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論壇：中日邦交正常化半世紀
王鍵
周永生
呂小慶
趙宏偉
何思慎
洪詩鴻
沈有忠
中評智庫基金會、中國評論通訊社不久前通過ZOOM舉行會議，邀請中日關係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前駐日本大使館參贊呂小慶，日本法政大學教授、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趙宏偉，台灣輔仁大學日文系特聘教授何思慎，日本阪南大學教授洪詩鴻，台灣東海大學政治系專任教授沈有忠，北京外交學院教授周永生等學者與會。會議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評智庫基金會高級研究員王鍵主持。與會者圍繞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年的發展與未來，各自給出了精闢的論述。中評智庫基金會主辦的《中國評論》月刊11月號以《中日邦交正常化半世紀的回顧與展望》為題，詳細刊登了與會者的發言。文章內容如下：
王鍵：開場白
感謝各位老師相聚在中評。50年前的9月29日，中日實現了邦交正常化，對中國和日本來講是一個大事，也就是中日正式建交。同時對台灣來講，50年前亦是「日台和約」結束的日子，對此台灣學者當然有自己的觀察角度，但是我們都作為中國學者，不論是在日華人學者，台灣學者亦或是中國大陸學者，我們對改變了中日兩國以及東亞進程的一個重大的歷史節點，還是非常有價值、有必要請大家研討一下，尤其當前的中日關係又處在一個非常敏感且不確定的狀態。
10年前，也就是在201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的日子，中國國內都準備好了很多慶典活動，可就在當年的9月發生了一個我們都不願意看到的，造成中日關係巨大倒退的釣魚島「國有化」事件。從2012年到今天經過了10年，我們看到安倍後期，中日雙方做了很多努力改善關係，包括2017年習近平主席兩次和安倍見面，2018年李克強和安倍首相實現了中斷了7年的中日政府首腦互訪，2019年習近平主席去大阪參加了G20峰會並發表了中日大阪十點共識等。
但從2020年開始，中日關係因為台灣問題又出現了急劇下滑，到今天為止中日關係各種問題，各位老師都觀察得很清楚，那麼在50周年的節點上，包括台灣問題在內，中日關係應怎麼走，很有必要讓各位老師為中日關係、為兩岸未來走向提出自己的高見。按照我們的安排，我們首先請中日關係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前駐日本大使館參贊呂小慶先生發言。
呂小慶：鞏固基礎，方能行穩，面對問題，才可致遠——紀念中日邦交正常五十周年的幾點思考
今天是2022年9月23日，還有6天，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簽訂《中日政府共同聲明》恢復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紀念日。首先感謝中評社、中評智庫基金會在迎來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的重要紀念時間節點，舉行「中日邦交正常化半個世紀的回顧與展望」線上研討會，感謝王鍵教授的信任推薦與熱誠邀請，感謝郭至君主任的參會指導和周到安排，今天能與蒞臨論壇的兩岸和旅日三地的著名專家學者共同「回顧與展望」深感榮幸。
以《中日政府共同聲明》為起點，中日兩國政府先後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等四個政治文件，構成中日關係以和平友好、合作共贏、戰略互惠為根本遵旨，涵蓋政治外交、經濟貿易、科技及人文交流合作等全方位中日雙邊國家關係體系和國際法基礎。半個世紀以來，在四個政治文件基礎上，中日關係在國際、國內形勢跌宕起伏的變化中前進，在全球和亞洲地區合作與競爭中發展，總體上維護了中日和平發展大局。中日雙邊貿易額從恢復邦交時的11億美元，截至2021年已超過3700億美元。雙方人員往來從七十年代的年不足1萬人次，2019年已超過千萬人次大關。中國旅日華僑華人，從1980年代前期的不足5萬人，到2020年底已突破百萬，早在15年前就成為在日最大外裔族群。這三大基本數據，無疑彰顯中日在經濟貿易、科技合作、人文交流、留學旅居、扶貧減災、醫療健康、節能減排以及地區多邊合作等各個方面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果。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之際，這理應值得中日兩國政府和人民高度評價並為之歡呼和隆重紀念。但是，現實並非如此。
回顧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的歷程，面對中日關係複雜嚴峻、脆弱多變的現實局面，我們不得不遺憾而嚴肅地指出，在政治外交關係這個雙邊關係主航道上，干擾阻撓中日關係前進的暗流、逆流如影相隨，破壞顛覆中日關係的明山暗礁不時顯現。經過50年的發展變化，在歷史、釣魚島領土主權爭議，特別是在事關中日關係根基的台灣問題等原有重大原則問題上，日方表現甚至有很大倒退。近十多年來，日本在南海問題上趁火打劫對華指手畫腳；在涉藏、涉疆、涉港、邪教、海外反憲勢力（所謂海外「民運」勢力）等方面，假藉西方「民主價值觀」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在中國周邊和亞太地區挑頭倡議「印太戰略」，積極參與構建旨在圍堵和遏制中國發展的「美日印澳機制」，主動示意加入「五眼聯盟」，近期更是跨出亞洲向北約靠攏，企圖與美歐聯手打造亞洲版北約，挑起新冷戰，成為橫亙在中日之間新的重大問題。
在中美關係惡化、全球新冠疫情蔓延和俄烏戰爭爆發以來，日本對華外交呈現幾乎對美西一邊倒的政策，在美西圍堵和遏制中國的全球棋局中，充當了很不光彩的角色，發揮了極為負面的作用，對中日關係造成極大衝擊和傷害。在世界面臨百年不遇大變局的關鍵時刻，日本對華外交取向再次面臨向何處去的十字路口，中日關係面臨嚴峻考驗。
我們注意到，進入今年以來，有關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的氣氛相當冷淡，衹是到了8月末後，一系列紀念活動才開始相對熱絡起來，多數活動是由中方發起舉辦，展現中方以紀念邦交正常化為重要契機，正面推動中日關係健康發展的積極一面。其中，9月12日由駐日中國大使館與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共同舉辦的紀念大會，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與日本外相林芳正分別以視頻方式與會致辭，標誌中日兩國政府共同紀念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活動達到一定高度。中日兩國外長共同緬懷和致敬中日兩國老一輩領導人引領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非凡勇氣和政治智慧，充分肯定了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來中日關係取得巨大成就，期許在下一個50年構建契合新時代中日關係的共同願景。王毅外長特別強調了邦交正常化應「五十而知天命」的5點倡議，給五十周年紀念活動帶來一股暖流和祥和之氣。相信9月29日當天，中日兩國最高領導人會互相發電祝賀。
