本人不會忘記。而美國人也不會忘記珍珠港事件，不會放棄《日美安保條約》對日本的限制，不會任由日本發展軍事力量，也不會允許日本通過修憲來“脫韁”。另外，中國當然希望日本在和平憲法下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雖然現在中日之間缺乏互信，關係緊張，但是一旦中日關係得到改善，原來保守勢力以“中國威脅”的借口來鼓動修憲，來擴大國防力量的說法就失去了說服力。
總之，岸田在修憲方面態度很可能展現“雷聲大雨點小”的特點。“雷聲大”指的是做給黨內保守派和社會上一部分右翼勢力看，“雨點小”指的是儘管修憲目標不會變，但是目前不會下很大的力氣，修憲不會是他施政的當務之急，他在推進修憲的步伐上可能有所放緩，而不是加速。
中評社記者:日本近幾年來是在涉台的地緣政治問題上一直在不斷擴大話語權，更多地介入台海問題，包括已經過世的安倍前首相，他在退下來之後在台灣問題上也著墨較多。您覺得日本對台的動作是否意味著目前東京方面對台灣的戰略構想已經發生變化，您認為日本近幾年強化介入台海問題的主要的動因有哪些？
汪鴻祥：近年來日本在台灣問題上確實出現了一系列新的動向，舉兩個例子：第一，今年6月日本媒體透露，為了應對台海局勢升溫，日本政府計劃最快在今年夏天派遣一名防衛省的現役文職官員常駐台灣，消息絕非空穴來風。日本試圖借此來試探中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底線。日本與台灣地區沒有外交關係，長期以來就是日台交流協會台北辦事處負責日本與台灣的實質性外事業務。交流協會里專門設立一個與安全事務相關的職務，但是迄今都是派退役的少將任職，一直沒有委派現役軍官駐台，這也是顧及到中國關於台灣問題的立場。這次如果派遣現役軍官駐台的話，是1972年日本和台灣地區斷交以來，日台強化和提升安全關係的一個重要的指標。這表明日方在以切香腸的方式，漸進式地實現日本與台灣地區所謂的“官方關係”的實質性提升。
第二，7月份安倍去世，所謂的總統蔡英文馬上就發了慰問帖，緊接著所謂的副總統賴清德就以出席葬禮的名義突然宣佈訪問日本，在交流協會東京辦事處的所謂的大使謝長廷陪同下到安倍家慰問。日本和台灣地區沒有正式外交關係，按照慣例，台灣所謂的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長和外交部長是不能正式訪問日本的。所以賴清德訪日是1972年日台斷交以來的突破，給中日關係帶來了負面的影響。
日本政界親台勢力之所以頻頻在台灣問題上興風作浪，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第一，中美戰略競爭加劇，作為美國的忠實盟友，日本在戰略上積極地與美國配合。由於拜登政府大打台灣牌，把台灣作為遏制中國大陸的一個重要手段，所以日本在台灣問題上積極地跟上美國的步調，近年來在涉台的言論表述以及涉台的實務方面都有恃無恐，一再逼近中國的底線。
第二，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因素的影響。名義上日本配合美國的戰略調整，實際上夾帶私貨。日本要在東北亞地區謀取自身的利益，旨在增強存在感和擴大影響力，與中國爭奪地區主導權。同時，台灣地區地處國際海上能源通道，非常重要，作為能源進口大國的日本當然高度重視。所以無論從地緣政治還是從地緣經濟來看，台灣地區對於日本都是有特殊價值的，強化並實質性提升日台關係，是新形勢下日本推行對外戰略的一個重要課題。
第三，日本國內親台勢力“台灣情結”的影響。從歷史來看，日本從1895年到1945年對台灣地區進行了50年的殖民統治。殖民統治的歷史不僅給台灣方面留下了很多烙印，在日本方面也留下很深的影響，不僅官方有，民間也有。不僅自民黨內部一直存在“台灣幫”，其他政黨內部也有，這股親台勢力一直有著復雜的難以割捨的台灣情結，安倍就是“台灣幫”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卸任首相以後還是到處活動，今年5月份跟蔡英文對話，他如果沒有身亡的話，可能還會去台灣參加李登輝逝世兩周年的弔唁活動。他一直對台海問題表示關注，最著名的就是他去年說，“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日本國內的這種親台勢力正好與台灣島內部分政治勢力中的“日本情結”遙相呼應。
