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智庫：美對華戰略競爭如何應對
同濟大學中國戰略研究院副院長夏立平博導、西安石油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雲新雷在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7月號發表專文《美國對華戰略競爭新態勢與中國的應對策略》，作者認為：在中美戰略競爭的主基調下，拜登政府根據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需要從大國政治、國際秩序和文明形態三個維度推進美國對華戰略競爭新態勢。該新態勢意欲通過「國內投資+結盟盟友和夥伴≥中國競爭」的內容模式贏得與中國在21世紀的大國戰略競爭，並愈加呈現出目標更加明確、佈局更加展開、路徑更加清晰的顯著特點。有鑑於此，中國應做好戰略規劃和保持戰略定力，完善和發展新時代中國國家戰略體系；推動國內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全面提高國家綜合實力；推進軍事和國防力量現代化，實現中國強軍和強國相統一；加強中美全球性問題的國際合作，弱化中美戰略競爭的溢出效應；用好中美磋商和危機管控機制，努力構建中美共同認同的地區歷史角色；平衡中美不同的「國際秩序」立場基礎，推動實現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國際法體系現代化。文章內容如下：
進入21世紀，隨着中國的快速崛起並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涉華議題越來越多。在美國認為中國的發展「威脅」到其全球主導地位後，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從「大國戰略競爭」國家安全戰略出發，將中國視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 在中美關係進入全面戰略競爭的時代背景下，推進和贏得對華戰略競爭始終是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議題和長遠規劃。為此，本文擬對拜登上台以來推進的美國對華戰略競爭新態勢予以全面分析和深入評估並就中國的應對策略提出建議和意見。
一、美國對華戰略競爭新態勢的動因
自2021年1月拜登就任美國總統以來，拜登政府先後於2021年3月3日和2022年10月12日發佈了事關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臨時國家安全戰略方針》和《國家安全戰略》等文件與報告。作為最能體現美國國家安全與外交戰略的重要文件，拜登政府在其《國家安全戰略》中就中國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的定位予以全面論斷，不僅將中國視為「最嚴峻的地緣政治挑戰」「迫在眉睫的挑戰」，以及唯一既有能力又有意圖重塑國際秩序的競爭者，而且提出「競贏」中國的戰略目標。 結合2022年5月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提出並推行的「投資、結盟、競爭」對華政策框架及其外交實踐，可以發現拜登政府在維持特朗普政府對華戰略競爭的主基調下，已經展開了美國對華戰略競爭新態勢。至此，面對「中美關係再也回不去」的歷史現實和中美戰略競爭持續加劇的百年大變局，不論是拜登政府提及的與中國進行的「極限競爭」還是「競贏中國」，推進和贏得對華戰略競爭始終是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議題和長遠規劃。無疑，拜登政府推進美國對華戰略競爭新態勢主要是基於以下三個維度的重大考量。
一是在大國政治維度，護持美國霸權的實力地位。在「國際關係的根本性質千年未變，國際關係一直就是行為體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圍繞財富和權力的爭奪」 的國際社會結構下，體現為霸權主義的大國政治，亦稱強權政治，都會基於本國利益優先的現實主義法則制定外交政策，甚或在與其他國家的交往中不惜違反一定程度的國際法原則或規則而侵犯他國主權、干涉內政，從而謀求全球或者地區的統治地位。 檢視美國霸權的歷史演進過程，可以看到超強的國家實力始終是美國獲得霸權和護持霸權的一個根源性因素。 換言之，在一個無世界政府的民族主權國家體系裡，衹要護持美國霸權的實力地位，美國就能維護、拓展和實現自身的國家利益。
從現代美國外交戰略歷時超過70年的對外政策實踐來說，獲得實力及實力地位一直是美國外交政策得以順利推行的前提，也是戰後美國對歐政策構建的核心概念之一。 因為護持美國霸權的實力地位，不僅能使美國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也能使美國的盟友和對手按照美國的意志行事。這也是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理論所強調的，「強者能其所事，弱者受其所難」。再者，作為21世紀的全球性大國，美國霸權的實力地位既在於其對美國國家綜合實力的全面運籌和行使，也在於其是由一個覆蓋全球的同盟和聯盟所組成的精細體系支撐的。