但迄今為止，中日紀念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紀念活動存在三個明顯不對稱。一是與兩國和平友好、全面合作、戰略互惠的關係性質不對稱，二是與兩國的經貿關係的體量和規模不相稱，三是與中日兩國領導人近年多次達成的共識和願景不對稱。
為何會出現這種情況，原因應該是眾所周知，中日關係出現了重大問題，中日關係正面臨複雜而嚴峻的困難局面。這不禁令人回想起200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三十而立難立」，時任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導致雙邊關係降至冰點；201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四十不惑而大惑」，日本政府製造「購島鬧劇」，中日關係版「9.11」事件引發中日關係破局。事實上，自從2021年3月美日「2+2會談」首次納入台灣議題後，中日關係就發生了重大變化。今年以來，日本政府在G7等重大國際多邊場合，在多個問題特別是在台灣問題上頻頻出手向中國發難，2022年原本「知天命」的中日關係，事實上並沒有迎來碧空藍天，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大慶之年不喜，可謂「50難知天命」，似乎也並不足為奇。
大家可以注意到，中方這次各種紀念活動的主題多有「不忘初心」這個原本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期間高頻詞彙，用在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並沒有違和感。這個「初心」的指向重點，首要是台灣問題。回顧50年前，恢復邦交正常化的前提「復交三原則」是台灣問題，恢復邦交正常化的「中日政府共同聲明」重點也是台灣問題。今天，在日本超級政要安倍晉三公然叫囂「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鼓噪下，日本國防政要組團赴島內在佩洛西竄訪台灣之前與民進黨當局「商討落實有事諸事項」，事實上企圖抽空「中日政府共同聲明」所規定的「一中原則」，動搖中日關係的根本基礎。
鑒於此，在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之際，我們在中日關係上最緊要、最緊迫的工作，是遏止日本在台灣問題上的踩線越線行為，對日外交在台灣問題上果斷「止損」，防止中日關係發生顛覆性變化，也才能保證中日關係大局的基本穩定。
值此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之際，我認為，客觀認識、縝密分析、果敢面對、準確研判中日關係的主要問題和矛盾並積極建言獻策，也應該是積極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並行不悖的另一個側面，是不忘初心、築牢基礎、開創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新時期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集中歸納和梳理恢復邦交正常化50年以來中日關係主要負面清單，分析中日關係的主要矛盾和焦點問題及發展脈絡，旨在有助於我們客觀認識這些矛盾的本質和問題癥結所在，有助於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探索方略，主動作為，把控危機，化解矛盾，積極塑造，解決問題，使中日關係在正常軌道上可持續健康發展，努力實現契合新時代中日關係的戰略目標，也是中日世世代代友好的理想真正成為可能。
我認為，從全局層面影響中日關係的問題及制約中日關係健康發展的主要矛盾，主要集中在六大方面：一是歷史問題，也即日本對近代以來侵華戰爭的認識和言行問題；二是台灣問題，也即日本企圖遏阻和破壞中國統一台灣的問題；三是釣魚島問題，也即中日對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領土主權認知爭議問題；四是日本干涉中國內政問題，也即日本在涉藏涉疆涉港等事務上，粗暴干涉中國內政、破壞中國維護國家主權、邊疆安全和社會穩定的問題；五是遏制和圍堵中國發展問題，也即在中國周邊和亞太地區，以冷戰思維拉幫結派，對中國進行牽制、圍堵和打壓問題；六是南海問題，也即日本干擾和阻撓中國維護南海領土主權和領海權益問題。前三個問題是中日關係的老問題，後三個問題是近十年來產生的雙邊與多邊交織的新問題。前三個問題具有中日雙方之間的「結構性」矛盾特徵，在中日邦交正常化時即存在並延續至今，既是中日關係的老問題，也是新問題。後面的三大問題則是近十多年來產生的新問題，主要由日方單方面造成，對中國和平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具有重大負面影響，成為阻礙、損害甚至危及中日關係正常健康發展新的重要因素。
這裏需要強調指出的是，中日歷史問題的本質，不是歷史本身，更不是受害方中國抓住歷史不放，而是加害方日本在認識和言行上否認、歪曲甚至美化侵華歷史的現行犯罪，這等同於對中國人民的二次傷害。我曾親耳聽代表中國政府與日本交涉期間的前國務委員戴秉國擲地有聲地說：在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上，事關人類公理，事關中華民族尊嚴，我們決不會妥協退讓，一萬年也要堅持這個原則。
在中國始終堅持原則下，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現已經成為中日關係不可踩踏的禁區。擺脫安倍羈絆的岸田文雄首相，基於其政治理念和外交風險，以首相身份公開參拜靖國神社的可能性不大，在其它相關重大歷史問題上，岸田也應會較為謹慎。我注意到，日本外相林芳正在9月12日紀念中日建交五十周年研討會上特別提到要珍惜和繼承大平正芳在中日關係上的政治遺產。在另一個中日建交五十周年紀念會上，大平正芳外孫女渡邊滿子女士特別提醒岸田文雄首相和林芳正外相，要珍惜和繼承其外祖父「宏池會」對華友好的理念和傳統。因此，在今後一個時期，中日歷史問題敏感度可望明顯下降。
高度概括地說，釣魚島問題既是日本近代侵華歷史問題的延續，也是美日戰後敵視中國政策的一個惡果。