近期美國、日本、台灣地區三方面在安全經濟領域聯動頻繁，在中國東海沿海方向，美日韓和美日台兩個所謂的合作機制在漸漸形成。這種局勢不僅對中美關係、中日關係，兩岸關係產生負面影響，同時也增加了台獨勢力抗拒統一的氣焰，使得台海發生衝突的風險上升，西北太平洋地區發生安全性事件的可能性增加。需要指出的是，儘管日本試圖借助台灣問題及涉台地緣政治來擴大自己的對外利益和話語權，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日本對台基本政策方針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目前為止日本並未突破“一個中國”的原則底線。
中評社記者:現在好多人都認為日本近幾年來越發倒向美國，您覺得日本是出於何種考慮？同時，在中美戰略競爭長期化的背景中，中日關係會受到何種影響？
汪鴻祥：在中美戰略競爭加劇的大背景下，近幾年日本倒向美國的態勢相當明顯，或者說是不斷加劇。岸田上任以後，由於自民黨內安倍為首的保守勢力帶節奏施壓力，日本在外交和安保領域加大了倒向美國的步伐，改變了以往的穩重低調，注重在各方面角逐中保持協調的姿態。目前日本在周邊地區是比較尷尬的一種狀態，不僅與中國關係緊張，而且與俄國，朝鮮，韓國的關係都相當緊張。最近韓國外務大臣訪日，和日本外務大臣會談，各說各的，沒有談出結果，日韓關係的改善毫無進展。俄國和日本之間更是彼此發動制裁。對於岸田內閣來說，這種在亞洲太平洋地區外交失衡的場面，絕對不是他所願意看到的。有分析認為，在安倍身亡後，特別是參議院選舉大勝後，岸田將會對外交方面進行適當調整。
日美同盟由來已久，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現在77年，美國佔領日本時期就打下了日美關係的基礎。從20世紀50年代到現在，日美關係發生各種變化，但日美同盟的基本格局沒有變化。美國推行印太戰略，日本是重要的角色，要讓日本在印太戰略中間發揮重要作用。而日本則以日美同盟為“基軸”，積極地在美國主導的多領域、多層次遏制中國的框架中扮演“急先鋒”的角色。這種狀況不會因安倍去世而急劇轉變，然而岸田在今後的對華政策上將會增加靈活性和務實性。前一段時期岸田採取的對華強硬態度，除了中美戰略競爭的影響，還有一個國內的因素，就是岸田要拉攏國內保守派，希望在去年的眾議院和今年的參議院選舉中取勝。如今安倍身亡，而岸田已經贏得了參議院選舉勝利，就意味著岸田將會獲得更大的自主權，或者叫自由度，未來他不會完全拋棄安倍的遺產，但是會對安倍的政治外交路線逐步進行調整。我判斷，岸田對華的務實外交空間將會逐漸擴大。
值得注意的是，岸田提出了“新時代現實主義外交”方針，反映了岸田的外交戰略的基本構想。具體就對華政策而言，主要包括兩個含義，首先是“現實主義”。現實主義原來是國際關係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流派，但岸田所說的含義不是原來意義上的現實主義，他本人的政治理念是自由主義，但他實際上更注重現實國際政治的現實態勢，注重務實，強調主體意識、戰略意識和外交手段多元化。其次是“新時代”。就是要在對華外交中注重新時代的新變化。具體來講，對於復雜多變的國際局勢以及中日關係，根據新時代的實際情況進行研判，作出應付。實際研判的重要的標準是力量對比的變化，日本意識到隨著中日兩國力量對比的變化，中日不能走向對抗狀態。“新時代”中日之間的矛盾點和對抗性或許會增加，但是不能陷入“有對抗而無對話，有競爭而無合作”的狀態。與以前安倍提出的“俯瞰地球儀外交”、“價值觀外交”相比，岸田提出的“新時代現實主義外交”方針對於今後中日緊張關係的逐步改善或許是一種有利的信號。
中評社記者:您說過中日關係的新的常態是“競合共生”，中日未來具體應該怎麼展開良性競爭，又能設立哪些機制去避免惡性競爭？
汪鴻祥：我這幾年多次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提出了一個自己的觀點，就是中日“競合共生”。我認為“競合共生”是新時代中日關係的新常態，這種新常態現在也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競合共生”包括兩個含義。所謂的“競合”，有人把它理解為競爭與合作，其實原來日文指的是相互競爭的意思。在相互競爭的同時要共生，就是要相互聯繫，互利互惠，共同生存。原來有的人講“競合”，實際上僅僅講了競爭的一面，我覺得一定要加上共生的一面。中日兩國是地球上搬不走的鄰居，當然要共同在地球上生存下去，誰也不會離開地球，而且經過50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賴的深層關係。所以彼此既有競爭又要合作，既有對立又要對話。
