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鋒：百年變局下的大國關係
當今，大國關係在新的百年變局中出現了歷史性的變化，這些新變化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體現在冷戰結束後世界進入了一個新的全球化時代。大國關係往往被認為既有衝突又有競爭，然而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衝突更重要，還是合作更重要？尤其是隨着蘇聯解體，中美關係的合作性不斷成長，全球化時代大國關係的本質已經開始遠離所謂的大國對抗。但如今，過去經常定義大國關係最本質特徵的“大國對抗”又在重新回歸。今天的大國對抗到底意味着什麼？大國對抗是否意味着新冷戰也將再度回歸？美國對中國的打壓，對中國的衝突、對抗和合作，所謂美國標準下的對華戰略應對等，其實質就是美國已經開始把新冷戰帶到了地區和全球產業鏈之中。另外，美國對中國的科技戰、貿易戰、經濟戰、媒體輿論戰都在不斷深化。大國關係重回戰略對抗，意味着某種程度的冷戰已經回歸了。
第二個非常重要的歷史性變化是大國關係是否會形成新的陣營對抗。二戰結束後，國際體系的變化就是圍繞兩個超級大國帶來的地緣政治分裂和意識形態的全面衝突而展開。雖然新冷戰已經重新開始，但問題是東西方之間是否會再次出現地緣戰略的對立和兩分？所以今天世界政治又走到了由大國對抗引發新陣營對抗的焦慮時刻。
第三個特點是冷戰時代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已經崩潰。相互依存可以弱化國家間的安全競爭，促進社會政治的溝通和交往，有效緩解大國關係間傳統且無休止的權力和利益衝突。在後冷戰時代的31年中，中美之間的經濟社會相互依存度是空前的，中美兩國不僅是世界前兩大經濟體，更重要的是兩國互為第一大貿易夥伴。儘管中美的相互依存關係已經如此廣泛深入，但從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國對華打壓政策不斷延續。所謂美國定義下的戰略對抗，就是重新把安全置於相互間的經濟和社會合作之上。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相互依存時代的大國競爭正在展示新面孔、新特徵、新走勢。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證研究上，高度相互依存時代下的大國對抗會出現什麼變化？歷史在回歸，今天美國對華戰略打壓說明世界政治正重回現實主義時代，而傳統的新自由主義基本理論假設已徹底崩潰。
第四個非常突出的變化就是意識形態衝突重演。意識形態往往代表着各自國內政治的價值選擇，代表着民眾對政治社會發展制度的優先選項。但全球化時代下，國際化、信息化、社會化使各國民眾間的交往日益頻繁擴大。這種進程推動了各國人民之間的觀念溝通，形成了價值依賴，也使彼此生產生活方式的相互認識和理解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全球化時代下的文化和價值對立，往往被認為已經有了實質性的改變。但從拜登政府重新對中國宣布所謂意識形態戰爭開始，意識形態衝突正在重現。拜登政府從上台之初，就強調今天的國際競爭主要是美西方為代表的民主陣營與中俄為代表的專制國家之間的競爭，屬於國家陣營之間的對抗。這說明，事實上競爭性的、相互衝突性的國內政治運營架構和機制，依然是大國關係最具有決定性的變量。
今天的大國關係已經呈現出了四個方面的基本特徵，美國的中國戰略已經出現了實質性變化。那麼當今大國關係有沒有緩解的可能性？今年是尼克松總統訪華50年，這不僅是中美開始走向和解的50年，也是中國不斷開放、融入國際體系、融入國際社會的50年，更是世界權力轉換，世界財富發生巨量增長和新的革命性累積的50年。如果這50年的大國關係重回基本歷史形態，對我們來說意味着什麼？
第一，中美關係的質變將是未來中國大國崛起長期面臨的最沉重國際壓力和挑戰。中美在輿論戰線和外交戰線開展了各種各樣的唇槍舌劍，一個基本事實是中美關係已經回不到過去了，美國今天的中國政策至少還要持續10到20年。我們在這裡面對的是中國應如何應對中美關係的變化和美國對華對抗政策長期化的問題。
第二，如何應對中美關係的修昔底德陷阱。從大航海時代到現在的500年，至少有16個大國崛起的案例，其中超過八成最終以戰爭結尾，超過九成的崛起大國夭折在半途，其根本原因，是國際關係中的權力競爭這一基本邏輯難以化解。另一方面，過去500年大國競爭之所以有“位於第二位的國家夭折”這樣的歷史事實，是“老二”急於跟“老大”陷入衝突和對抗。所以對中國而言，面對美國“變臉”，我們大國崛起的歷史進程是否需要緩一緩？中美關係進入到新的戰略競爭階段，是一種兩國間的戰略相持，這讓中國在崛起的歷史進程中面臨前所未有的戰略考驗和戰略風險。面臨對戰略環境的突變，我們有沒有充分、全面、成熟的思考和應對？
第三，無論從國際關係理論還是從國際關係史來看，大國競爭與大國衝突的助推劑不僅有戰略與實力的博弈，更有國內政治極端化和政治理念追求對抗化。美國今天國內政治與社會分裂導致的“內卷態勢”，事實上進一步助長了美國國內的對華強硬政策，對此我們要堅定回擊。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警惕中國國內在嚴峻和複雜的國際形勢下正在不斷擴散的民粹主義情緒。美國因國內政治內卷，左中右三派一致要求對中國強硬，把中國塑造成最大的外敵，為美國國內政治的動蕩分裂甩鍋，並以做大做實“中國威脅論”來情緒化地提升美國國內的社會和政治凝聚力。拜登政府正在推行“代表中產階級利益”的外交政策，正在竭力推進高科技在美國的再工業化、再投資化進程。對華科技戰、貿易戰等瘋狂的打壓行動，其目標就是試圖讓美國重新加大製造業和基礎設施投資，保持美國科技和高精尖工業優勢，主導全球供應鏈和產業鏈，增加美國白領工作數量，提高中下層民眾的收入。拜登政府目前的中國政策就是要將外交、安全與內政綜合起來協同推進。當前美國的國內政治已經基本截斷了中美關係改善的政策空間，但與中國迅速“全麵攤牌”同樣不符合拜登政府的利益目標。降低和管控中美對抗，需要的是戰略智慧和長遠眼光，並非只是一味的戰略決心、戰略鬥志。
在今天的世界政治中，大國關係又走到了何去何從的歷史十字路口。中國崛起面臨的挑戰和壓力，不僅是1978年以來未有的，更是1949年以來未曾有過的。冷戰後很長時間，美國將俄羅斯視為最大的戰略競爭對手。但今天，美國已經牢牢鎖定中國為最大的戰略競爭對手和潛在威脅。中國學術界和政策界應該對中國面臨的戰略風險進行全面評估、深入分析，科學、客觀和冷靜地尋找應對方案，保證中國大國崛起的歷史進程穩步向前。這是中國新時代正在面臨的前所未有的挑戰和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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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中美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