在日本製造購島鬧劇十年後的今天，中國在釣魚島乃至東海海域已經建立起空間主動權在我、時間發展利於我的新局面。
但不得不指出，日本「購島」對中日關係造成巨大衝擊和嚴重損害，日本右翼勢力從此有了不斷攻擊中國的抓手，反華勢頭得以大幅上升。日本政界和民間左翼和平進步力量在此問題上也噤若寒蟬，友華力量受到嚴重削弱。特別是日本主流媒體針對中國常態化巡航，幾乎天天渲染「中國公務船入侵日本領海」，是造成近乎九成日本國民對華惡感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在堅決捍衞中國在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領土主權的前提下，如何破解甚或緩解中日釣魚島主權認知爭議這個「死結」，是中日關係面臨的一大難題。這是改善日本國民對華感情的主要抓手之一，而不是其它林林總總的隔靴搔癢之舉。
基於事實上中國已在維護釣魚島主權問題上的主動地位，我建議：一、借鑒當年面對「參拜靖國神社」引發的歷史問題，中日雙方推動成立並取得積極成果的「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委員會」，呼籲成立「中日釣魚島問題共同研究專家委員會」，在釣魚島領土主權認知爭議問題上，中日以民間形式，從專家學者層面先談起來；二、向日方反覆強調，中方基於中日關係大局，在媒體上就釣魚島問題採取了最大限度克制，呼籲日本官方和媒體立即停止「中國公務船入侵」等激化矛盾、毒化中日民間感情的渲染；三、以釣魚島及其附屬海域的新局面為前提，以切實維護釣魚島及東海海域長期和平穩定為目標，探討與日方達成新的「擱置爭議」共識。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關於日台關係及涉台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講，伴隨島內」台獨」分裂勢力得手所產生的政治生態巨變和日本國內右翼反華勢力抬頭，經過50年演變，中日間的台灣問題，已經發生了從「一個中國」到「兩個中國」向「一中一台」演變，近年明顯有發展到日本實質性支持「台獨」分裂中國的質變傾向。對此，我們必須要有清醒的認識和足夠的因應措施。
如何有效遏制和打擊日本右翼反華勢力支持「台獨」分裂勢力的言行；如何有效遏止和挫敗日台發展實質性關係；如何提高日本在涉台事務上的門檻；如何最大限度地降低日本在台灣問題上的分量；如何最大努力地爭取日本政府恪守承諾遵約守法；如何促使日本朝野在解決台灣問題進程中與中國相向而行，是中國對日外交政策和處理雙邊政治關係所面臨的緊迫而重大的課題。
我認為，中日關係問題主要出在日本自身和向中國「問題供給側」一方，而不是出在「問題承受方」中國一側。
第一，我不完全贊同由於日本不接受被中國趕超（2010年GDP總量）而激化了中日固有矛盾並引發新問題的觀點，這既與事實不符，也與基本邏輯相悖，更是對中國人民艱苦奮鬥取得輝煌成就的變相不尊重。2001年中國GDP不到日本一半，以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為焦點的中日歷史問題已經驚濤駭浪，更早前圍繞李登輝竄訪日本，中日台灣問題已經開始出現端倪。印度GDP超過宗主國英國後，印英關係會發生顛覆性的變化嗎？這是不可能的。
第二，我不贊同中日關係惡化的核心是日本不能正確看待中國發展、不接受中國迅速強大的心態問題。本質是日本自身發展出了問題，繼而「把氣撒到」中國頭上而沒有得到中方有效遏制和懲罰的問題。例如最近因為日元貶值，日本今年以美元計價的GDP總量倒退了30年，而且德國可能會超過日本，日本會變成第四大經濟體。這些都是日本自身的問題，不能把氣撒到中國頭上。中國也要反省，不能為日本的行徑尋找理論根據，而應該對日方的倒行逆施進行有效的懲罰和遏制。
第三，我不贊同改善中日關係的重點是「加強對話」、「擴大交流特別是青少年交流」、「管控分歧」等提法，尤其反對「中日雙方都各讓一步」的「倡議」。
最後，在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之際，基於自身數十年對日工作客觀經驗和主觀思考，我想特別強調，改變中日關係「複雜多變、敏感脆弱」的異常特性，發展正常、健康、可持續的中日和平友好關係決不能搞三個對立：
一是決不能把堅持中日友好國策，與堅決反對日本右翼反華勢力在歷史問題上的倒行逆施對立起來。過分渲染和刻意淡化歷史問題，都無助於歷史問題的真正解決。
二是決不能把堅決捍衞中國釣魚島及附屬島嶼國家領土主權和發展利益，與發展和日本正常國家關係對立起來。過度緊張和麻痹大意，都不利於緩解中日在釣魚島海域的對峙狀態。
三是決不能把旗幟鮮明地反對日本在涉藏涉疆涉港等方面粗暴干涉中國內政、事實上是鼓勵慫恿其境內外反華分裂勢力的行徑，與維護中日關係大局對立起來。任由發展和消極迴避，都對中日關係的現在和今後帶來貽害無窮的惡果。感謝大家傾聽，感謝主持人王鍵教授，感謝郭至君主任。
王鍵：非常感謝呂小慶會長的精彩發言，他是資深的外交官，曾長期在日本，所以有第一手的親身經歷和豐富的外交實踐。他講了很多內容，比如中日關係存在6大問題，3個對立等等，很多精闢的分析，我也受益匪淺。呂小慶會長在2011年311大地震、2012年釣魚島「國有化」時就在東京的中國大使館做第一線工作，特別是311大地震時為日本賑災做了大量工作。不要覺得我們對日本很強硬，恰恰是因為我們曾經相互幫助過，所以中日關係惡化到今天我們非常痛心。呂先生提到，現在的問題很多是日方單獨挑起的，我們國家領導人多次講，要堅持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和四點原則共識，改善中日關係，但我從沒聽到過日本的政治人物講過同樣的話，所以雙方的不對稱非常明顯。下面有請第二位，日本法政大學趙宏偉教授。
趙宏偉：日本的對華友好與對台灣執迷
謝謝王鍵老師的介紹和邀請，感謝中評的各位。王老師把我安排到呂會長後面發言，我感到非常榮幸。我的發言就是給呂會長的發言提供一點論據。下面我就進入題目，我的題目分為三點來談：
第一，中日關係是特殊關係。這裏的「特殊關係」不是說中日友好是特殊關係，中日敵對也是特殊關係。具體來說，中日關係從整體來看存在以下六大基本結構關係：第一，資本主義體制和社會主義體制兩種不同政治體制。第二，日美同盟和巨大中國相互視為威脅。第三，二戰戰勝國與戰敗國。第四，經濟相互依存。第五，兩千年歷史文化一衣帶水、同文同種。第六，近現代民族國家毗鄰地緣關係。不言自明，中日關係的特殊性源於第五、六項；但是前四項亦由此而染上特殊性。中日關係是基於同一文明圈這一地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關係之特殊關係。
外交是人為國而做，人又是不衹為利而往。上述中日關係六大基本結構置於同一文明圈這一地緣之中，兩國便出現更多的國家利益動機和非利益動機，理性和情念，自覺和無意，合理和不合理等外交選擇，外交過程中表現出各自的外交行動模式，推動中日關係的正面或負面運動，匯成充滿葛藤的歷史過程。地緣特殊關係其正能量是利於促進相互認知，發展友好合作關係；負能量則表現為地緣陷阱，逆反性地破壞雙邊關係——現在就出現了這種情況。