我覺得，中日關係不是單純地選擇往東還是往西的問題，而且也不能簡單粗暴地斷言不是朋友就是敵人。實際上，日本的對華政策具有鮮明的兩面性，以前講“安保是美國、經濟是中國”，這幾年日本偏向美國多了，但也沒有完全放棄“雙軌”，無非就是其狀態程度有所變化。日本對華政策的兩面性反映到中日關係上是一種錯綜復雜的現象，不是單色調，而是多色調，所以目前中日關係不是處於“關鍵十字路口”。
在新常態，即“競合共生”的前提下，我認為中日兩國應該展開良性競爭，即開展文明的競爭，反對軍備競賽和零和競爭。從文明的高度來認識中日關係大變局非常重要，特別是處於新的時代，中日兩國和國際社會都需要有新的理念和構想。現代文明工業的發展大大推進了人類社會的發展，同時出現了很多問題，從發展範式到國際關係都面臨著危機。人類如何走出危機，構建新的發展範式、新的國際體系和秩序，這是擺在全人類面前的大課題，所以全人類需要新的理念。而新的時代必定會發生新的變化，包括方式、關係和秩序方面的創新。就世界秩序而言，未來不再是一個或者幾個國家可以左右人類命運，我不贊成美國“一極”，也不贊成中美共同主宰世界。在“大變局”這個背景下，我們東方文明在推動世界和平發展與合作方面有著豐富的內涵。曾經對世界文明作出重大貢獻的東方文明，在“大變局”中如何發揮積極的作用，是中日共同面臨的重要課題。
中日兩國開展文明競爭可以是多方面。不能只看中日兩國GDP有多少、軍事實力有多強，而要看中日兩國的綜合文明程度如何發展；不能只看中日兩國修了多少條路、蓋了多少棟高樓，而要看中日兩國的社會文明風氣怎樣提高；不能只看一部分人的富裕程度，而要看中日兩國民眾的整體文明道德和共同富裕如何實現。要從更加廣闊的視野，從中日兩國的整體文明發展，來思考文明競爭的內涵。
在這個前提下，中日兩國作為兩個東方國家，要吸取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實行“富國強兵”方針，擴軍備戰，發動侵略戰爭，最終戰敗的深刻歷史教訓。當下我們要警惕各國軍備競賽的加劇，中日兩國應該在文明競賽中，為發展東方文明和創造新文明發揮重要的積極使用，以新的文明理念來審時度勢，探索一條通過協調和合作，而不是激烈對抗和惡性競爭來實現國際關係和中日關係轉型的嶄新道路。
中評社記者：您在日本生活工作多年，您覺得日本社會從平成到令和近幾年來有沒有發生什麼顯著的變化？這個變化會不會對中日關係有一些影響？
汪鴻祥：我個人在日本經歷了三個時代，昭和時代1984年我初次訪問日本。平成元年我第二次來日本到現在令和4年，基本上都在日本工作生活。根據自己在日本社會的所見所聞，覺得近幾年日本社會發生了各種變化。從社會結構性問題的視角來看，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人口結構問題。少子老齡化問題日益嚴重，人口持續減少。2021年底日本總人口是1億2544萬，比上年減少了63萬。2020年特殊出生率是1.34%。受到疫情的影響，結婚和懷孕的數字在減少，這可能加速少子化的趨勢。此外，日本是世界上老齡化程度很高的國家，2021年9月15日為止，65歲以上老齡人口已經達到3640萬人，占總人口的29.1%。安倍前首相在任時把少子老齡化稱為“國難”，這個“國難”導致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對日本的綜合國力和國民心理帶來了深刻的負面影響。
其次是社會階層結構問題，貧富差距擴大。日本社會中產階層占主體的社會基本結構沒有根本變化，但是“上流”與“下流”的兩極分化比較嚴重，中產階層向中下層流動的趨勢較為明顯。疫情影響下日本社會呈現基尼係數小幅上升和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狀況。兒童的貧困率約14%，單親家庭的貧困率達一半以上，老年貧困問題也呈加重趨勢。
再次是區域結構問題，地方社會衰退，區域差距擴大。一方面大城市人口過密，東京“一極集中”的老大難問題長期沒能得到解決。東京圈僅占全國0.6%的面積，卻居住著近30%的人口。這次疫情使得“一極集中”的弊害再次凸現，東京疫情比較嚴重，成為重災區，感染人數大概占到全國的30%左右。另一方面就是地方人口過疏，年輕人都往大城市跑，地方上少子老齡化嚴重，勞動力不足，農林漁等傳統產業衰退，財政收入減少，區域社會缺乏活力，有些地方城市空心化嚴重。