概言之，致力於以實力地位捍衞美國在國際社會結構下的大國政治和在全球範圍內的霸權穩定，是二戰結束以來「美國治下的和平」的大戰略目標，也是後冷戰時代美國延伸「單極時刻」並打造單極秩序的霸權慣性使然。為此，面對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實力相對衰落和中國實力快速提升帶來的國際力量格局對比和地區主導權的重大變化，尤其是隨着「一帶一路」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一系列富有國際和地區影響力的中國倡議的提出和落實，美國便自然而然地將中國視為挑戰甚或威脅美國全球霸權的對手，且是1991年蘇聯解體以來最具實力的國家行為體對手。正如美國總統拜登指出，要「從實力地位」出發，與中國展開「激烈競爭」。
二是在國際秩序維度，強化美國領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雖然國際社會存在無政府狀態，但這不並意味着無一定程度的國際秩序，因為有國際交往就必然有國際秩序。而「國際秩序指的是國際行為的格局或佈局，它追求國家社會基本、主要或普遍的目標」。歷史地看，國際秩序的演進歷程與國際社會中大國的興衰規律緊密相關，處於一種動態變化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國際秩序是一種國際公共物品，它由各主要行為體尤其是大國提供，又體現並導致了大國之間的合作與衝突。 就當今國際秩序的變遷過程和外在表現特徵來說，可謂是「兩種」秩序的「混合型」秩序，一種是根據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主權國家原則構建的以《聯合國憲章》為國際法基礎規範的國際秩序，一種是源於冷戰時期以美國同盟體系為核心的「西方陣營式」的國際秩序，但美國都是此「兩種」秩序的創建者和主導者，特別是就後一種秩序而言，因為該秩序——以美歐國家集體安全、經濟相互依賴和國際制度規則等自由主義思想為內核——贏得冷戰並催生「歷史的終結」，以致被視為具有「普世價值」的「美國領導下的自由國際秩序」。在此意義上，正如約翰·伊肯伯裡指出，雖然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發軔於少數幾個西方民主國家，但在冷戰終結之後，這一秩序從西方民主國家之間的「內部秩序」成功擴展為在全球範圍內適用的「外部秩序」。
儘管該秩序遭遇特朗普政府「退群」外交帶來的一定程度的破壞，例如，美國不僅退出《中導條約》和《關於伊朗核計劃的全面協議》等有關國際核安全秩序的國際條約，還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人權理事會等國際組織機構，但其後的拜登政府還是予以一定範圍的重返和修補。究其緣由，這是因為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具有高度的復原力和強大的生命力，特別是面對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自由國際主義國際秩序的韌性就在於其規範能夠調適新興大國的利益訴求，並引導其成為西方全球秩序的支持者能夠起到積極的典範作用。 然而，在國際政治經濟中心趨向「東升西降」的大變局時代，不論是特朗普政府還是拜登政府，中國都被視為該秩序的修正主義者。比如，在2017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直言不諱指出，中國創建的亞投行就是修正主義的表現。此後，拜登政府在其2021年3月發佈的《臨時國家安全戰略指南》中明確表示，「中國是唯一一個能綜合運用各種實力挑戰自由國際秩序的國家」。
三是在文明形態維度，打造美國引領的民主國家聯盟。作為文化實體的文明不僅是一個關於自我生存的完整體系或概念，也是一個民族全面生活方式的體現，更是人類最高的文化歸類。 在一個由200多個國家和地區、2500多個民族構成的現代文明世界體系，世界文化的多樣性存在本身就意味着世界文明多元化形態。而民主作為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結晶可謂是人類文明多元化形態的應有之義，也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之一。
進言之，多元化的人類文明形態本身就表明民主是世界各國及人民普遍享有的主權權利和法治權利，不是少數國家壟斷的專利，也不是衹有單一的實現方式，更不是西方大國用來干涉他國內政和進行大國博弈的「價值觀武器」。溯及西方現代民主理論的產生過程和當前西方民主亂象的根源，可以得知包括個人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等核心理念的民主理論的本質是反對一切特權的革命，不但反對封建專制與宗教特權，也反對資產階級特權。 同理，在一個多元文明形態並存的後冷戰世界，即亨廷頓認為的一個包括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東正教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的多文明世界，同時也在一個以中國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與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兩種制度並存的「大歷史時代」，民主尤其是實現國際關係民主化應是人類文明的前進方向和未來願景。