一部中日關係史，最顯著的特殊現象是出現了「友好國民運動」。戰後翌年（1946年）日本民間反戰友好人士成立中國研究所，幾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同齡，1950年先於中國創立日中友好協會，1951年成立現代中國學會，1955年創刊世界首部《中國年鑒》；於1970年代日中友好發展為日本唯一的民間主導全國規模國民運動，推動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後形成日本官民共同推進日中友好。在中國，中日友好運動由國家推動。中日友好發展成為兩國國是，至1992年日本天皇史上首次訪華，兩國官民友好達到最高水平。至此，中日關係堪稱不同政治制度國家友好合作關係的典範。
中日友好是中日關係的特殊一面，兩國外交中存在友好領綱行動模式。1970年代圍繞中日關係正常化，日本市民自發地支持使日中友好發展成為「國民運動」，全國縣市町村幾乎都成立了日中友好協會。1982年由日方提議，兩國政府決定在東京設立「日中友好會館」；日本政府出資20億、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30億、中國政府5億日元，共同建設並運營，定位是日本外務省外部團體；1985年在東京高超級區域後樂園建成包括辦公樓、賓館、中國留學生宿舍（後樂寮）、日中學院等一套設施的社區。歷屆日中友好會館會長皆由日本國家級退休政治家及退休外交高官擔任。如此規模及政府參與度在日本是前所未有的，譬如在日美之間亦全不存在。在日本，研究日本的國家研究所還是1987年成立的國際日本文化研究所，美國研究所根本不存在。
中日友好運動直至20世紀末，在兩國有一種誰都不可破壞的氣場，對中日關係可以說是發揮着價值觀性質的影響力。但90年代開始，這種氣場就遭到破壞，十年之間中日之間的友好氣氛就沒有了，小泉時代又徹底破壞了中日關係。
「日中友好國民運動」退潮、消亡，中日關係走向敵視化的指標性要因源於日本的台灣執迷。中日關係大概是90年代中葉開始變壞的，那時候發生了一些標誌性事件：第一，1996年4月17日，橋本龍太郎與克林頓的聯合聲明《面向21世紀的同盟》，首次把日美同盟的目的設定於應對「周邊事態」 ，即「台灣有事」；日本政府亦首次把《美日安全保障條約》從美國駐軍條約正名為日美軍事同盟，宣示「以日美同盟為基軸」，並突破「專守防衞」定位，向海外擴張，適用於「周邊事態」，即「台灣有事」。可見，日美同盟從其正名伊始，便是為阻止中國統一，保持分裂現狀的軍事同盟。
第二，2012年4月17日，石原慎太郎東京都知事選在華盛頓召開記者會，宣佈對全體日本人募捐，購買釣魚島。日本野田政府9月11日實施釣魚島國有化，破壞性地惡化了中日關係。在日本，日中友好運動壽終正寢。
第三，2021年4月17日，菅義偉首相—拜登總統聯合聲明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首次寫入「台灣」事項，「敦促和平解決兩岸問題」。同日，日本駐台灣代表機構「日本台灣交流協會」設為新館開館日，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後，日本首次在台灣升起日本國旗。也是同一天，日本防衞大臣岸信夫（安倍胞弟）親赴距台灣最近的與那國島，眺望台灣。「4月17日」是什麼日子？1895年4月17日是《馬關條約》簽署日，是日本割取台灣之日，日本首次奪取殖民地紀念日，由此列為殖民列強紀念日，日本千年振興紀念日。2021年4月17日，日本政界主流肆無忌憚地搞了一個大大的熱熱鬧鬧的慶祝。
日本政界主流對台灣執迷的邏輯是什麼？一是，日本有史以來終於走向千年振興，其路徑是1872年至1895年完成「琉球處分」，1895年奪取台灣。世人忽略的是日本是奪去了台灣才完成了所謂琉球處分，即吞並琉球。《馬關條約》之前，存在着日本同意把宮古海峽以南至台灣的琉球領土交予中國換取中國承認琉球亡國方案；因此在國際法上，《馬關條約》的簽署亦正式廢止了前述分割琉球方案，使日本完成了吞並琉球。所以才有1896年日本天皇第13號敕令宣示沖繩行政區。二是，1945年日本戰敗，失去台灣，失去琉球。三是，日本復興的標誌性事件是1972年收復琉球；但因得寸進尺執迷台灣所屬釣魚島而被反噬，美國衹承認交予琉球施政權，沒承認交予日本琉球主權及釣魚島主權。四是，中國統一台灣就是日本失去台灣，就有琉球離心，日本危矣，衹好對中國俯首稱臣。
因此，維繫日本復興必須依附日美同盟，聯手保衞台灣。這便有了前述1996年的日美同盟正名，宣示以日美同盟為基軸，應對周邊事態，劍指台灣；2021年發展到赤裸裸地宣示「台灣有事直接就是日本存立危機事態」；「台灣有事即是日本有事，日美同盟有事」； 東京大學教授、日本政府台灣問題首席智囊鬆田康博也曾說，「做好沖繩備戰，是日美保台最緊要課題」，可見，日本政界主流已有決策：完成沖繩備戰，貢獻沖繩，犧牲沖繩，誘逼美軍至少要運用沖繩海空基地制空制海保台。日本認為中國衹會遠程打擊沖繩，不會打擊日本本土。
而日本的琉球陷阱在其對台灣執迷。沖繩之於日本是可以犧牲之地。日語中有「本土」一詞，沖繩不是本土；相對之，漢語中沒有「本土」一詞，使用的是「台灣」和「大陸」，「港澳台」和「內地」，這是中日間的一個文化差異。可以回顧，二戰最後一戰是「沖繩決戰」，日本並未打曾發誓賭咒的「本土決戰」，沖繩是可以被犧牲的。2021年8月1日台灣各大媒體頭版報導《首屆美日台國會議員戰略論壇 美國政府考量台獨政府亡命》（《自由時報》2021.8.1）：美國前外交高官譚慎格（美國國際評估暨戰略中心「未來亞洲計劃」主任）發言：「游錫堃表示，如果中國出兵入侵台灣，美國可能對一個獨立的台灣給予官方承認時，我有點驚訝。」「但我不確定這是一個有益的觀點。當然，華盛頓在外交行動方面有應變計劃，制止中國的軍事行動；但美國考量的重點在於，一旦台灣部分或全部被中國共產黨軍隊佔領，一個民主的台灣政府可以在流亡海外的情況下繼續存在。」可見，「美國考量的重點在於，一旦台灣部分或全部被中國共產黨軍隊佔領」，會發生台獨支持者萬船齊發渡琉球。可以推測，空路已停，最便利的辦法是船渡琉球。「台灣政府可以在流亡海外（琉球美軍基地）的情況下繼續存在。」
可是，人口146萬的琉球安置亡命「台獨」政府和數百萬台民，會成為誰的琉球？可以說，美國的利益博弈與日本的對台灣執迷不同，「美國考量的重點在於」可以建一個台獨政府，一起永占琉球。而日本的對台灣執迷則反噬沖繩，並不是日本的利益。日本的利益反而在於支持中國和平統一，與中國的利益一致。宏觀看去，中國完成統一台灣，才有中日友好的再興，亞洲太平洋的永久和平和繁榮，以及中美關係的和平發展。
王鍵：謝謝教授，趙老師不愧是大家，講了幾點很重要，比如石原慎太郎選擇4月17日在紐約宣佈釣魚島要「國有化」向美國示意。趙老師特別把琉球問題和台灣問題連起來分析，現在這是在日、台媒體上非常焦點的問題。2013年《人民日報》有一篇文章叫「琉球問題可以再議」引起了日方抗議，當時中國外交部說這是學者的觀點，不代表政府。不管怎樣，琉球問題今後會是中日，包括台灣學者關注的一個問題。前不久我參加太和智庫的中日學者對話，和趙老師的同事、日本法政大學學者福田圓交談，他的論文題目是「岸田內閣的台灣政策」，他的大致觀點是，岸田的對台政策可能和安倍時期不一樣，也許有一定的緩和對話空間。我們現在有請台灣輔仁大學著名教授何思慎先生發言，他的題目是「岸田外交與中日關係」，何老師是台灣日本研究界的領軍人物，曾經是馬英九時期對日政策的智囊，著作很多，有請何教授。 何思慎：和平與合作仍是中日關係的主流