必須指出，日本社會結構出現各種問題，日本綜合國力相對下降，對中日兩國力量對比的變化帶來了深刻影響。但是，並非意味著日本社會亂象叢生、危機四伏。上世紀90年代日本泡沫經濟崩潰並不意味著日本“趨於衰落”，經過平成時代的調整，日本實現了經濟軟著陸並著手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日本依然是一個擁有強大經濟力和科技力的大國。日本民眾為構建一個“安全，安心，安定”的社會做出了努力，形成了方便的生活環境，潔淨的自然環境，安全的社會環境，多元的文化環境，日本社會正在逐步發展。正確客觀認識日本社會的發展，有助於我們清醒認識中日社會經濟的差距，有利於中日廣泛開展社會經濟的合作。
日本社會狀況變化的同時，日本社會思潮也發生各種變化。戰後初期到60年代初，是和平主義民主主義思潮高漲，左右兩極思潮對立的階段。60年代到80年代，是保守主義思潮占主導地位的階段。90年代至今，是民族主義思潮抬頭與蔓延的階段。
現在日本社會思潮有兩個特點。第一，表現形態多元化，紛繁復雜，左右混合，呈現一種混沌的狀態，整個社會沒有像五六十年代那時明確的主流意識，民主主義和平主義思潮依然存在，但是有所減弱，而民族主義思潮逐漸上升，中道主義思潮有一定的發展，整體呈現多元化形態。第二，變化短期化，變化迅速，持續時間較短。今年出現一種新的思潮，明年就會發生變化，這種短期化明顯反映在日本青年一代的意識變化，政治意識比較稀薄，對政治不太感興趣，而熱衷於自己個人的興趣愛好和生活樂趣，對社會問題沒有明確的意識。
最近這幾年，日本民族主義思潮抬頭。有日本學者指出，民族主義的特徵是回歸傳統的日本主義，對和平憲法和民族主義教育進行“修正”。也有人稱為“歷史修正主義”。民族主義不僅影響日本國內的政治社會生活和對外政策，而且對中日關係也產生了負面影響。民族主義在修改和平憲法，改變戰後發展道路，美化侵略歷史，煽動中國威脅論等方面起了作用。日本保守勢力煽動對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日本的部分媒體也在推波助瀾，這種輿論使得中國在日本民眾中的好感度下降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的最低點。
中評社記者：日本的民眾，特別是年輕人，近幾年來對於中國的印象其實是很不好的，從一些民調也看得出來，反感的比例一直很高，您覺得主要原因是什麼？
汪鴻祥：我長期在日本教學生活，主要是和日本年輕人、大學生打交道，我總體的感覺，並非所有的日本年輕人都對中國反感，對中國反感的只是一部分年輕人。我任教大學的日本人學生和我周圍的日本人多數對中國持友好態度。日本年輕人對中國反感的原因是錯綜復雜的。一是受到中日關係變化的影響，中日關係好的時候，年輕人對華印象就會隨之改善，中日關係不好了，年輕人對華印象就隨之惡化。2005年日本首相連續參拜靖國神社，引起中國方面強烈抗議，中國民眾上街遊行，日本媒體大肆報導，搞的氣氛非常緊張，我周圍的日本學生都來問我怎麼回事。我認為日本媒體的報導並沒全面客觀反映中國的實際情況，為了幫助日本學生瞭解真相，我在暑假期間組織了幾個有關大學的學生去中國遊學，訪華前和訪華後學生的對華認知變化很大，紛紛表示了對華友好的態度。年輕人的想法不太穩定，容易受到形勢變化的影響。二是年輕人受到輿論特別是媒體的影響。他們畢竟年輕，正在成長時期，無論是人生觀、世界觀還是價值觀還沒定型，這種時候就容易受到外部的，特別是輿論和媒體的影響。他們對媒體和社會上的各種資訊很敏感，而自己有時又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
從年輕人的對華認知進而看看日本民眾的對華認知。2021年中國外文局和日本言論NPO共同實施了中日關係輿論調查，結果顯示，90%以上的日本受訪者對中國具有負面印象，而中國方面是66.1%對日本有負面印象。這意味著中國兩國國民感情降到新低，反映了中日關係的嚴峻形勢。我覺得這個調查結果需要慎重探討。根據本人在日實際感受，日本人對中國的認知存在三個層面的問題：
第一，涉及政治制度和價值觀的問題。有些人對中國的政治制度和“中國模式”持懷疑態度，認為中國不是自由民主國家，認為中國自覺或不自覺地對外輸出“中國模式”，擔心中國對外積極進取會改變現有的國際秩序。日本在涉港、涉台，以及涉及新疆、西藏等問題上的種種言行，都是與制度和價值觀問題的認識相聯繫的。
第二，涉及到國家主權和國家戰略的問題。進入21世紀以後，中國加快了增強國防力量的步伐，日本民眾對此持有疑慮。對於中國在周邊海域的動態，日本民眾表示不安，認為中國是要用實力來單方面改變現狀，成為地區安全的嚴重威脅。輿論調查顯示，日本民眾對中國印象不好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侵犯”尖閣群島（即釣魚島）周邊的領域。