可是，自詡為「世界民主燈塔」的美國基於其「輸出民主」的歷史傳統和終結冷戰的歷史經驗，再次將人類共同追求的民主價值觀「私有化」「武器化」和「意識形態化」，從而推進與中國的大國競爭和博弈，即時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所呼籲的組成一個「民主國家新聯盟」來改變共產主義中國。而出身美國民主黨身份的拜登更是重視「價值觀外交」，不僅在國內重振民主價值，還將民主價值觀作為對外政策制定的根本原則和核心議程並在2021年12月9日至10日召開線上「全球民主峰會」。結合拜登在競選總統期間的宣稱，「必須修復和重振我們自己的民主，加強在世界各地與我們站在一起的『民主國家聯盟』，美國成為世界進步力量和動員集體行動的能力始於國內」，不難發現拜登政府打造美國引領的民主國家聯盟的目的意在通過「價值觀聯盟」來構建遏制中國的「統一戰線」，從更寬泛的視角看，也不乏與中國開展所謂的「文明的衝突」。
二、美國對華戰略競爭新態勢的內容
結合併審視拜登政府對外交往及其對華政策的出台和實施，顯然以「投資、結盟、競爭」為主要內容的美國對華戰略競爭新態勢更具戰略競爭性、邏輯性和操作性，即拜登政府意欲通過「國內投資+結盟盟友和夥伴≥中國競爭」的內容模式贏得與中國在21世紀的大國戰略競爭。
首先，增進國內經濟、科技和創新投資，提升美國國家實力基礎。一如《臨時國家安全戰略指南》指出，「我們在世界的角色取決於我們國內的實力和活力」。面對美國現代歷史上最有活力和最強大競爭對手的中國，美國應在優先注重國內事務的前提下增強自身以及盟友夥伴的實力。 因為沒有實力或缺乏實力，不論是國內社會還是人類社會都會變得脆弱和不牢固，甚至面臨諸多安全挑戰。在美國「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的「泛安全化」思維模式下，拜登政府既對外維持了特朗普政府時期對華貿易逆差的加徵關稅，又對內大幅增進包括基礎設施在內的經濟、科技和研發創新投資，以期通過實力基礎的提升獲得對華戰略競爭的優勢和地位。
換言之，美國外交作為其內政的延伸必須服務於美國國內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和治理需求，尤其當外交政策成為美國國內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美國安全和繁榮的最大威脅不是來自於國外，而是來自國內本身。……美國若要繼續在海外行動自如，就必須重建其權力的國內根基，無論今天還是在可預見的未來，外交政策需要始於國內」。這也類似美國「遏制之父」喬治·肯南在評估「蘇聯威脅」的「長電報」中寫道，「……國內和對外政策便交織在一起。凡是能夠解決我們自身社會問題（的政策）……都是對莫斯科的一次外交勝利」。因此，入主白宮後，拜登迅速簽署並推出一系列圍繞美國「實力地位」和「國內振興」且重建中產階級的「長期性投資」法案，例如，「美國救援計劃」「美國就業計劃」「美國家庭計劃」等。又如，針對美國基礎設施建設落後於中國的現實問題和投資美國未來的構想，拜登政府更是提出規模超達2萬多億美元的「21世紀基礎設施」倡議。再如，為了加強美國在人工智能、量子技術、半導體產業、空間技術、清潔能源與生物技術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創新變革領域的優勢，2022年8月9日，作為科技創新法案最終版本的《晶片和科學法案》在美國國會完成立法流程之後隨即被拜登簽署。
其次，結盟盟友和夥伴關係，構建美國主導的自由且開放的印太地區。不可否認，自人類社會產生衝突和戰爭以來，與盟友和夥伴結盟或者組建聯盟便成為包括城邦、帝國、國家或其他任何政治單元用以贏得戰爭和維護安全最常用和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對美國而言，結盟盟友和夥伴關係不僅僅是應對傳統意義上的「高階政治」問題和挑戰，而是推進其所主導的地區和國際秩序的重要工具和戰略依託，尤其是就美國和印太地區的複雜關係來說，一方面，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一直是在亞太地區有着重要利益和作用的國家，既是在「亞太地區具有支配性地位的大國」，又是「唯一在本地區擁有強大聯盟體系的大國」。 在「美國治下的和平」的國際制度架構下，很多亞洲國家視美國為在本區域擁有重大利益的常駐大國，並認為美國持續為該地區提供安全保障和保護傘，同時它們又希望加強與中國的經濟關係，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而不是被迫在美中之間作出選擇。 另一方面，美國為了遏制不斷崛起的中國對亞太地區主導權的獲取，通過定義下個世紀的美印關係將南亞地區大國印度融入亞太地區，進而推出「印太戰略」。所以，依據「印太戰略」構建美國所謂的自由且開放的印太地區就必須擴大美國在該地區的盟友和夥伴關係，並使之結盟或與之協同，最終增強拜登政府所宣稱的「盟友是美國的實力倍增器」。