當下中日關係雖仍不睦，但雙方領導人不欲關係繼續滑坡的意圖明顯，彼此仍對未來關係發展抱期待感，「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建設性的、穩定的中日關係」是岸田文雄對中外交努力的方向。中日需要有智慧地去處理雙方的歷史問題，雙方各讓一步，互給「下台階」的空間。
近二十年，中日關係跌宕起伏，美國為最主要影響因素。1854年, 日美雙方簽訂《神奈川條約》，日本被美國牢牢抓在手上。雖然美國常表示希望中日關係能夠友好、和平交流，但從其在東亞的利益來看，美國不願看到中日真正友好的局面，否則會給其東亞治理帶來麻煩。衹要中日不合，美國在東亞永遠會有其空間。進入後冷戰時期，基本上結束上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中日初建交、中國大陸剛開始改革開放時的所謂「中日蜜月時期」。蘇聯垮台後，中日關係重新被建構。在這一過程中，雙方在經濟、國力上出現動態消長，中國在西太平洋的發展和將自身定位為海洋國家的日本出現力量碰撞。這不必然導致直接衝突，但會讓中日關係進入長期的結構磨合期。
2022年9月29日，中日建交邁入半世紀，雙方為此紀念籌備多時，試圖藉此展現中日友好，但在中美對抗下，中日難以交好。惟與建交40周年時不同，當時中日關係因釣魚台「國有化」深陷建交以來的谷底，大陸社會彌漫反日情緒，最終使中日建交40周年慶典取消，雙方領導人及外長也未互致賀電。相較於10年前，現今的中日關係雖仍不睦，但雙方領導人不欲關係繼續滑坡的意圖明顯，彼此仍對未來關係發展抱期待感。雖說前首相安倍晉三定位的「戰略互惠關係」缺乏現實基礎，但退而求其次的「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建設性的、穩定的中日關係」是岸田首相對中日外交努力的方向。
岸田文雄表明不出席9月12日由中國駐日大使館、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及中日友好團體在東京舉行的「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研討會」，但9月5日中方按計劃在北京舉行由雙方大使館及中國公共外交協會共同主辦之「50年50人」，此為官方色彩濃厚之慶祝建交50年活動。活動上日本駐北京大使垂秀夫致辭表示，雖然中日所處國際環境發生巨大變化，但兩國作為永遠的鄰居是不變的。回顧建交時中國總理周恩來的智慧，垂秀夫憶起周恩來所言「既不能失去原則立場，同時也要給對方下個台階，要互相為對方考慮」，意有所指地呼籲將周恩來當年的戰略思考置於當下的中日關係，雙方各讓一步，中日互給「下台階」的空間，產生新的智慧，以此指導未來的中日關係。
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未曾真正思考如何面對站在其前頭的中國、如何與中國交往。崛起後的中國走向海洋，與自詡為海洋大國的日本在印太海域的戰略安全矛盾日益升高，加上大國競爭的國際形勢及中日經濟的相對位置變化，中日關係及雙方人民的交流與相互認識難以與時俱進，適應時代的劇變，使迎向50年的「關係正常化」仍跌宕起伏，不僅「友好」聞見異音，「和平」更現挑戰。9月3日抗戰勝利紀念日，日本《讀賣新聞》民調顯示，80%以上的日本民眾認為「中國是威脅」。日本政府對中態度強硬具有民意基礎，並非官方或個別政治人物的主觀好惡或刻意操作。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點出問題所在，日本對中國的感情非常複雜，其中一個原因是中國發展得太快，日本人卻未能完全理解中國的發展。
值此中日關係困難之際，雙方的交流與溝通更顯重要，以避免矛盾激化，對立螺旋向上，最終走向衝突。中日關係重要推手、前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認為，要實現中日友好，須傾盡全力用心接觸對方。其中，留學生與觀光客是中日交流的重點，可化解誤解與偏見，更可為發展中日關係發揮橋樑作用。中、日若能瞭解對方，即可避免不必要的對立及競爭，維持合作關係。中國與日本是東亞的領頭羊，友好、穩定的中日關係對區域的和平與繁榮不可或缺。
近代日本頭角崢嶸，但與中國在東亞的角色並非互斥，而應相輔相成，中日是搬也搬不走的鄰居，友好是最明智的抉擇。中、日領導人須努力將雙邊關係帶離「惡性循環」，日本外相林芳正9月2日在記者會上表示，希望在9月底的聯合國大會上與大陸外長王毅舉行會談，林芳正認為，主張該主張的事項，面對共同的問題則須合作。至於「習岸會」，中、日探討以線上方式或藉今年11月印尼G20峰會的機會舉行首腦會談，希望能全面恢復雙方高層對話機制。
日本憂心台海局勢，但維持東亞和平的態勢仍是岸田外交的基調。在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後，北京升高對台灣軍事施壓，岸田希望與之緩和緊張，增加安全互信，避免日本週邊有事。岸田內閣強化日本防衞力不等於尋求與中國軍事對抗，面對中日關係的難題，對話較備戰更形重要。日本經團聯會長十倉雅和表示，日本缺少中國是不行的，與擁有巨大經濟規模的鄰國「脫鈎」不具現實性，價值觀縱有不同之處，但對話及交流不能中斷。
擴軍與擁核非岸田當務之急。日本外交「親美遏中」，安全上增強軍力並實現戰略轉型在自民黨內的議論甚囂塵上，甚至在日本政界儼然成為主流意見，料今後日本外交、安全政策的基本方向不會因為安倍辭世而轉變，但在政策細節上，有安倍色彩的激進主張或有調整空間。日本2023年防衞經費概算僅微幅上揚，但未出現巨幅擴大防衞支出的現象。急速拉高防衞支出，勢將導致岸田對選民的經濟與社福政策承諾落空，不利岸田內閣續航。
日本東洋學園大學教授朱建榮認為，日本政府不惜犧牲民生及國家發展來大規模擴軍的做法，不僅引發越來越多日本民眾反對，亦將為日本與中、韓等周邊國家關係蒙上陰影，令俄羅斯回防遠東地區，構成日本北方戰略壓力，可謂損人不利己之舉。日本共產黨委員長志位和夫指出，政府大搞軍備擴張將壓垮民生，岸田主政債台高築的日本，雖矢言「5年內要徹底強化防衞能力」，但不得不慎重以對，畢竟「少子高齡化」才是日本的國安危機。
在安保政策上，圍繞擁有出於自衞而在對方領土內攔截飛彈的所謂「對敵基地攻擊能力」（岸田內閣謂之「反擊能力」），政黨態度各不相同。認為應該維持「非核三原則」的意見佔多數。有關是否應該擁有「反擊能力」，自民黨大多表態「贊成」，執政聯盟的公明黨持「不好判斷」者眾，在野黨方面，日本維新會、國民民主黨和NHK黨高票表示「贊成」。立憲民主黨、共產黨、令和新選組和社民黨大部分回答表示「反對」。可見在「反擊能力」問題上，朝野涇渭分明。
