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宏偉：日本的對華友好和台灣執迷
日本法政大學教授、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趙宏偉日前參與了中國評論通訊社、中評智庫基金會在線上舉辦的有關中日關係的思想者論壇，談及了兩國關係的特殊性，以及日本目前對台灣的一些執迷所在。
趙宏偉說，第一，中日關係是特殊關係。這裡的“特殊關係”不是說中日友好是特殊關係，中日敵對也是特殊關係。具體來說，中日關係從整體來看存在以下六大基本結構關係：第一，資本主義體制和社會主義體制兩種不同政治體制。第二，日美同盟和巨大中國相互視為威脅。第三，二戰戰勝國與戰敗國。第四，經濟相互依存。第五，兩千年歷史文化一衣帶水、同文同種。第六，近現代民族國家毗鄰地緣關係。不言自明，中日關係的特殊性源於第五、六項；但是前四項亦由此而染上特殊性。中日關係是基於同一文明圈這一地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關係之特殊關係。
外交是人為國而做，人又是不只為利而往。上述中日關係六大基本結構置於同一文明圈這一地緣之中，兩國便出現更多的國家利益動機和非利益動機，理性和情念，自覺和無意，合理和不合理等外交選擇，外交過程中表現出各自的外交行動模式，推動中日關係的正面或負面運動，匯成充滿葛藤的歷史過程。地緣特殊關係其正能量是利於促進相互認知，發展友好合作關係；負能量則表現為地緣陷阱，逆反性地破壞雙邊關係——現在就出現了這種情況。
趙宏偉說，一部中日關係史，最顯著的特殊現象是出現了“友好國民運動”。戰後翌年（1946年）日本民間反戰友好人士成立中國研究所，幾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同齡，1950年先於中國創立日中友好協會，1951年成立現代中國學會，1955年創刊世界首部《中國年鑒》；於1970年代日中友好發展為日本唯一的民間主導全國規模國民運動，推動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後形成日本官民共同推進日中友好。在中國，中日友好運動由國家推動。中日友好發展成為兩國國是，至1992年日本天皇史上首次訪華，兩國官民友好達到最高水平。至此，中日關係堪稱不同政治制度國家友好合作關係的典範。
中日友好是中日關係的特殊一面，兩國外交中存在友好領綱行動模式。1970年代圍繞中日關係正常化，日本市民自發地支持使日中友好發展成為“國民運動”，全國縣市町村幾乎都成立了日中友好協會。1982年由日方提議，兩國政府決定在東京設立“日中友好會館”；日本政府出資20億、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30億、中國政府5億日元，共同建設並運營，定位是日本外務省外部團體；1985年在東京高超級區域後樂園建成包括辦公樓、賓館、中國留學生宿舍（後樂寮）、日中學院等一套設施的社區。歷屆日中友好會館會長皆由日本國家級退休政治家及退休外交高官擔任。如此規模及政府參與度在日本是前所未有的，譬如在日美之間亦全不存在。在日本，研究日本的國家研究所還是1987年成立的國際日本文化研究所，美國研究所根本不存在。
中日友好運動直至20世紀末，在兩國有一種誰都不可破壞的氣場，對中日關係可以說是發揮著價值觀性質的影響力。但90年代開始，這種氣場就遭到破壞，十年之間中日之間的友好氣氛就沒有了，小泉時代又徹底破壞了中日關係。
趙宏偉表示，“日中友好國民運動”退潮、消亡，中日關係走向敵視化的指標性要因源於日本的台灣執迷。中日關係大概是90年代中葉開始變壞的，那時候發生了一些標誌性事件：第一，1996年4月17日，橋本龍太郎・克林頓聯合聲明《面嚮21世紀的同盟》，首次把日美同盟的目的設定於應對“周邊事態” ，即“台灣有事”；日本政府亦首次把《美日安全保障條約》從美國駐軍條約正名為日美軍事同盟，宣示“以日美同盟為基軸”，並突破“專守防衛”定位，向海外擴張，適用於“周邊事態” ，即“台灣有事”。可見，日美同盟從其正名伊始，便是為阻止中國統一，保持分裂現狀的軍事同盟。
第二，2012年4月17日，石原慎太郎東京都知事選在華盛頓召開記者會，宣佈對全體日本人募捐，購買釣魚島。日本野田政府9月11日實施釣魚島國有化，破壞性地惡化了中日關係。在日本，日中友好運動壽終正寢。