因此，在一個由地區構成的世界，特別是在當下的印太地區，隨着「印太戰略」的持續升級及有關措施的不斷出台和實施，美國除了與傳統的盟友，諸如日本、韓國、澳大利亞、菲律賓和泰國增進既有的軍事同盟合作之外，還與澳大利亞和英國形成一種新的安全夥伴關係（AUKUS），更是在「印太經濟框架」（Indo -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PEF）下進一步充實包含盟友在內的與太平洋島國的夥伴關係。例如，2022年5月26日，作為太平洋島國的斐濟是第14個加入「印太經濟框架」的初始成員國，也是首個加入該框架的太平洋島國。又如，為了抗衡中國與所羅門群島簽署的安全協議及其影響力，美國正在籌備一項屬於「印太戰略」一部分的太平洋島國戰略。
其三，加持戰略競爭，尋求美國偏好的危機管控機制。源於競爭而來的戰略競爭作為國家間競爭關係的高級形式，不僅是力量和地位之爭，也涉及制度、價值觀、秩序安排之爭，更超出雙邊範圍，對其他國家的行為、地區和全球局勢產生直接或間接衝擊，特別是對21世紀的中美戰略競爭關係而言，尤為如此。 但另一方面，美國表示在與中國進行戰略競爭的同時，也要避免衝突或新冷戰。換言之，拜登政府在加持對華戰略競爭過程中，也將預料之中與預料之外的衝突風險和危機管控作為中美關係「消極合作」的優先事項。
實際上，在中美戰略競爭的新常態時期，因應中美之間留待諸多的雙邊、地區和國際問題等結構性要素，中美關係已經從解決戰略分歧走向戰略爭議，從確定共同目標轉向危機管理。比如，在雙邊關係領域，美國動輒以「長臂管轄」式的國內規則肆意干涉中國內政和踐踏「一個中國」原則。自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國會相繼制定《與台灣交往法案》《2019年台灣邦交國際保護與促進倡議（台北）法案》《2019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2019年香港人權和民主法》《2020年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等法案之後，美國國會又提出並推動《台灣政策法》。值得嚴重關切的是，該法案要求賦予台灣「重要非北約盟友」的地位，以此加強美國對台灣的安全承諾。 又如，在國際網絡空間治理領域，美國強調網絡規範應以信息自由流動為目的而非以信息安全保障為目標。但中國認為，國際網絡空間治理事關國家網絡主權安全和國家安全，國際網絡空間治理應以安全為優先規則。所以，作為中美戰略競爭的新興領域之一，中美兩國有關國際網絡空間治理的規則之爭就必然激化為規則制定權之爭甚或價值觀之爭。
除此之外，就全球氣候變化治理來說，共謀全球經濟綠色轉型和可持續發展可謂是包括中美兩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的共同事業和責任。然而，作為最發達國家的美國不但沒有嚴格履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還以其自身的「碳達峰」規則標準施壓中國「碳中和」和「碳達峰」減排目標。質言之，在美國對華戰略競爭不斷展開並長期化的背景下，雖然不尋求衝突和避免新冷戰是美國對華戰略競爭新態勢的重要組成，可是中美關係的結構性變化及要素已經使得兩國發生危機的潛在風險在急遽上升，且缺乏足夠有效的管控機制，因此加強危機管理對中美雙方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客觀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從美國規劃和實施國家安全大戰略的歷史經驗來看，美國常常將危機管控作為另一種競爭手段，以危機管控之名，行限制對手之實，目的是繼續保持自己的競爭優勢。
三、美國對華戰略競爭新態勢的特點
拜登上台至今，雖然美國國內面臨政黨政治的極化、民主制度的衰敗、社會族群的不平等和撕裂以及新冠疫情跌宕下經濟通脹率企高等種種亂象，但其對華戰略競爭新態勢的總體實施和後續跟進愈來愈呈現出積極有為的特點。
第一，對華戰略競爭目標更加明確。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秩序的貢獻者和21世紀的主要競爭者，美國在重建當代國際體系中一直發揮着不可或缺的領導作用和角色。因此，面對中國崛起帶來的結構性挑戰及其對世界秩序演變的重大影響，「讓美國重新領導世界」和「維持對華強硬的政策基調」無疑是拜登政府對外政策的重點和對華政策的焦點所在，即美國對華接觸戰略已被全面壓制和遏制中國崛起的競爭戰略所取代，打壓中國的崛起勢頭和實力升級是美國必然的選擇。其主要表現為：在政治制度上，尋求改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制。從法理及國際法上講，主權平等原則賦予各國根據其國情特徵選擇和實行相應國家體制的國際法權利，且內政不容干涉。然而，繼特朗普政府將中國定義為「威權體制」、把與中國的競爭視為「贊成專制體制者和贊成自由社會者之間的政治競爭」之後，拜登政府更是視「專制與強勢」的中國為國際體系的挑戰者。