岸田內閣將在年底前修訂外交、安全保障政策長期規劃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NSS），制定新一輪五年期《防衞計劃大綱》（NDPG）及《中期防衞力整備計劃》，並可望在支持擴大解釋「專守防衞」的國會席次優勢下，導入自衞隊「反擊能力」的建立，但不致偏離日本憲法的「和平主義」，為中日關係投下負面變數。日本及各國對此討論激烈，預測日本應當會採取較為穩健的辦法。大陸應該更冷靜地抽絲剝繭，面對中日關係里的新挑戰。實際上，美國這一世界國際秩序的建構者，正勉力維持其世界霸主地位，推行國際政治理念。日本也能意識到，如果不靠自己，無法實現國家安全。美國要求日本出錢出力，為日本安全或美國鷹派建構秩序，並不意味日本會恢復所謂「軍國主義」。在批評日本時，若用錯語言，不僅會削弱批評力道，而且會激起日本社會對中國的不必要誤解。
儘管蘇聯解體後，仍為共產黨當家的中國儼然是西方民主國家必須加以應對的勢力，但中國不是蘇聯，對蘇聯成功的「圍堵」經驗，難以複製到改革開放後與世界經濟接軌的中國。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所代表的「交往」仍持續影響美國建制派主導的中國政策，直到「特朗普主義」席捲美國，「交往」不再是美、日及歐盟對中外交的主旋律。
美國政治經濟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斷言，2021年為「亞洲世紀」的開端，新冠疫情將加速世界經濟重心向東亞的轉移，此不僅與中國有關，東亞國家皆相對有效應對這場大流行。西方的民主失靈問題在疫情中被凸顯，福山據之修正「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的推論，以「對認同／身份的需求」概念詮釋當代對「自由秩序」的不滿，從中解讀「怨恨政治」（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扭曲西方代議民主的政治過程。美、日及歐盟將此歸責於中國對「自由秩序」的挑戰，並未對症下藥，與中國對抗、交惡無助於解決日本的問題。
總的來說，中日建交50年，邁入「知天命」之年，不是參透誰主誰從，誰壓倒誰的外交對決。兩國雖存在分歧，但和平與合作仍是中日關係的主流，而中日關係改善除可減少中美之間的誤解，更可使日本在雙方間起到溝通的作用，此為日本安全之所繫。當前，中、日外交主事者須具宏觀戰略思維與歷史縱深，回歸邦交正常化初心，繼承前人的外交智慧。
王鍵：謝謝何教授精彩發言，第一，何教授點到了美國因素對中日關係的影響，他分析得很準確。第二，他強調了宏池會的特殊存在和歷史淵源，也提出了要參考借鑒古人，包括周恩來總理、高阪正堯他們當年的智慧對中日關係改善發展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經驗。我們有請第四位，洪詩鴻教授，洪老師還是日本兩岸關係研究中心的主任，也是研究台灣問題的著名學者。
洪詩鴻：需重視新保守思潮對中日關係的影響
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新保守主義理論已在日本學術界和理論界盛行。近兩年，國際經濟、政治格局的變化，皆可視為新保守主義理論的實踐表現。日本通產省白皮書提出供應鏈重組正是新保守的經濟戰略，2021中美高層阿拉斯加會談中，「從實力的地位出發(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的說法就是新保守的一種維繫霸權理論的常用語。美國近年來積極介入阿富汗、在耶路撒冷設領事館等強硬單邊主義政策，也可以看出新保守主義的理念開始付諸實現。
特朗普上台之後更是新保守主義盛行的集中體現。特朗普剛剛參選時，大家都對他不抱希望，但很多日本媒體已開始關注到，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約翰·博爾頓是如何操縱新保守主義媒體，讓其利用新媒體影響力為特朗普拉票。日本媒體也準確預判了特朗普的上台和所推出的政策，認為新保守思潮在美國開始發揮作用。後來博爾頓成為特朗普幕僚，拜登上台後，啟用布林肯、沙利文等大批新保守主義者幕僚。可見，不管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上台，新保守主義者都開始主導美國的對內政策或對外事務。特朗普發動貿易戰時，中國國內媒體主要強調中美之間貿易量巨大，不可能出現大動作。事實上，美國人的理念變了，其國際戰略也隨之調整。當下，新保守思潮已經到了不得不重視的地步，但國內的美國問題研究者對此重視不足。
新保守主義有區別於傳統的舊保守勢力，一戰後發展出眾多理論思潮，除傳統的保守之外，還有超自由主義、左翼等等。但在80年代後，這些勢力均出現理念上的調整或轉向，舊保守主義、超自由主義、左翼匯聚成新保守主義。越戰期間，持傳統思維的舊保守主義者之外，部分左翼也支援越戰，成為新保守勢力，他們高呼人權和民主的價值觀高於主權。主張在處理國際政治問題時推行美國霸權地位，積極介入外國事務，把價值觀、人權理念推向世界，最終是為了自身國家利益和自由的「激進的捍衞者」。
在經濟全球化問題上，相較於「新自由主義」的國際協調以及全球產業鏈思維，美國新保守主義對全球化的態度則是另一種態度，也稱國粹主義、單邊主義。前者支持層主要是在全球性活動為主的行業中盛行，例如金融或製造業。即便中美、中歐間政治關係越來越緊張，但近兩年來美歐對中國的金融投資和製造業投資並沒有減少，國際協調主義屬於全球化的積極支持者；後者的新保守思潮表現出的是反全球化，支持層主要以軍工業、石油業或者建築業為主，特朗普執政前後，以美國利益為優先的思潮慢慢抬頭。經濟政策上，新保守主義反對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支持大社會、小政府，認為自由競爭和貿易促進財富增長、滴水效應解決貧困問題，在日本政局中雖然慢一拍但是幾乎是亦步亦趨，如中曽根康弘、小泉純一郎、安倍晉三等經濟政策受新自由主義影響，曾鼓勵對外投資，支持日本經濟國內放寬競爭機制。相對而言，安倍後期，以及現在岸田的「經濟安保」，回歸日本政策就是新保守主義體現。對外則跟隨以美國為主導的單邊主義的供應鏈小圈子，如最近的半導體供應鏈CHIP4、印太經濟合作框架IPEF。
從新自由主義到新保守主義，與發達國家工人「貴族化」，左翼反全球化、反資本自由等動向息息相關。新保守主義早期是左翼對史達林的失望，後來是對自由派推動的全球化的失望。全球化引發的國內矛盾已經到了難以調和地步，從新自由主義到新保守主義的軌道修正，體現為特朗普政權的上台，以及他的積極財政、製造業國內回歸、約翰遜的「一國保守主義」以及日本的岸田的「新資本主義」。實際上，岸田「新資本主義」也是新保守主義的體現，他強調製造業回歸日本，用經濟安保、均衡貧富這種口號來施行所謂新資本主義。他所屬的舊「宏池會」原本有大批屬於中間派或自由派的政治家，但是近年他們的理念接受了很多新保守的思潮，已經發生很大變化，但這些轉變和激進右翼還是有所區別，也不同於類似歐洲原來的社會民主黨的溫和理念，對於今後轉型方向還需進一步研究。
