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雲：邦交正常化精神與新時代中日安全關係
9月29日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半個世紀以來，中日關係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得到了長足發展，但同時也面臨各種挑戰和困難。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中日經濟依存不斷深化，然而兩國建立政治互信依然任重道遠。
其中最突出的體現是中日安全關係。日本將中國定義為安全保障方面的威脅，在海洋安全、台海、核武器等問題上頻頻針對中國發聲，提出從根本上提高防衞能力，強化日美同盟以增強一體化軍事威懾力。日本發展進攻性軍事力量的傾向（例如列裝千枚遠距離導彈，軍事開支達標GDP的2%，存在介入台海的可能性等），讓中國高度懷疑日本意圖重新走向軍事大國。
50年前邦交正常化的時候，安全問題並不是雙邊關係的核心課題。如今，管控中日安全關係風險卻成為最緊要的問題。在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際，我們需認真思考應以一種什麼樣的精神來構建契合新世代的中日安全關係。
首先，新世代中日安全關係必須發揚邦交正常化核心精神，即實事求是，而中日關係中最大的事實就是兩國「互為最重要鄰國」。1972年中日恢復邦交的聯合聲明僅千餘字，但通篇都能感受到當年中日兩國領導人和民眾發展睦鄰友好關係的堅定信念。包括安全關係在內，中日兩國各領域的關係都不能忘記「互為最重要鄰國」這一基本事實，不能用競爭更不能用對抗去定義中日安全關係。
鄰國之間的安全關係如果用競爭甚至對抗的視角看待，很多問題往往就會人為地、無必要地「被安全化」。例如近期在所謂「台灣有事」的輿論下，沖繩被看成是安全保障甚至是戰事最前線，軍事邏輯開始覆蓋其他邏輯。但實際上，沖繩地處東海和西太平洋的中間位置，無論作為地區物流中心還是旅遊勝地都可在地區一體化中扮演遠遠超出軍事基地的作用。成為地區樞紐的沖繩不僅可以發展自己，也會為日本帶來更大的安全。
第二，新時代的中日關係之所以新，就是要超越以軍事威懾力為邏輯起點的舊安全觀。近年來，在日本政要關於安全保障的發言和媒體話語中，一個反覆出現的關鍵詞就是「威懾力」，而這個威懾的對象毫無疑問是中國，主要理由是中國過去30年軍事力量急速擴大，中日圍繞領土的爭端給日本周邊安全造成了惡化影響。這種以威懾為基礎的對華安保觀認為，為了避免中日發生軍事衝突甚至戰爭，需要有強大的威懾力，因為威懾力弱小會成為對方使用武力的誘因。
在安全保障中，威懾力一直是一個重要概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冷戰的歷史已經證明，過度依賴威懾力的安保認知是以設定「假想敵」為前提的，它不僅不會獲得國家安全，還會導致錯誤認知輪番升級，讓國際關係惡化，最後引發集體不安全的悖論結果。
50年前中日宣布結束兩國關係不正常的狀態，50年後絕不應以軍事威懾力為主要邏輯來尋求中日安全關係的「不正常穩定」。對於中國來說，即使面對日本日益使用威懾力的話語體系，也要保持戰略耐心，抵制以威懾力對威懾力的衝動，牢牢把握中日安全關係需要新安全觀的正確方向。
第三，新世代中日安全關係應建立在雙方社會更廣泛深入互動和理解的基礎上。儘管日本安全政策近年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也要看到，日本社會對於這種變化的反應是複雜和多面的。例如，2015年日本安保關聯立法期間就出現過10多萬民眾示威遊行反對的局面，而對於日本討論發展對敵方基地的攻擊能力，也是反對聲音居多。經濟界對政府推行過於嚴格的經濟安全保障立法也一直有反對聲音。只要社會層面不單純相信軍事威懾力的話，舊安全觀全面複位就不容易。中日作為互鄰的世界第二、第三大經濟體，經濟和社會聯繫非常緊密，兩國越是相互開放，就越是有助於構築中日新型安全關係的良性社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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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中美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