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偉：緬懷江學長
本文轉自上海公共政策研究會。
作者：胡偉，著名政治學者，上海市公共政策研究會會長。
【題記】隨着時間的流逝，人們越來越感念他的睿智和英明，這是以前不曾有過的景象。
2000年我從復旦大學調往上海交通大學任教，交大人把江澤民同志尊稱為「老學長」、「江學長」。後來老學長從總書記崗位卸任後曾來母校視察，我也有幸參加了相關活動。從加盟交大開始，便也稱之為「江學長」。
我在11月30日下午得知噩耗，雖不意外，但依然希望像以往那樣是一個「謠言」。訃告發佈後，網上掀起了一波波的懷念和追憶，前所未有。一個人能被如此緬懷，足以證明他的極不尋常、極不平凡。
近年來網上有逐漸增多的文章稱頌江學長，箇中原因值得分析。其中得到越來越多公認的，是他作為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做出了一系列事關中華民族興衰成敗的正確決策。下面結合我個人的經歷，略談二、三事，以表達對江學長逝世的哀思。
一、讓中美關係重回健康發展的軌道
1989年春夏之交，中國發生了改革開放後最嚴重的政治風波，江澤民同志臨危受命，擔任了總書記。面對美國和西方對中國的打壓，鄧小平及時提出了「韜光養晦」的對外方針。江澤民根據鄧小平的一系列談話，把這一政治大韜略完整、準確、深刻地概括為28字方針：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着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有所作為，絕不當頭。這28個字，字字珠璣，主要蘊含了三層意思：第一，面對美國對中國的打壓，應當採取什麼姿態？是沉着冷靜還是頭腦發熱，這是處理問題的大前提；第二，沉着冷靜之下，應當遵循什麼原則？這一政治大韜略深刻把握中國傳統文化和神髓，把道家「無為而無所不為」的思想運用到極致，大智若愚，以柔克剛；第三，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最後的落腳點是什麼？鄧小平明確告誡：中國不當頭、不扛旗。
這28字的戰略方針的提出和概括，不僅體現了鄧小平的政治韜略，也反映出江澤民的政治智慧。鄧小平說過很多話，如何加以概括總結至關重要。江澤民不僅完整、準確、深刻地把握了鄧小平的戰略思想，而且身體力行，認真貫徹。「韜光養晦」的一個主要目的，是化解中美衝突，打破中美關係的僵局。中國不出頭扛旗，才能避免與美國領導的西方世界走向全面對抗，才能在中美關係面臨危機時轉危為安。但要讓中美關係重回健康發展的軌道，還要有所作為，付出艱辛的努力。為此，江澤民通過中美之間的「元首外交」，積極推動中美兩國達成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的共識。
其中的一個關鍵環節，是江澤民1997年訪美。這次訪問是12年來中國國家元首第一次正式訪美，也是自1979年鄧小平訪美以來中國領導人對美國進行的一次最重要訪問。但在當時，「中國威脅論」在美國甚囂塵上，中國被描繪成冷戰後「新的魔鬼帝國」；香港回歸前，也有人稱中國民主進程「夭折」；在1997年的頭7個月里，美參眾兩院議員先後提出了66項反華提案，破了歷史紀錄。在此背景下，如何扭轉乾坤的確需要領導人的魄力和魅力。
江學長充分發揮了其長袖善舞、多才多藝的優勢，一些個性的瞬間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在檀香山，他用夏威夷吉他彈奏了《向夏威夷問候》這首歌，並邀請州長夫人即興為大家演唱；在南加州接受華人華僑歡迎時，江澤民清唱了京劇「一輪明月照窗下」；在白宮，克林頓總統陪同參觀林肯的起居室，主人向客人展示了林肯親筆書寫的葛底斯堡演講稿，江學長隨即用英文朗誦了演講的開頭……
11月1日，江澤民在哈佛大學發表演講。我當時正在哈佛做為期一年的訪問學者，有幸見證了這一歷史時刻。這是中國領導人首次在哈佛大學發表演講。老學長一口英語，再次展現其獨特的魅力，受到聽眾的極大歡迎。在談到哈佛大學與中國的友好關係時，江澤民說得知校長陸登庭（Neil Rudenstine）即將訪華，「我期待與你在北京，或上海，再次會見」（原話是I look forward to meeting you again in Beijing, or Shanghai），這句話引起了現場一片會心的笑聲和掌聲，成為演講的一個亮點。我的老師王滬寧隨行訪問，演講結束後王老師告訴我，演講原稿並無or Shanghai，這是江主席臨場發揮的，起到了極好的效果。會場內掌聲陣陣，但與此同時會場外也傳來陣陣「噪音」——「台獨」、「藏獨」等分子在會場外用高音喇叭呼喊反華口號。有位美國記者現場向江主席提問是否聽到外面的「噪音」。老學長非但沒有迴避這一「刁鑽」的問題，反而詼諧地答道：我雖然年過70，但聽力還是很好的，我唯一的選擇就是我講的聲音比他們更大！會場再次報以長時間的掌聲和笑聲。
通過這次訪問，江主席同克林頓總統商定，兩國致力於建設面向21世紀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成為1989年後中美關係面臨嚴峻挑戰的一個歷史轉折點。翌年，克林頓總統訪華，在人民大會堂國宴之後江學長即興邀請克林頓現場各自指揮軍樂團演奏兩國歌曲，把氣氛推向了高潮。兩國元首建立了密切的私人關係，為推動中美關係重回健康發展軌道奠定了重要基礎。彼時，我身在美國，撰寫了《努力建構中美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江澤民克林頓互訪與兩國開展元首外交的背景與前景》，於1998年6月26日分別刊登在《華盛頓新聞》、《波士頓新聞》、《美南新聞》等報紙。上海《文匯報》1998年6月24日也發表了本人文章《建立戰略對話機制元首外交特別重要》（《文摘報》1998年6月28日轉載）。「元首外交」成為當時中美關係改善的一個關鍵因素，為1999年中美入世談判的成功鋪平了道路。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WTO，為中國的崛起創造了至關重要的條件。