在國際政治上，新保守主義認為民主人權超越主權，美、日對台灣地區或者對其他國家內政干預也能體現新保守主義思潮的理論衝動。尤其在9·11之後，更催生新保守政權，呼籲為了保護自身的自由和民主，應當積極對外干預，尋找俄羅斯、中國等威脅對象。美國和日本現在對台灣提出價值觀的共贏，觸及主權問題，就是因為在新保守主義理念中，價值觀可以超越主權。這一套新保守主義者所認為正確的東西，實際上在30年前就已經有理論鋪墊，如今更是付諸於行動當中。
原本自由主義者等親左翼人士，受新保守主義思潮影響發生的思想變化，更值得關注。可以觀察到，一些日本的知識分子最近也受新保守主義思想影響，對中國的看法發生微妙轉變，甚至接受了美國新保守主義理論觀點。中日之間的對話、研究或意識形態的轉變和戰略調整應當重視，有很多表象和趨勢背後都體現出思潮的轉變。
中日關係中，美國因素也包含意識形態的變化的影響。美國曾試圖說服日本共同在亞洲形成「美國重返亞洲」戰略，但當時日本對外政策主要採取聯合國中心主義進行國際政治活動。美國則要求日本改變聯合國中心主義態度，我們看到近年日本開始動搖了對聯合國作用的信心。美國同時要求放寬沖繩基地的限制，讓美軍有更大活動空間，但這幾年沖繩當地人民一直反對美國駐軍基地，美軍在沖繩擴張基地的要求未必得到預期中的支援。由此可見，美國今年加大對台灣的介入，或許會試圖將台灣納入自己的安保系統，以台灣取代沖繩，這一動向值得觀察和警惕。
如何應對新保守主義？要深入瞭解新保守主義的來龍去脈和理論研究、他們的具體政策以及最新動向，以及代表人物，瞭解新保守主義者的訴求，以及其多數人從左翼轉向的原因，有些政策和理念的最終形態看似南轅北轍，但是其背景、出發點還是可以找到共同之處，知己知彼，方能應對有餘，同時在全球化、環保等理念也應該可以有與之對話或增進互相理解的空間。
王鍵：謝謝洪老師，準備得很到位，對於日本的新保守主義做了全面概括分析，中國國內學術界從80年代就關注到新保守主義問題的出現，最早出現於歐美，到90年代日本頻頻被使用這個詞彙。中國學術界有這樣的說法，就是把中曾根康弘、小澤一郎和安倍晉三定義為日本新保守主義的三位代表性人物。洪老師最後提及到美國的新保守主義繼續影響日本的新保守主義，但也有不同的結論，認為安倍在政權最初是新保守主義，但後來他調整了，完全走向另外一種方式，當然各種觀點大家可以百家爭鳴。
下面有請台灣東海大學沈有忠教授，他的題目是「安倍遺產與日本印太戰略」，我們知道安倍今年遇刺身亡後，出現了他的政治遺產是被真正繼承還是被部分繼承的爭論，剛才何思慎老師也講到岸田未必完全繼承安倍，我們看到，岸田最新的內閣調整，防衞大臣從安倍的弟弟岸信夫換成了濱田，防衞省里的三位政務官這次也都被岸田更迭，所以安倍派里一些人抱怨岸田在試圖排除安倍的影響，我們有請沈教授作這方面的發言。
沈有忠：安倍遺產與日本印太戰略
在今年檢視日本在印太地區的地緣政治政策有其特殊意義，主要的原因不僅是岸田文雄的上台，更重要的是一手制定與推動日本印太戰略的安倍晉三遇刺身亡，是引起大家對日本印太戰略回顧與再檢視的契機。安倍晉三推動的印太戰略，是否因岸田文雄上台、加上安倍遇刺而可能出現轉變？安倍留下的政治遺產，以及當前日本在印太戰略中的角色為何？此外，今年是中日建交50周年，在當前印太戰略的框架下如何檢視中日關係的展望？這些都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安倍晉三在第二次任職首相期間，也就是2012至2020年期間，制定並推動日本的地緣政治戰略改革，把日本的國家利益防線從東北亞轉移至印度—太平洋，也就是俗稱的「印太」，這一戰略後來更被美國總統特朗普所沿用，成為影響當前全球國際秩序最重要的地緣政治戰略內涵。就發展的時間序列來看，若以安倍晉三第二次執政為起點，可以追溯到安倍在2012年12月上台後發表的「安全鑽石」這一概念。「安全鑽石」主要的目標是呼籲地緣政治的發展，應將印度洋延伸到西太平洋的公海地區連接起來，另外就是對「民主、法治、與尊重人權」的共同承諾，而澳大利亞、印度、日本與夏威夷，則是安全鑽石的四個端點。
事實上，美日印澳的合作機制早在2004年就已經提出，當時是以聯合防災為宗旨。稍晚，安倍晉三在2007年也正式呼籲QUAD的成立，2012年再次提出前述「安全鑽石」的內容。安倍多次的呼籲並未受到美國、澳大利亞的重視，主要的原因在於，當時的中國仍處在改革開放的氛圍下，並未與西方陣營交惡，中國的經濟成長並不被視為西方的威脅，甚至在習近平2012年主政之初亦如是。這樣的情況到了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實質上開始扭轉了美中關係。中國崛起帶給美國的威脅感，加上特朗普的民粹風格，美中關係急轉直下，安倍擘劃的印太戰略以及四方安全會談，反而成為特朗普的政策方針，瞬間得到了實踐甚至強化。在這樣的背景下，若把當前美國主導的印太戰略的基礎，以及「美日印澳」四邊安全會談的成果視為安倍晉三所一手催生，亦不為過。
安倍晉三主導的印太戰略中，把日本的戰略原則定位為「積極的和平主義」，三個具體的目標包括：第一，促進和建立法治、航行自由與自由貿易；第二，追求經濟繁榮；第三，致力於區域的和平與穩定。在此一原則下，日本對於區域安全的態度，一改戰後較為消極與被動的角色，逐漸轉為積極介入。例如2013年設置國家安全會議，強化決策機制；2014年制訂「防衞裝備移轉三原則」，依據此一新的武器轉讓原則，2014年迄今日本已經和卡達、菲律賓、意大利、德國、英國、澳大利亞、美國等國家進行武器移轉或合作開發。2016年安倍再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簡稱FOIP），也被視為抗衡中國「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
再從美國的角色來看，2012年是美國總統奧巴馬第二任期的開始，其亞洲戰略是以「重返」或是「平衡」為主旋律，核心的目標在於經濟繁榮。因此安倍的印太戰略並沒有得到華府的唱和。直到特朗普上台後，美國對中國的態度轉為競爭，安倍的印太戰略與特朗普的對中國政策可說是一拍即合，在美國的主導下，安倍擘劃已久的印太戰略終於得到飛躍式的實踐。整體來說，安倍對印太戰略的構思，可以說是以美日同盟為核心，再輻射出去，連接美國其他盟國和夥伴，與之也建立夥伴關係。因此，美國的角色自然至關重要，美國的態度也直接影響安倍規劃的印太戰略之成敗。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儘管唱和印太戰略，但做法卻偏向「單邊主義」，當時安倍領導的日本面對特朗普甚至也倍感壓力；相對於特朗普，拜登概念上沿襲了印太戰略的構想，具體做法則是轉變為「多邊主義」，尋求多組雙邊或是多邊的共同安全政策，這種做法更加符合安倍晉三對於印太戰略的構想。
今年正逢中日建交50周年，此刻日本的外交政策、印太戰略的實踐，也正好面臨了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主要的原因是國際環境與日本國內環境都發生巨變。國際環境是俄烏戰爭的爆發；國內環境則是岸田文雄上台，安倍晉三意外遇刺身亡。
