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渤：大國博弈下的兩岸關係
G20峰會上的習拜會，不僅是與美國總統拜登上台後的首次會面，亦是國家主席習近平二十大後首次出國訪問。作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中美最高層的接觸對全球局勢至關重要，所以備受媒體和智庫的關注。
雖然各界對中美元首會晤成果的期望值存在落差，但有一點至關重要，就是達成了建立護欄(Guardrail)的共識。換句話說，此共識有利於避免戰略誤判和擦槍走火。
美國智庫亞洲協會（Asia Society)舉辦「外交在行動：習拜在區域和全球峰會中相見」的研討會，副主席拉塞爾（Danny Russel）表示，東盟國家看到中美領導人開始面對面傾談，感到鬆了一口氣，說明不僅是東南亞國家，整個世界對中美兩個大國合作應對全球共同挑戰很有期待。澳洲前總理、現任亞洲協會主席陸克文（Kevin Rudd）亦認為，習拜會意味着中美正緩慢走向「有管控的戰略競爭」
當然，中美關係的對抗本質，不會因為一兩次外交場合的會晤而改變。首先，出發點就不一樣，中方的想法是希望推動和發展中美關系，讓它走上正確的軌道。美方沒這個想法。他們是來談底線（Bottomline ）及護欄的。
美國政府制定的「3C戰略」沒有變。這三個C 高度概括了中美博奕的內涵：競爭（Competition）、合作（Cooperation）、對抗（Confrontation）。
美國趕在中共二十大召開前數天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NSS)，47次提到中國。中國被賦予僅次於冷戰中蘇聯的地位，是最大的地緣政治挑戰，亦是「唯一一個既有重塑國際秩序意圖，亦有愈來愈多經濟、外交、軍事和科技力量來實現這項目標的競爭對手」。拜登政府還強調，世界處於轉折點，未來十年將是「決定性的十年」。
五角大樓今年十月底公佈的國防戰略，與之前推出的白宮國家安全戰略同出一轍，標志着美國對華政策轉型的基本完成。
目前美國的經濟實力，如果純粹以GDP來計算，只有佔世界經濟的25％，但在冷戰時期曾經達到最高峰的大約50%。中國為全球第二大的經濟體，並且在貿易上超越美國，成為第一大貿易國。
NSS報告以「沒有時間可以浪費了」作為結束語，凸顯美國要「競贏」中國的緊迫感和狼子野心。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認為，俄烏戰爭結束之後可以肯定，俄羅斯將只是一個擁有核子武器的中等國家，其經濟力量對美國的國防安全不會構成任威脅。德國情報部門不久前有一個頗為生動的比喻，「如果說俄羅斯是風暴，中國是氣候變化」。
特朗普入主白宮後便宣布世界進入大國戰略競爭時代，中國從合作伙伴變為競爭對手，美對華政策由接觸與合作轉為競爭與對抗。拜登雖然為總統寶座與特朗普爭得「頭崩額裂」，但上台之後，仍然承繼了前任對中國的戰略定位和基本政策。
五角大樓有一些軍事專家認為，印太地區缺乏一個像北約這樣的軍事聯盟，美國只能依賴Quad(四方會議)、AUKUS這樣小型的、多邊的安全機制。如果中美開戰，勝敗的關鍵可能取決於伙伴國家是否出手，在多大程度上出手。如果美國能夠衍生NATO亞洲版，解放軍攻台的機會就會變得很小。
結盟是拜登和特朗普兩屆政府最大的不同。拉攏盟國圍堵中國是拜登政府對華政策打出的最大一張牌，也是政策調整幅度最大的領域。特朗普主政期間，美國與西方盟國關系陷入二戰以來最低點，普遍認為美國靠不住，所以離心離德。拜登上台後致力修補裂痕，如重新參與被特朗普「退群」的國際機構，擱置與歐洲盟國長達17年之久的有關民用客機補貼訴訟，解決向盟國征收鋼鋁關稅糾紛等等。
經過拜登一通懷柔和安撫的操作，美歐、美日同盟關系大為改善。由於美國的忽悠，操作人權、台海、減少對華依賴等議題，盟國響應山姆大叔「集結號」趨勢明顯。
當然，美、歐、日並不是沒有矛盾，而是各有自己的盤算，所以說中國仍有很大的操作空間。德國總理朔爾茨訪華，法、德威脅報復反擊美國《通脹削減法案》對電動車補貼等，都是鮮明例子。