對此，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傑克·沙利文指出，確保民主體制的良好運作是拜登總統任內的「中心組織原則」之一，拜登政府將讓中國重新思考所謂「美國衰落」的論斷，在民主和專制到底誰會勝出的問題上，未來的10年是至關重要的。 在經貿發展上，力圖擺脫所謂的「對華經濟依賴」。作為全球前兩大經濟體，儘管中美經貿關係穩定健康發展利好世界經濟體系，但在美國對華經貿政策發生根本性、整體性逆轉的趨勢下，即便拜登政府提出「再掛鈎」以示對特朗普政府一邊倒的「脫鈎」政策的階段性和局部性回檔，但基於擺脫所謂的「對華經濟依賴」的戰略性「脫鈎」比起「迫使北京改變其『不公平』的貿易行為」或低價值鏈的「再掛鈎」更具重大戰略意義。在科技研發上，開始推行對華「小院高牆」科技競爭戰略。作為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科學技術不僅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主導觀念」，而且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所在，即「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因為在一個包含安全與發展的全球化時代，「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因此，伴隨百年大變局中新一輪科技革命和中美戰略競爭時代的疊加效應，阻止和打壓中國高科技領域快速發展就成為拜登政府開始推行「小院高牆」科技競爭戰略的題中之義。該戰略更凸顯精準打擊、政府支持、重視安全和依託盟友等特徵，在某種程度上既改變了國際科技競爭環境，也對中國的科技發展提出了諸多新挑戰。
第二，對華戰略競爭佈局進一步展開。「所謂大戰略（高級戰略）的任務，就是協調和指導一個國家（或一群國家）的一切力量，使其達到戰爭的政治目的。這個目的由基本政策來加以決定。」相應的，在中美戰略競爭日益激烈的大變局時代，拜登政府對華政策佈局，即根據不同地區和區域的具體情況和現實需要推進和執行不同的政策措施，越來越顯現出「世界化」的政策組合，亦即從次地區層面延伸至地區層面和全球層面。
首先，在次地區層面，積極介入與中國有領土主權或海洋權益聲索的國際爭端，蓄意惡化中國周邊安全環境。例如，在釣魚島問題上，拜登多次宣稱《美日安全條約》第五條適用釣魚島，甚至重申可動用核武器保衞日本。又如，在「菲律賓南海仲裁案」裁決5周年之際，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聲明重申對「7.13聲明」的認可和支持，即中國在南海所謂的擴張性海洋主張沒有國際法依據。 特別是就事關中國核心利益的台灣問題來說，美國始終將其所謂的《與台灣關係法》、「六項保證」與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並列，甚至凌駕其上，意欲掏空「一個中國」原則。這不僅嚴重危及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以來的政治基礎，更是中國主權、發展和安全利益的嚴重威脅和長期挑戰。
其次，在地區層面，以印太戰略為抓手，塑造中國崛起的地區戰略環境。正如布熱津斯基指出，在21世紀，當中國從「地區性的國家」成長為「全球性的大國」，美國就要把中國視為有能力、有民族意志在其國境之外運用力量影響去改變現有地緣政治狀況以至影響美國利益的五個「地緣戰略棋手」之一。而印度作為歐亞大陸五個「地緣戰略棋手」之一，在同美國的歐亞大陸利益不衝突的情況下，更會成為抗衡中國的競爭對手。正是基於此，在特朗普政府正式推出「印太戰略」意圖保持有利於美國的地區戰略平衡之後，拜登政府更是對「印太戰略」所涵蓋的地區和區域作了更進一步的塑造和構建，不但加強了與東盟的戰略合作關係，而且逐步進入到之前未曾重視的太平洋島國區域，進而抗衡中國在全球五大洋中面積最大的太平洋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對此，2022年7月13日，美國副總統哈里斯在出席太平洋島國論壇致辭時表示，「我們承認，這些年來太平洋島國沒有得到應有的外交關注和支持。所以我今天直接對你們說，我們要改變這一切」。
最後，在全球層面，通過「非拉」援助和合作新政策，壓縮中國發展利益新空間。「重要的國際問題在本質上是全球性的」。 就涉及和影響當今諸多國際政治經濟問題的重要性而言，無過於當下愈演愈烈的中美戰略競爭。從美國的角度看，與中國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推進戰略競爭既是為了夯實或築牢美國在全球的首要地位，也是為了保持美國在全球戰略穩定中的優勢地位。因此，一方面，在非洲，隨着中國的崛起以及中非經貿合作持續增長而引發的美國擔憂，非洲已經成為中美進行戰略競爭的場所。在延續特朗普政府對非政策中「大國競爭」意涵的同時，拜登政府更多依靠多邊組織和盟友來強化同中國的戰略競爭，實行「價值觀外交」，繼續維持附加政治條件的對非援助。 另一方面，在享有美國「後院」之稱的拉丁美洲，拜登政府在特朗普政府排華思路的導向下，高舉「美國歸來」大旗，加大戰略關注和資源投入，着重推行「民主善治」、治理移民、助力抗疫、幫扶復甦等議程，力求修復美拉關係。
