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渤：中共二十大及中美關係走向
二十大閉幕之後，全國各地掀起了學習高潮。香港特區也不例外，公務員事務局舉辦「二十大精神座談會」，由行政長官李家超主講。中央宣講團已成立，幾乎所有的愛國愛港社團也都組織學習。
港人為甚麼要學習二十大報告？道理很簡單。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又是自由開放的國際大都會，二十大報告為香港指明了發展方向，亦有助於研判以中美關係為主軸的波譎雲詭的國際形勢。
中共二十大開幕當天，全港各界無論是政商界精英還是升斗市民都在關注。不是萬人空巷，是百萬人在不同時段觀看直播。毫不誇張地說，港人對今次黨代會的關注熱度，不亞於中國大陸和台灣，實為香港開埠以來之最。
其實，由於歷史原因造成的「反共、拒共、恐共」心魔，對不少港人來說難以消除。僅僅在數年前，香港一直有個怪現象，你可以說國家好，但不願意或忌諱說共產黨好。
但一個國家能夠取得巨大成就，必然與執政黨的良政善治密不可分。尤其黨國體制下的大陸，更是如此。
中國共產黨1921年創黨初期，只有50多名黨員，如今有逾九千萬，比共產主義學說的創立者馬克思祖國、歐洲人口最多的德國總人口還要多。這個帶領地球上近五分之一人口共同富裕的執政黨，是全球最大的政黨，亦是全球持續執政時間最長的政黨。
眾所皆知，共產黨非常講政治，但講經濟能夠拿出亮麗成績單的，中共是優等生。中共領導着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大約八億人實現了脫貧，這個紀錄毫無疑問是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奇跡。聯合國也認同，過去40年世界扶貧事業的成績，大部分是中國貢獻的。
香港人一直信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以及港英政府實施的「積極不干預」政策。但過去數十年，大多數港人也見證了，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從「一窮二白」起步，如今的億萬富豪數量佔了全球的約三分之一，令許多資本主義信徒跌破眼鏡。中國的中產階層也達到4億人，超過美國的總人囗。中國的GDP佔世界經濟比重超過18% (俄羅斯只佔兩個百分點）。
別忘了，香港在1990年曾經佔比中國GDP 20%，幾乎超過廣東，江蘇，浙江，山東等經濟大省的總和。這個世界真是變化太快，快得令許多港人都未能反應過來。
中美關係再也回不去了
但中美關係近年來就像自由落體，而且沒有最低，只有更低。用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的話說，「中美關係再也回不去了」。中共二十大召開之後，也看不到中美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有改善的跡象。
有智庫對過去十年的三份報告（十八大、十九大、二十大）的關鍵詞頻做了統計，以觀測國內外形勢的變化。「鬥爭」從5次增加到22次，「安全」從36次增加到91次，「強國」從13次增加到34次變化。最鮮明的是，「中國式」從0次到11次，「新時代」從1到39次。此中藴含的的信息很豐富，凸顯中國走自己道路的自信，還有某種戰略重心的轉移。警鐘長鳴，中國須為「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做準備。
從人事安排亦能窺見端倪。「敢於亮劍」是重要的標準。以「不吃這一套」而震驚美方談判代表的杨潔篪，還有「外交戰狼」之稱的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雖年近七旬卻破例進入政治局；駐美大使秦剛將出任外交部長；李尚福是史上首位被美國制裁的解放軍上將，今次在軍委委員排名第一，鐵定明年3月將接替魏鳳和擔任國防部部長。
西方情報部門最近有一個生動的評估，「如果說俄羅斯是風暴，中國是氣候變化」，在某種程度上說出了中俄的綜合國力不在同一級別的事實。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已經無遠弗屆，套用官媒慣常的表達，「在近現代史上，中國從未如此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
「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從來不是口號，而是冷酷現實。我們知道，中共實施改革開放的國策不足半個世紀，就把貧窮落後的中國，建設成一個連美國也感到威脅的強國。其速度之快、規模之大，可謂世界之最。現在力圖「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中共，在美國看來就是現存國際秩序的潛在破壞者。
二十大之後，中美之間的大國博奕將更加激烈。中西方的互疑、對立勢亦更尖銳。
中美政治經濟博奕