順便提一下美國中期選舉對中美關係有甚麼影響。對華態度強硬現在是驢象兩黨的共識，但美國內政並不是鐵板一塊，例如對台灣問題的看法，各個州不太一樣，有的州比較在乎台灣問題，有許多政客甚至帶上個人的喜好及厭惡情緒。
但是，參議院、眾議院的委員會，尤其是外交委員會，以及決定國防預算的軍事委員會的人選很重要。他們在台灣問題上的發言和舉動，是北京作出預判和對應策略的風向標，很值得專家學者研究。
因為立法程序由委員會控制，過了委員會才會去到兩院投票。任何一個提案擺到兩院去投，都是壓倒性多數反對中國，不管是誰來當議員。所以區別是在源頭。是否有極端的議員出來提議案，能不能通過委員會，才是最關鍵的。
台灣問題是中美關系的重中之重，關乎和平與戰爭。冷戰時期，美國支持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只是基於地緣政治 「反共一家」的戰略考慮，而不是贊同「蔣家王朝」的威權統治及黨國體制。
美國現在支持台灣，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捍衛台灣的民主自由。但美國官方有意無意淡化的，是維護自身利益的考慮，包括地緣政治，以及台灣在全球供應鏈的重要角色，尤其是晶片製造。
不久前，美國國防部前副助理部長寇拜（Elbridge A. Colby）和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系講座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都形容台灣像「礦坑裡的金絲雀」（canary in a coal mine），這點值得注意。
寇拜是在《時代》（TIME）雜誌網站登載的一篇文章〈為何保護台灣對美國很重要〉（Why Protecting Taiwan Really Matters to the U.S.），形容台灣是「礦坑裡的金絲雀」，所謂「礦坑裡的金絲雀」，指的是金絲雀對有毒氣體極為敏感，礦工往往會帶金絲雀到礦坑，用來偵測天然氣有否外洩，一旦金絲雀出現異狀，礦工即可視作預警，提早撤離礦坑。
對美國而言，「抗中」是國家安全利益的最高目標，而不是「保台」。要達到壓制中國超越美國的關鍵，就是阻止北京成為全球規則的制定者。對美國而言，台灣只是一隻「金絲雀」，是壓制中國崛起的「棋子」。
關於中美關係是否能真正實現回暖，可以觀察雙方對台灣問題的實際操作會否有所調整，譬如觀察解放軍的戰機是否不再飛越所謂的「海峽中線」、美國是否嚴格遵守美中三個聯合公報的一個中國政策。
從中長期來看，北京在台灣問題上立場趨於強硬。中美在台灣問題上各說各話，各行其道，所以不應對兩國在台灣問題上「相向而行」抱有幻想。
陸克文認為，北京最有可能在2020年代末到2030年代初對台動武。美國智庫的許多學者，都持陸克文類似的觀點，認為未來三到五年，中美將會有一場實力的測試。
如果中美開戰，不僅僅是台灣、南海或者某個戰略要點的沖突，而是爭奪全球霸權、國際秩序，國際舞台話語權的一環，如果美國失敗，將會退出亞太地緣政治的角力，粉碎大大小小國家對美國的信心，美帝的霸主地位將會搖搖欲墜，為習近平提出的「東升西降」提出了很有說服力的例證。
香港大學前校長、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王賡武教授，是一個有真知灼見的歷史學家。他最近在《海峽時報》主辦的首屆亞洲未來峰會指出，台灣是中美唯一可能發生戰爭的原因，而台灣問題並不屬於傳統的地緣政治范疇。
王賡武說：「對中國來說，台灣是它的一個省份；對美國來說，台灣是它控制亞洲海洋的一個節點。出於這個原因，美國人不會放手台灣，這是我們須要擔心的，因為可能出現誤判」，「美國人無須為台灣發動戰爭，但可以讓台灣越來越依賴美國，讓中國拿不下台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未來幾年、甚至幾十年，會面對愈來愈緊張的局勢」。
王毅與布林肯在上個月底的通話，要求美方認真學習中共二十大的政治報告。中共二十大的許多論述，確實也反映在「習拜會」的中方聲明中，比如中國選擇自己的道路，外部力量無權置喙，中國式現代化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必由之路等。