第三，對華戰略競爭路徑更加清晰。結合拜登政府的執政理念及其上台至今的對華政策調整和不斷推進，不難看到其對華戰略競爭路徑愈益清晰，其具體表現如下：
一是以經濟和科技為美國實力發展的有力抓手，錨定對華戰略競爭的核心領域。正如美國著名國際關係史和戰略史學家保羅·甘迺迪在其經典之作《大國的興衰》中指出，國家間的競爭尤其是伴隨大國的興衰規律體現而來的大國競爭，歸根到底是建立在以科技、經濟和軍事實力為基礎的綜合國力之上的競爭，而要贏得大國競爭就必須增強自身綜合實力。為此，在秉持「自己任期內，不會允許中國超越」的政策理念下，拜登政府圍繞國內經濟發展、就業計劃、基礎設施投資、科技發展特別是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5G通信、晶片、電動汽車、可再生能源技術等高科技研發產業制定對華政策，力圖拉開並保持與中國的綜合實力對比差距。
二是以「價值觀外交」為準則，爭奪對華戰略競爭的國際規則制定權。價值觀是規則制定的內在理念，規則制定是價值觀的外在表現，即規則的制定通常是以某一套具體的哲學理念、價值觀或理論體系為依據。 因此，基於價值觀而來的「價值觀外交」作為國家外交決策出發點和外交行為準則的評判依據必然體現為對「相同價值觀」國際規則的認同和接受，對「異類價值觀」國際規則的爭奪和衝突，特別是就當前的拜登政府來說，「價值觀外交」不僅是美國民主黨的政治傳統，也是拜登政府推進對華戰略競爭的價值偏好。上台至今，拜登政府以包含人權、民主、自由等在內的「美式價值觀」為由，先後對涉及中國內政的新疆等事務予以炒作和攻訐，不僅在其國內以立法形式正式將《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案》納入美國法律體系，禁止進口新疆產品，而且還聯合歐洲所謂的「價值觀盟友」通過法律議案對中方有關官員予以共同制裁。值得注意的是，除此之外的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國也對中國進行譴責和制裁。 這也是美國民主黨新黨綱所指出的，如果美國不代表「民主國家」制定規則，中國就將掌握規則制定權並主導世界發展模式與國際領導地位。
三是以國際公共產品「去中國化」為路徑，推動對華政策的「小多邊主義」集團效應。作為世界生產力發展和經濟全球化推進的必然結果，提供國際公共產品不論是對霸權國美國還是崛起大國中國而言，都是其應有的國際義務和大國責任。然而，面對百年變局下權力轉移帶來的中美實力相對變化，美國卻把中國提供的國際公共產品，如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一帶一路」和絲路基金等視為挑戰其霸主地位的修正主義行為和表現，進而通過聯合其盟友和夥伴關係式的「小多邊主義」集團加大對中國的打壓力度和圍堵範圍。繼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意圖制定「去中國化」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之後，拜登政府更是對特朗普政府時期提出的「藍點網絡」計劃予以繼續推動，力圖以「藍點網絡」計劃推廣美國基建標準，從而達到阻礙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地緣政治擴展。 近期，拜登政府提出並持續落實的「印太經濟框架」作為充實「印太戰略」升級的重要內容，既源於美國加入CPTPP意願下降且政策空間不斷縮小的國內現實，也是其開展對華地緣經濟競爭以重新掌控地區經濟秩序主導權的產物。雖然「印太經濟框架」的實際效用尚待觀察，但其意圖通過打造俱樂部形態的「小多邊集團」針對中國的戰略意圖非常明顯。
四、中國應對美國對華戰略競爭新態勢的策略
面對拜登政府對華戰略競爭新態勢及有關政策的後續推進，可以預見隨着中美戰略競爭新常態的延續，美國對華戰略競爭新態勢將會變得更具系統性、復合性和全球性。有鑑於此，在日益走進世界舞台中央的新時代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的關鍵時期，中國應秉持大戰略和大外交思維，並結合世界和平發展的時代主題和合作共贏的歷史潮流，以自身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為國內大局方略，輔之以國家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穩步提升為國際變局方略，即在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基本方略上，全面聚焦新時代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內部事務，審慎應對美國對華戰略競爭新態勢帶來的外部環境變化和風險挑戰。
其一，做好戰略規劃和保持戰略定力，完善和發展新時代中國國家戰略體系。「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縱觀人類歷史長河中大國的興衰變化規律，尤其是自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以來，任何一個大國的崛起必然是與世界潮流趨同或與之良性互動，而非與之趨異或抗衡。與此同時，要確保國家發展及可持續崛起就必須富有戰略思維並制定戰略規劃和保持戰略定力，這是因為缺乏連貫性或韌性的戰略必將導致國家的自我失敗，甚或跌入諸多陷阱，如當下國際社會密切關注的中美關係「修昔底德陷阱」論。