第三，2021年4月17日，《菅義偉首相・拜登總統聯合聲明》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首次寫入“台灣”事項，“敦促和平解決兩岸問題”。同日，日本駐台灣代表機構“日本台灣交流協會”設為新館開館日，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後，日本首次在台灣升起日本國旗。也是同一天，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安倍胞弟）親赴距台灣最近的與那國島，眺望台灣。“4月17日”是什麼日子？1895年4月17日是《馬關條約》簽署日，是日本割取台灣之日，日本首次奪取殖民地紀念日，由此列位殖民列強紀念日，日本千年振興紀念日。2021年4月17日，日本政界主流肆無忌憚地搞了一個大大的熱熱鬧鬧的慶祝。
趙宏偉分析，日本政界主流台灣執迷的邏輯是什麼？一是，日本有史以來終於走向千年振興，其路徑是1872年至1895年完成“琉球處分”，1895年奪取台灣。世人忽略的是日本是奪去了台灣才完成了所謂琉球處分，即吞並琉球。《馬關條約》之前，存在著日本同意把宮古海峽以南至台灣的琉球領土交予中國換取中國承認琉球亡國方案；因此在國際法上，《馬關條約》的簽署亦正式廢止了前述分割琉球方案，使日本完成了吞並琉球。所以才有1896年日本天皇第13號敕令宣示沖繩行政區。二是，1945年日本戰敗，失去台灣，失去琉球。三是，日本復興的標誌性事件是1972年收復琉球；但因得寸進尺執迷台灣所屬釣魚島而被反噬，美國只承認交予琉球施政權，沒承認交予日本琉球主權，及釣魚島主權。四是，中國統一台灣就是日本失去台灣，就有琉球離心，日本危矣，只好對中國俯首稱臣。
因此，維繫日本復興必須依附日美同盟，聯手保衛台灣。這便有了前述1996年的日美同盟正名，宣示以日美同盟為基軸，應對周邊事態，劍指台灣；2021年發展到赤裸裸地宣示“台灣有事直接就是日本存立危機事態”；“台灣有事即是日本有事，日美同盟有事”； 東京大學教授、日本政府台灣問題首席智囊鬆田康博也曾說，“做好沖繩備戰，是日美保台最緊要課題”，可見，日本政界主流已有決策：完成沖繩備戰，貢獻沖繩，犧牲沖繩，誘逼美軍至少要運用沖繩海空基地制空制海保台。日本認為中國只會遠程打擊沖繩，不會打擊日本本土。
趙宏偉也談到了日本的琉球陷阱在其台灣執迷。他說，沖繩之於日本是可以犧牲之地。日語中有“本土”一詞，沖繩不是本土；相對之，漢語中沒有“本土”一詞，使用的是“台灣”和“大陸”，“港澳台”和“內地”，這是中日間的一個文化差異。可以回顧，二戰最後一戰是“沖繩決戰”，日本並未打曾發誓賭咒的“本土決戰”，沖繩是可以被犧牲的。2021年8月1日台灣各大媒體頭版報導《首屆美日台國會議員戰略論壇 美國政府考量台獨政府亡命》（《自由時報》2021.8.1）：美國前外交高官譚慎格（美國國際評估暨戰略中心“未來亞洲計劃”主任）發言：“游錫堃表示，如果中國出兵入侵台灣，美國可能對一個獨立的台灣給予官方承認時，我有點驚訝。”“但我不確定這是一個有益的觀點。當然，華盛頓在外交行動方面有應變計劃，制止中國的軍事行動；但美國考量的重點在於，一旦台灣部分或全部被中國共產黨軍隊佔領，一個民主的台灣政府可以在流亡海外的情況下繼續存在。”可見，“美國考量的重點在於，一旦台灣部分或全部被中國共產黨軍隊佔領”，會發生台獨支持者萬船齊發渡琉球。可以推測，空路已停，最便利的辦法是船渡琉球。“台灣政府可以在流亡海外（琉球美軍基地）的情況下繼續存在。”
可是，人口146萬的琉球安置亡命台獨政府和數百萬台民，會成為誰的琉球。可以說，美國的利益博弈與日本的台灣執迷不同，“美國考量的重點在於”可以建一個台獨政府，一起永占琉球。而日本的台灣執迷則反噬沖繩，並不是日本的利益。日本的利益反而在於支持中國和平統一，與中國的利益一致。宏觀看去，中國完成統一台灣，才有中日友好的再興，亞洲太平洋的永久和平和繁榮，以及中美關係的和平發展。(參考趙宏偉《中國外交論》五南書局(台北)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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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中評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