第三，涉及到經濟體制和經濟利益的問題。一些民眾認為中國市場經濟是“假貨”，認為中國口頭上維護自由貿易秩序，實際上沒有按規矩辦。還認為中國的補貼政策等違反公平交易和公平競爭。對於中國“一帶一路”的倡議非議較多，日本擔心中國通過“一帶一路”進行經濟擴張。在疫情下，還出現了在華日本企業撤回國內或轉移他國的動向，也值得關注。
總體來講，包括年輕人在內的日本民眾對華負面印象在加劇，但是這種負面印象是否高達90%呢？需要慎重分析！這種負面印象的加劇是內外各種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外部是中美戰略博弈所產生的影響，內部既有日本政界保守勢力渲染的影響，也有日本媒體負面報導導致輿論變化的因素。我覺得兩國的媒體都有責任要客觀地理性地報導有關新聞。更深層的原因還是中日兩國力量對比的變化，兩國的結構性矛盾的凸顯和兩國戰略性競爭的加劇。
針對上述日本民眾中存在的政治、安全、經濟三個層面的問題，為了提振中日兩國的民意基礎，需要多方努力。第一，在政治領域增進互信。認知問題的根本原因是缺乏政治互信。必須凝聚共識，消除不信，增進互信。當下需要積極開展疫情下的外交，減少疫情帶來的負面影響。第二，在安全領域管控危機。為了防止領土和海洋權益問題上對立激化，必須保持冷靜克制的態度，落實高層共識，強化對話機制。這幾年關於安全的概念範圍擴大到科技領域，還擴大到網路、太空和極地。制定實施新的安全對策成為重大課題。第三，在經濟領域進一步擴大合作，在已有的經貿合作基礎上，強化在科技創新，節能環保，醫療康養，電子商務等領域的合作，在已簽訂RCEP的基礎上，積極推進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申請加入CPTPP，擴大中日兩國在區域經濟方面的合作。
中評社記者：池田大作先生他是一位哲學家、思想家和作家，中國大陸和台灣都曾經給他授予很高的榮譽稱號。您一直對池田大作先生的思想深入研究，也寫過相關的書籍，他的哪些思想給您帶來深刻的感悟？
汪鴻祥：池田大作先生是創價學會的名譽會長，是現在日本聯合政權的公明黨的創始人，也是我任教的創價大學的創始人。池田先生長期致力於中日和平友好事業，為此作出了重大的貢獻。早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的1968年，池田先生就發表了著名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倡言》，推動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實現。由於他對中日友好作出的重大貢獻，周恩來總理等中國歷代領導人都給予池田先生高度評價，而且都與池田先生有親密的交往。
1978年我在復旦大學讀研究生期間，池田先生率領創價學會代表團訪問復旦大學並贈送圖書。在贈書儀式上，我第一次見到了池田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世紀90年代我在創價大學任教後，對池田先生的思想有了進一步瞭解，也做了一些膚淺的研究。池田思想給我帶來的深刻感悟很多，主要談兩點：
第一，生命尊嚴理念非常重要，對我很有啟發。這個理念有三個特徵，一是提倡將生命尊嚴作為我們這個時代的共同價值觀，呼籲將21世紀作為生命的世紀，闡明了生命尊嚴的時代性。二是強調生命高於一切，生命尊嚴是無價的至高無上的存在，沒有比生命更高的東西，闡明了生命尊嚴的絕對性。三是強調生命包括一切，生命尊嚴與非暴力、人權保護和反戰和平等密切相連，生命尊嚴無時不有、無處不在，闡明了生命尊嚴的普遍性。生命尊嚴理念是池田先生在參悟佛教的生命理念並探討其恩師戶田城聖先生的生命論的基礎上而闡發的，是池田思想的哲學基礎，第二，人間主義理念給我深刻啟示。關於人間主義概念國內有不同的翻譯，我覺得還是照搬日語“人間主義”的原文為好，因為人間表示人與人之間，有非常廣闊的社會空間的含義。人間主義理念以人為根本，始終圍繞著人這個主題而展開，主要有兩層意思。一是探索“人的存在”本質。池田先生在國際交流中強烈意識到“人的存在”，積極開展人間外交，不僅與各國領導人對話，而且非常重視與各國民眾的交流，廣交朋友，努力構建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和相互信賴的關係。二是實現“人類利益”的堅定信念。我們這個世界存在著很多國家和民族，存在不同的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池田先生力求超越國家和民族的的障礙，實現“人類利益”。池田先生宣導的“世界民族主義”把世界和民族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來看待，力求超越民族主義的障礙，創造一個各民族共生和融合的世界。可以說人間主義的理念是池田思想理念的核心。這兩個理念對於我們正確看待中日關係有很重要的啟示意義。