對做好戰略規劃和保持戰略定力的重要性及重大意義，習近平深刻指出，「戰略問題是一個政黨、一個國家的根本性問題。戰略上判斷得準確，戰略上謀劃得科學，戰略上贏得主動，黨和人民事業就大有希望。如果沒有足夠的戰略定力和策略活力，就容易出現患得患失、搖擺不定、進退失據的問題，就會錯失發展機遇」。因此，在邁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新征程上，中國應立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的需要，在構建以國家發展戰略為基礎、以地區戰略為依託、以全球戰略為支撐的國家戰略體系框架的基石上，完善和發展具有新時代意義和價值的中國國家戰略體系，致力於塑造積極的、開放的、包容的、建設性的、負責任的和可預期的大國形象、大國風範和大國文明。
其二，推動國內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全面提高國家綜合實力。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尤其是經過改革開放40餘年來的快速發展，中國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文化實力、國際影響力等各方面已取得歷史性成就，但與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和挑戰愈加突出，特別是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多。以上國情特徵要求中國必須在正視既有發展成就的基礎上，進一步認清發展差距，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國內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進而全面提高國家綜合實力。
這意味着，面對當前拜登政府對華戰略競爭新態勢帶來的挑戰和制約，中國應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下，優先注重國內事務，把國內的挑戰放在核心位置，繼續秉持「發展就是硬道理」的基本路線方針，深入推進改革開放，構建中國特色的自主創新體系，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模式的轉變，從而全力打造維持中國經濟中高速增長的內生動力， 並最終獲得中國國家綜合實力的全面提升。這是因為，對任何國家而言，涵蓋國內經濟社會發展在內的綜合國力提升是一國開展對外交往和推進對外政策的必要非充分前提。
其三，推進軍事和國防力量現代化，實現中國強軍和強國相統一。推進軍事和國防力量現代化是「四個現代化」的應有之義，也是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可以說，「軍事和國防力量強，則國強；國強則必然軍事和國防力量強」。這也是近代以來中國歷經「落後就要挨打」的近現代史的歷史教訓和經驗總結。對此，習近平深刻指出，「強國必須強軍，軍強才能國安。」 所以，推進軍事和國防力量現代化，實現中國強軍和強國相統一，從而擔當起黨和人民賦予的新時代使命任務，可謂是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重要戰略任務，也是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基本保障和戰略支撐。
再者，在一個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不時沉渣泛起的百年大變局時代，當大國之間的競爭或者對抗導致國際集體安全機制失靈之時，構成該體系單位的各主權國家衹能基於實力原則把軍事力量及其安全視為「國際政治的最後手段」。 這是因為軍事力量依然是國家在21世紀極其重要的權力來源，其運用方式不僅塑造著主權國家的政治考慮，也提供著有助於形成最低限度秩序的框架。 因此，「堅持政治建軍、改革強軍、科技興軍、依法治軍，全面提高國防和軍隊現代化水平」 既是新時代中國推進強軍事業有效應對外部風險挑戰的現實需要，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責任擔當。
其四，加強中美全球性問題的國際合作，弱化中美戰略競爭的溢出效應。當今世界不僅正在經歷新一輪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同時也面臨世紀新冠肺炎疫情反復跌宕、核擴散、氣候變化和技術顛覆等一系列全球性問題和挑戰。因此，在一個發展與挑戰並存的全球性國際社會，面對共同的全球性問題與挑戰，任何國家和地區若要全然退出或者獨善其身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現實的。而要有效應對和系統防範，國際社會就必須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加強國際合作。