中國共產黨1921年創黨初期只有50多名黨員，如今有逾九千萬，比共產主義學說的創立者馬克思祖國、歐洲人口最多的德國總人口還要多。這個帶領地球上近五分之一人口共同富裕的執政黨，是全球最大的政黨，亦是全球持續執政時間最長的政黨。
共產黨非常講政治，但講經濟也能夠拿出亮麗的成績單。中共領導着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大約八億人實現了脫貧，這個紀錄毫無疑問是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奇跡。現在中國的中產階層也達到4億人，超過美國的總人囗。聯合國也認同，過去40年世界扶貧事業的成績，大部分是中國貢獻的。
談兩岸關係，有一個因素可能被忽略或低估，那就是日本。中國對美國來說，可能是遙遠的甚至是帶有迫害妄想症的挑戰，但是對過去數百年來一直以中國爭奪東亞霸權的日本來說，就是近在咫尺的危險。
今年六月份，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說，今天的烏克蘭可能是明天的日本，在場幾乎沒有人提出反對。布蘭德斯（Hal Brands）認為，原來沒有多少市場的「中國威脅論」，正在日本政壇發生悄然變化。
這個觀點可從近年的日本政客言行得到佐證，就是盡可能強烈地表達不會在台灣問題上袖手旁觀，已故前首相安倍晉三稱「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一例。日本計劃在2027年把國防開支增加一倍，把西南的一些島嶼變成布滿反艦導彈和防空設施的支點。日本還在努力獲得美國的戰斧式巡航導彈。
假如中美開戰，美國可以依賴的朋友都有哪些？彭博專欄作家、基辛格中國事務中心研究員、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布蘭德斯（Hal Brands）為了尋找答案，專程跑了英、澳、日、印等四個國家。他認為有深厚的不結盟傳統的印度，介入的可能性不大。
日本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會有所動作。成立不久的AUKUS軍事團伙會出手。據說美國嫌澳洲的核潛艇計劃進度太慢，直接提供現貨，邊造邊學包管會用。
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8月訪台，解放軍作出強烈反應。美國海軍作戰部長吉爾代（Michael Gilday）十月下旬在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表示，美軍仍在評估中共二十大之後的艦隊發展計劃。他甚至警告，北京最快可能在今年出兵台灣，所以美國海軍備戰的思維應該是「今晚就作戰」。
筆者閱讀了美國主要智庫發表的諸多「鴻文」，覺得這些專家學者普遍欠缺的一點，是低估中國人民保家衛國，捍衛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的決心。習近平說過，「能戰方能止戰，準備打才可能不必打，愈不能打愈可能挨打」。
假如面對西方制裁，中國顯然比俄國的經濟更有韌勁。過去數十年，全世界都見證了，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從「一窮二白」起步，如今的億萬富豪數量佔了全球的約三分之一，令許多資本主義信徒跌破眼鏡。中國的GDP佔世界經濟比重超過18%(俄羅斯只佔兩個百分點）。
布蘭德斯指出，中國大陸的專家們肯定非常仔細研究俄烏戰爭和全球對這場戰爭的反應。布蘭德斯寫道，習近平可能注意到，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提供烏克蘭武器、人員訓練和資金，但就是沒有出兵。此外，歐洲不願即時停購俄國能源，就是不得不依賴其石油及天然氣。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經濟上要脫鈎斬纜絕非易事。