中評社記者：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50周年是半個世紀的一個重要節點，請您談一談未來對中日關係的期待。
汪鴻祥：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我希望中日兩國能夠好好地紀念和慶賀。這種紀念和慶賀活動本身就是改善發展中日關係的務實行動。回顧這50年的歷程，我覺得前20年中日和平友好發展比較順利，後30年中日關係經歷了不少風風雨雨，甚至還有大風大浪。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的時候，由於日本首相連續參拜靖國神社，使得中日政治關係急劇冷卻，出現“經熱政冷”的狀態。40周年的時候，日本首相宣佈釣魚島“國有化”，給中日關係帶來了巨大的衝擊，使得中日關係陷入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最糟糕的困境。
50周年時中日關係出現了新的局勢，其特點是冷暖交織。中日關係既有趨冷降溫的動向，又有向暖升溫的努力。中日關係不能光講一面，而是多方面的綜合性的。中日關係在2018年回到正常軌道後，近兩年再次趨冷降溫。我感覺2021年以來中日關係的冷空氣明顯增多，不僅是政界，而且國民的感情下滑勢頭還在繼續。在這趨冷降溫的背景下，也有向暖升溫的努力。在政治領域，兩國領導人及外長互相通話，確認構建符合新時代要求的雙邊關係。在經貿領域，2021年總體狀況不錯，到11月為止兩國貿易達到了3338億美元，同比增加18.9%。同期日本在華投資收益率達到了其海外投資收益率的16.7%。今年元旦RCEP協定生效，為中日開闢了新的合作空間。在民間交流領域，受疫情影響，訪日中國人從最高峰的959萬降至5萬以下。但是隨著疫情的逐步緩解，中日民間往來必將日趨活躍。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的東京奧運會，中國積極支持，派遣了參賽史上規模最大的代表團參會，促進了中日民間交流。2022年2月的北京冬奧會，雖然美國進行外交抵制，但是日本依然派遣前參議員等政界人士出席，隨著疫情逐漸平息，相信中日民間交流將會擴大，中日關係將會逐步回暖升溫。
中日間確實存在不少的分歧和爭端，但是也應該看到存在擴大合作的空間。儘管現在中日關係還處於低位徘徊、冷暖交織的狀態，但是我覺得基本格局還是“競合共生“，這個特點沒有變化。
關於對未來中日關係的期待，我有兩句話：一是“不再戰”。日本對華侵略戰爭給中日民眾帶來了巨大損害。要以史為鑒，永不再戰！二是“和為貴”中日兩國和則兩利，鬥則兩傷。要珍惜和平，合作共贏！我期望以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為契機，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尤其是中日民間力量的共同合作下，推動中日關係的逐步升溫回暖，兩國共同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建設性穩定的中日關係。我作為一個在日中國人學者，始終明確自己的定位，就是要做好中日友好的橋樑，成為中日友好的使者。儘管中日關係歷經風雨，但是相信中日關係的明天定會雨過天晴。中日關係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本專訪為中評社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週年系列深度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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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中評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