現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競選自民黨總裁期間，曾多次提出將延續安倍路線。在2021年9月正式當選自民黨總裁，在出任首相之位前，對於外交安全政策提出了「三項決心」，包括堅守民主主義等基本價值觀的決心、堅守日本和平與穩定的決心，及透過對環境等全球性課題做出貢獻、在國際社會展現存在感來保護國家利益的決心。並強調基於這3項決心推動外交安全保障政策，希望實現自由且開放的印度太平洋。這些表態，都被視為對安倍主導的印太戰略將會蕭規曹隨。
雖然如此，岸田文雄畢竟不是安倍晉三，兩人對於如何引領日本的外交政策和戰略安全也不可能完全一致。岸田文雄在安倍晉三擔任首相時期，於2012年至2017年出任外相，並曾經在2016年訪問北京。在總裁選舉時，也曾表態應與中國建立對話管道，被視為幾位候選人中，較為務實、也較有機會與中國破冰的首相候選人。就日本內政的派閥政治來看，岸田所屬，也是由岸田領導的「宏池會」，在過去被視為對中主張溫和與交往的鴿派，在岸田當選之後，也被視為對中政策出現調整的契機。
從派閥政治來看，安倍遇刺後，其領導的清和會雖然維持第一大派系，但仍會因為安倍的身亡而產生鬆動，有利於岸田領導的宏池會擴大實力。但宏池會的成長，並不意味着岸田可以大幅改變安倍留下的政治遺產，衹能說岸田自己的色彩將有機會逐漸增加。
此外，國際環境變化快速，也影響岸田文雄對安全政策、印太戰略佈局的規劃，其中最大的衝擊就是俄烏戰爭。2022年香格里拉對話中，岸田文雄在主旨演講的發言中提到了「岸田和平願景」，內容包括：第一，維護並加強基於規則且自由開放的國際秩序，尤其是大力推動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第二，加強安全保障，從根本上加強日本的防衞能力，並加強日美同盟以及與志同道合的國家開展的安全保障合作；第三，為了實現無核武器的世界，開展務實工作；第四，以加強安理會改革為首，加強聯合國的機能；第五，加強經濟安全保障等新領域的國際合作。岸田和平願景並未挑戰安倍晉三規劃的印太戰略框架，顯示了短期內岸田領導的日本，仍將在印太戰略中，配合美國並協同盟邦與友好國家，扮演積極介入的角色。
最後，我想強調，要儘量降低兩岸關係和台日關係對於中日關係所產生的干擾，這樣才能使中日關係正常化發展，要持續中日兩國民間的交流，因為由下而上建立的關係才能夠走得長長久久。民間的交流是最務實的，也是能夠讓政治朝向正常化發展的最基本的核心。
王鍵：謝謝沈教授，他在一些方面和何思慎老師接近，也特別希望中國在觀察岸田外交政策走向上能多給一點時間，這個兩岸學者都能達成一致意見。但有一點，中日民間的相互好感非常重要，有時能起到最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們在回顧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來，也要感受到中日國情巨大的不同，在某些方面，民間外交最後可能解決不了問題。去年日本民眾對中國的不好感達到90%以上，而中國民眾對日本不好感是近70%，今年可能中國民眾對日本的不好感甚至超過日本人對中國的不好感，這很麻煩。所以，我個人感覺中日首腦外交還要最終發揮引領作用。這在歷史上已經發生很多次了，包括安倍執政後期就是中日首腦外交對話改善了中日關係走向。何思慎老師也提到，今年11月印尼的G20峰會，林芳正已經表態要積極實現中日領導人會談，對此我們表示期待。下一位發言者，在北京的外交學院的周永生教授。
周永生：中日要迴避矛盾以改善關係
當前的中日關係是扭曲的，兩國矛盾廣泛而深刻。這些矛盾主要體現在以下七個方面。
第一，政治關係。無論是安倍政府還是岸田政府，他們都特別強調「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價值觀，並故意渲染這種價值觀與一些發展中國家價值觀的差異性，以此來襯托一些國家所謂的「獨裁專制制度」，而日本最主要的影射毫無疑問就是中國。
第二，國際關係。日本維護以美國為首的單極世界及其政策，並和美國緊密綁定，成為美國在亞太、印太以及東亞地區的重要幫手和支柱，而中國在國際關係和國際政策上則強調多極化。由此，中日兩國在國際政策與價值觀上形成明顯的衝突和對立。
第三，軍事關係。日本把中國看作最大的威脅與潛在敵國，並以日美同盟作為日本對抗中國的安全政策基礎。日本強調自己受到的威脅，尤其是強調中國軍事力量的不斷增長、軍事活動的大幅度增加和中國導彈威脅。
第四，歷史問題。日本沒有深刻反思侵略歷史，沒有很好地解決勞工和慰安婦問題，尤其是從安倍政府開始明確地不承認強徵慰安婦的歷史事實的存在。
第五，經濟關係。日本強調受到中國供應鏈的威脅，要改變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保障日本的供應鏈安全。同時，強調自由企業制度，要平等對待工人，保障私有企業公平競爭。日本的言外之意就是中國都是不公平競爭的，這些指責有些地方不太符合客觀事實。
第六，海洋領土問題。佩洛西竄訪台灣後不久，日本海上保安廳就組織了十幾艘艦船通過台灣海峽，這明顯就是在向中國進行航行自由的示威。
第七，日本干涉中國內政。在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問題上，日本強調「台灣有事，日本有事」「要保障新疆少數民族和香港的人權」，這就是在干涉中國內政。
中日老一輩領導人的智慧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中日邦交正常化是由毛澤東主席和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等中日老一輩領導人推動的。
六七十年代，蘇聯在全世界到處擴張，其政策與行為不僅威脅到了中國的和平與安全，也威脅到了美國、日本和西方國家的安全。1971年10月25日，在聯合國第26屆大會上，中國恢復了合法席位。在此背景下，美國和日本都紛紛同中國改善關係。毛澤東也制定了「一條線」戰略，即聯合美日西歐同蘇聯社會帝國主義進行鬥爭，隨後就有了田中角榮訪華。1978年8月12日，中日兩國政府在北京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同年10月22日，鄧小平訪問日本，這對於中國改革開放路線的確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通過此次訪問，鄧小平看到了資本主義國家市場經濟發達的狀況，緊接着舉辦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就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路線。1979年12月5日，日本時任首相大平正芳訪華，提出要對中國進行大規模的經濟援助，同時還向鄧小平建議：國家要想富強必須先建設基礎設施，隨後就有了鄧小平提出的「要想富先修路」的務實政策。從這些史實中可以看到當時日本的政策路線對於中國的影響。
在那個時代，中日同樣有非常深刻的矛盾和對立，但是兩國老一代領導人運用智慧迴避和淡化矛盾，從政治大局着眼，從務實的經濟合作、文化合作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