正如習近平指出：「人類面臨的所有全球性問題，任何一國想單打獨鬥都無法解決，必須開展全球行動、全球應對、全球合作。」 中美兩國同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都肩負著維護地區和世界和平發展的大國責任，在涉及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全球性問題和挑戰上更是責無旁貸。雖然身處中美戰略競爭的大國博弈時代，但中美兩國依舊存在推進雙、多邊國際合作的領域和訴求。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中美兩國合作內容豐富而深遠，其關鍵之處就在於戰略權衡和取捨。就當前中美關係來說，在弱化中美戰略競爭溢出效應的同時加強中美全球性問題的國際合作不失為一種二者兼顧的戰略選擇。
其五，用好中美磋商和危機管控機制，努力構建中美共同認同的地區歷史角色。作為太平洋兩岸的大國，中美之間存在分歧和摩擦可謂很自然，也很正常。自建交迄今，即使中美之間發生過重大危機，但都得以妥善處理。然而，隨着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加劇和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的持續跟進和落實，中美發生現實衝突的風險陡然上升，特別是美國前任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不顧中國強烈警告依然竄訪台灣而導致的台海危機加深。因此，在當前形勢下，用好中美磋商和危機管控機制以防中美雙方因形勢誤判從而「夢遊般」走向全面衝突顯得愈加重要和必要。而要緩解彼此戰略焦慮，就必須構建中美共同認同的地區歷史角色。對中國來說，這意味着一個事實，「即美國在亞洲具有強大的影響力，而許多亞洲國家也需要美國」。 換言之，在中美戰略競爭不斷激化的當前時期，外加中美各自國內不斷高漲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中美兩國在強化其各自國家身份認同的同時，也要努力構建中美共同認同的地區歷史角色——亞洲或亞太地區大國身份。在此意義上，這也是中國攜手世界各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即構建亞太命運共同體。
最後，平衡中美不同的「國際秩序」立場基礎，推動實現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國際法體系現代化。中美兩國對國際秩序不同的立場可謂是中美戰略競爭在國際秩序領域的反映和體現。當下，美國主張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而中國堅持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就其立場基礎的區別來說，美國主張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源於西方特定的國際政治語境，附帶權力和關係兩種特性。而中國堅持的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其要義在於強調國際法在法律上的應然性，依據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所體現的法治精神以及國際法的有關規範性寓意，反對西方國家從國際政治上對規則做出的實然性解讀，並對抗其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內生的國際強權政治邏輯以及對中國實行的規則壓制。 這就是說，中國更注重國際秩序所含有的國際法治意義，而美國較為關切國際秩序所蘊含的國際政治意義。溯及當今國際社會中幾乎被世界各國共同遵守的以《聯合國憲章》為國際法秩序的國際法體系，可以看到其法律規範構成不僅包括一系列法律規則，同時也包括諸多法律原則和準則。因此，作為權衡之術的法和法律可以平衡中美不同的「國際秩序」立場，從而最終推動實現以《聯合國憲章》為國際法秩序的國際法體系現代化。正如亨利·基辛格指出，要建立一個普遍性和合法性的國際秩序，就必須根據當下的現實實現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現代化，而以《聯合國憲章》為國際法秩序的國際法體系正是源於威斯特伐利亞體系。
基金項目：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課題攻關項目「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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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中評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