從政治角度觀察，美國趕在中共二十大開幕的前幾天，也就是在10月12日發布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簡稱NSS），47次點名中國，指稱其為最嚴重的地緣政治挑戰（most consequential geopolitical challenge）。換句話說，中國被標籤為「僅次於冷戰時期蘇聯的地位，是唯一一個既有重塑國際秩序意圖，亦有愈來愈多經濟、外交、軍事和科技力量來實現這項目標的競爭對手」。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所言的國家安全，與別國很不一樣。一般國家所關注的安全，是維護主權與領土完整，防止外敵入侵。美國的軍事力量全球最強，珍珠港事件是美利堅立國以來本土遭受攻擊的絕無僅有的一次。美國人眼中的所謂國家安全，就是要維護美國在國際秩序的話語權，確保全球霸主地位。在眾多游戲規則之中，美國最關注的是金融秩序。直白的表述，就是確保美元在國際貨幣流通「定於一尊」的地位。這樣就可以享盡發鈔紅利，靠印鈔就可以掠奪全球資源。
在經濟領域，大國博弈之下，晶片將迎來最寒冷的冬天，科技創新將是最重要的變量。尤其在突破樽頸技術的問題上將迎來較大模式的轉變，由市場化驅動，轉變為國家資本驅動。半導體、新能源、軍工產業、信息技術應用等領域，將是重中之重。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二十大報告中強調，必須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以國家戰略需求為導向，集聚力量進行原創性引領性科技攻堅戰。
中共建黨的上世紀初，中國基本上是一個農業國家，生產力與歐美發達國家相差十萬八千里，連火柴(當時叫洋火)與鐵釘(當年叫洋釘)都不懂得生產。如今中國已是全球製造業最發達的國家，號稱「世界工廠」。除了名揚世界的「中國製造」，還有「中國創造」，在太空探索、量子計算、人工智能、基因編輯等方面，中國都有自己的突破。
大國關系肯定既有沖突又有競合。但過程中有一個問題很重要：沖突更重要，還是合作更重要？回溯歷史，隨着蘇聯解體，全球化時代開啟，中美之間的相互依存度是空前的，兩國不僅是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更重要的是兩國互為第一大貿易伙伴。我們經常說，「經貿是中美關系的壓艙石」，所以「鬥而不破」。但從特朗普執政的後期到拜登的粉墨登場，對抗完全置於合作之上。
美國推動意識形態之爭
我們都知道共產黨很講政治。許多人沒有留意，美國人也非常講政治，而且往往政治掛帥。美國上一任國務卿蓬佩奧，最近就在哈德遜智庫（Hudson Institute ）大放厥詞，胡說甚麼「中共不代表中國人民」，「中共是中美關係惡化的根源」。拜登政府從上台之初，就強調今天的國際競爭主要是美歐為代表的民主陣營與中俄為代表的威權主義國家之間的競爭。
美國政府其後的連串動作，更是不斷強化意識形態的鬥爭。意識形態往往代表着各自國內政治的價值選擇，代表着民眾對政治社會發展制度的優先選項，實際上就是逼迫亞太地區諸國「選邊站」。
中美關係既然出現了實質性變化，那麼有沒有緩解的可能性？今年是尼克遜總統訪華50年，這不僅是中美開始走向和解的50年，也是中國不斷開放、融入國際體系、融入國際社會的50年，更是世界權力轉換，世界財富重新分配、互聯網科技取得革命性突破的50年。
近幾年來，我們都在討論中美關係如何能夠避免掉進「修昔底德陷阱」。從大航海時代到現在的500年，至少有16個大國崛起的案例，其中超過八成最終以戰爭結尾，超過九成的崛起大國在途中夭折。
以史為鑑，中國在崛起的歷史進程中，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和戰略風險，嚴峻程度不僅是1978年12月《中美建交公报》發表以來未有，更是1949年以來未曾有過。
「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急」。時代變化之快往往令人跟不上趟。不知有多少人留意到，在外交部記者會上，中方還經常「敦促美方摒棄冷戰思維」，但布魯金斯學會早在今年三月初的學術研討會上斷言，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標志着「後冷戰時代的結束」，隨之而來的尚未定義的時代（叫The post-post–Cold War?)更加危險。十月份白宮發布NSS之後，更是宣告「後冷戰時代已經徹底結束」(The post–Cold War era is definitely over )。
歐美中俄對後冷戰是否結束的認知是有差異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華盛頓已經鎖定中國為最大的戰略競爭對手和潛在威脅。中美都踏入新時代，都面臨着「百年不遇之大變局」，我們對這一點要有透徹的評估，並做好充分的應對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