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春嶺：美國戰略界的對華政策反思及啟示
今年以來，以《外交事務》2022年3/4月號刊發的《美國製造的敵人？美國對華政策的辯論》（A Rival of America's Making? The Debate Over Washington's China Strategy）一文為代表，美國戰略界對華政策大辯論仍在繼續進行。從約翰·伊肯伯里、傅立民（Charles Freeman）、董雲裳（Susan Thornton）、方艾文（Evan A. Feigenbaum）、約瑟夫·奈到林碧瑩（Bonny Lin）、何瑞恩（Ryan Hass）、白潔曦（Jessica Chen Weiss）、傅瑞珍（Carla P. Freeman）、理乍得·哈斯，美國戰略界出現了不少反思美國對華政策的理性聲音。他們主張美國應當將精力集中於自身發展，反對用「冷戰」和「遏制」的基本邏輯來框定對華政策，呼籲政府更加審慎地處理台灣問題，呼籲重視中美「接觸」與合作，主張兩國進行高層對話、危機管控和全球治理合作。
其中，以康奈爾大學教授、美國新生代中國通白潔曦的《中國陷阱：美國外交政策與零和競爭的危險邏輯》（The China Trap: 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erilous Logic of Zero- Sum Competition）一文最有代表性。該文指出，專註於同中國的戰略競爭正在「損耗」美國的外交政策，基於零和博弈的「條件反射」式反華「政治正確」及其帶來的強硬政策，使美國陷入了「中國陷阱」，忽視了亟需解決的迫切問題。
這一階段美國戰略界的對華政策反思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與美國今年以來經歷的三場危機息息相關。
第一場危機是「俄烏危機」。在不少美國戰略界人士看來，拜登政府在這場危機中應對得當，美國軍隊沒有直接捲入這場戰爭，卻通過經濟戰、信息戰、政治戰等其他方式彰顯了美國力量，美國進一步整合了西方國家，激活了北約，同時增大了威懾中國的籌碼。然而，在理乍得·哈斯等戰略家看來，和海灣戰爭中美國的外交動員能力相比，俄烏危機已經讓美國全球領導力的衰落暴露無遺，世界大多數國家並沒有加入對俄制裁的行列，而中俄的戰略合作使實力遠不如蘇聯的俄羅斯有了同美西方分庭抗禮的資本。中美俄大三角關係的變化既有中俄兩國的共同利益驅動，同時也是美國對華強硬政策導致的必然後果。面對俄烏危機，美國不僅在戰略上陷入了東西「兩線作戰」的被動，還不得不面對國際體系掌控力大幅衰落的困境。
第二場危機是「台海危機」。「佩洛西訪台」這場「不明智的」政治秀所帶來的嚴重後果超出了美國戰略界的普遍預期。在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何瑞恩等看來，「大陸方面通過史無前例的軍演、射導、艦機穿越海峽中線、發佈白皮書等方式，贏得了處理這場危機的主動權」。這場危機讓美國看到了中國捍衞國家領土主權安全的決心，看到了台灣問題對中美關係的利害關係，也讓美國意識到「面對美國主動的挑釁之舉，大陸的強硬反制並沒有自然而然地激發周邊國家的戰略焦慮，更多國家在該問題上選擇站在了中國一邊」。這場危機也讓美國戰略界看到了美國大戰略被台灣問題過度綁架的危害性，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林碧瑩等學者認為，「拜登政府應當明確一條原則，如果未來台獨勢力主動挑起事端，那麼美國對台的承諾將是無效的」。
第三場危機是「內政危機」。今年是美國的中選之年，2020年美國大選給美國政治和國際形象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尚未消除，2022年中選進程中的「墮胎權」之爭、共和黨「特朗普化」、「海湖莊園搜查事件」又給美國黨爭加劇、政治極化、社會衝突增添了新的導火索，國內危機持續發酵。一旦民主黨中選失利，拜登總統未來兩年施政將面臨巨大掣肘，會直接影響到2024年大選。而「選舉時間」臨近也使美國民眾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對外交議題的關注，更加聚焦經濟、控槍、移民等國內問題，這也為降低對華政策的敏感度提供了契機。在約瑟夫·奈等戰略界人士看來，美國當前最大的問題並非外部挑戰，而是「重振自身的民主」。一個內部分裂的美國不僅會逐漸喪失領導國際事務的意願和軟實力，也會增大盟友夥伴對美國外交政策穩定性的質疑。而在麥克爾·布雷內斯和范·傑克遜等人眼中，冷戰思維和大國競爭戰略無助於解決美國民主最迫切的問題，反而會加劇美國的衰落。
雖然這一階段美國戰略界的對華政策反思多是由具體議題推動，多是出於美國自身的國家利益需求和戰術調整需要，這種理性反思的聲音也沒有實質性改變拜登政府對華戰略的主軸，但它對下個階段的中美關係發展提供了三個重要啟示。
其一，美國對華政策大辯論仍然在持續進行。「理越辯越明」，美國不乏超越冷戰思維束縛、立足世界發展大勢而思考的戰略家，也擁有一批不被「反華政客」裹挾、堅持獨立思考的「中國通」，世界之變、歷史之變、時代之變給兩國戰略界提供了重新認識中美關係重要性的契機，而相互依存的現實、互利共贏的歷史為兩國學者思考中美關係的未來、引導辯論的走向提供了充分的理論依據。
其二，觀念是政策的先導。政策調整相對容易，但觀念的轉變則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在特朗普執政時期，特朗普的「貿易吃虧論」等帶有強烈民粹主義色彩的反華論調潛移默化地塑造了美國基層民眾的民意，奠定了發動中美貿易戰的政策底色。拜登執政以來雖然在多個領域採取實質性舉措清除「特朗普主義」給美國帶來的消極影響，卻無意糾正上述涉華認知偏見，成為對華政策難以轉圜的一大根源。
其三，「危」與「機」相輔相成。危機下的反思往往能夠成為轉「危」為「機」的動力。50年前，蘇聯對中美之「危」促成了中美破冰之「機」；9.11發生後，國際恐怖主義之「危」促成了中美反恐合作之「機」；奧巴馬時期，金融危機、氣候變化、核擴散等一系列全新的非傳統之「危」促成了中美在全球治理領域全方位的合作。面對新時代一系列傳統的、非傳統的安全挑戰，是把中國當合作夥伴攜手治理，還是繼續把中國當對手、對真正的安全威脅視而不見？答案在這場對華政策辯論當中，在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當中，其對中美兩國、對世界歷史影響深遠。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文章原刊於《中美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