過去數十年，中國近乎完美地把握了「戰略機遇期」，綜合國力突飛猛進，國際影響力與日俱增。套用中國官媒慣常的表達，「在近現代史上，中國從未如此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當中共力圖「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中西方的互疑、意識形態對立勢必更為尖銳，再加上近三年的新冠疫情影響，倘若國內經濟持續低迷，中國社會穩定的風險也會上升。中共高層或許預見到這一點，因而把「安全」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有智庫對過去十年的三份報告（十八大、十九大、二十大）的關鍵詞頻做了統計，以觀測國內外形勢的變化。「鬥爭」從5次增加到22次，「安全」從36次增加到91次，「強國」從13次增加到34次變化。最鮮明的，是「中國式」從0次到11次，「新時代」從1到39次，凸顯某種戰略重心的轉移。其傳遞的信息，就是警鐘長鳴，中國須為「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做準備。
從人事安排亦能窺見端倪。勇於鬥爭是重要的標準，尤其是對美鬥爭。有「外交戰狼」之稱的外交部長王毅年近七旬破例進入政治局，前線作戰的駐美大使秦剛升任中央委員，遭美國「制裁」的高級將領李尚福候任國防部長，某個程度都是向美「示威」，鼓勵高級幹部必須「敢於鬥爭善於鬥爭」，堅決執行中央路線和決策。
大國博弈之下，美國濫用「國家安全」概念，對中國進行瘋狂的「科技圍堵」，尤其在半導體技術領域妄圖卡中國的脖子，具體措施包括組建晶片四方聯盟，將中國排除出全球晶片供應鏈；限制晶片巨頭對華出口，禁止向中國銷售先進的半導體和晶片製造設備；嚴禁美國籍或綠卡持有者幫助中國發展晶片技術等，圖謀對中國發展數碼經濟釜底抽薪。
可以預見，科技創新將是最重要的變量。20大報告強調，「健全新型舉國體制，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提升國家創新整體效能，尤其在突破卡脖子技術的問題上將迎來較大模式的轉變，有市場化的驅動轉變，為國家資本驅動半導體、新能源、軍工產業、信息技術應用創新產業，都會涉及。
中國共產黨花了一百年的時間(1921年建黨)，把貧窮落後的中國，建設成一個連美國也感到威脅的現代化國家，絕不容易。而其速度之快，以及規模之大，真可稱是世界之最。上世紀初，中國基本上還是一個農業國家，生產力與歐美先進國家相差十萬九千里，連火柴(當時叫洋火)與鐵釘(當年叫洋釘)都不懂得生產。如今，中國已是全世界製造業最發達的國家。
大國關係當然是既有沖突又有競爭，然而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沖突更重要，還是合作更重要？蘇聯解體之後三十年，中美之間的合作大致上不斷成長，全球化時代大國關系的本質開始遠離所謂的大國對抗。如今，中美兩個大國的關系又走到了何去何從的歷史十字路口。中國崛起面臨的挑戰和壓力，不僅是1978年以來未有，更是1949年以來未曾有過的。
從大航海時代到現在的500年，至少有16個大國崛起的案例，其中超過八成最終以戰爭結尾，超過九成的崛起大國夭折在半途，其根本原因，是國際關系中的權力競爭這一基本邏輯難以化解。
由於意識形態、政治體制和人文價值觀的種種不同，中國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的確有很大的認知差距(perception gap)。中美之間的貿易乃至綜合國力，已經從量變來到質變的臨界點。認清楚這個客觀事實，避免玉石俱焚的災難，不論是對中國還是美國，都非常重要。畢竟，零和博弈不符合兩國利益，亦非世界之福。
今年是美國總統尼克遜訪華50周年，這不僅是中美開始走向和解的50年，也是中國不斷開放、融入國際體系、融入國際社會的50年，更是世界權力轉換，世界財富發生巨量增長和新的革命性累積的50年。如何避免中美關係掉入修昔底德陷阱，是中美兩國的決策者與學者都必須嚴肅思考、具有重大現實指導意義的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