二、實現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型
江學長的另一大貢獻，是創立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遵循了人類歷史的普遍規律，順應了世界發展的時代潮流，創造性回答了建設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
從今天的眼光看，「三個代表」是極具內涵、極富創意的思想，為世紀之交的中國共產黨向何處去提供了新的歷史方位。為此，江澤民委託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黃菊建立一個研究班子，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探討，我有幸成為其中的一員。那是千禧年年中的事情，我及時發表了《「三個代表」：黨的建設面向新世紀的坐標》一文（載《探索與爭鳴》2000年第10期），是當時較早對「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進行闡釋的論文之一，其中的一個核心論點就是中國共產黨要以「三個代表」為指引實現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引起了一定的關注。從「革命黨」走向「執政黨」的觀點，可以說是課題組當時的一個基本共識，這一共識得到了黃菊同志的肯定，並向總書記做了彙報。
記得有一次黃菊同志找我談話，提到黨內有一些老同志不同意這一觀點，說「難道執政黨就不革命了嗎」。但是總書記還是採納了這個觀點。不過，為了照顧黨內一些老同志的情緒，在中央的正式報告中沒有直接使用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的概念，而是做出如下表述：「我們黨已經從一個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鬥的黨，成為一個領導人民掌握着全國政權並長期執政的黨」。這一表述最早出現在2001年總書記的七一講話，後被廣泛引用。但我注意到，在後來出版的《江澤民文選》中，的確出現過「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明確論斷。這說明，江學長本人是認可這一重大判斷的。
從「革命黨」走向「執政黨」，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政治判斷，理論內涵極為豐富，我認為實際上構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要義。時至今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依然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之一，而與這一重要思想相伴而生的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重大判斷，不應當被忽視。中國共產黨究竟向何處去，需要認真加以思考和審視。
作為這一論斷的最後結論，江澤民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鄭重宣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學判斷黨的歷史方位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我們黨歷經革命、建設和改革，已經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鬥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並長期執政的黨；已經從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從革命走向執政，從封閉走向開放，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代表着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歷史新時期中國社會進步的基本方向。只有沿着這個方向不發生逆轉，中國才能走向光明的未來，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三、以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的發展
政治體制改革始終是改革開放後繞不過去的一個坎。如果說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在於建立了新中國，解決了政治學語境下的「國家建構」（state building）問題，那麼鄧小平的歷史地位則在於推動改革開放，極大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對於之後的領導人來說，如何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解決中國的民主政治發展問題，是奠定其歷史地位的要件。這個歷史任務鄧小平已經提出了，但未能完成。對於第三代領導集體來說，如何完成這一未竟的事業，是一個重大課題。
作為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江澤民對此是有考慮的。他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命題，把第二代領導集體提出的「兩個文明」建設拓展為「三大文明」架構，實際就是旨在為破解這一問題提供空間。只是這一問題甚為敏感、甚為艱巨，要找到可行的突破口的確不易。
作為一名政治學者，我一直關注的正是這個問題。早在上世紀90年代後期，我即開始針對以黨內民主為重點的政治體制改革進行研究，有關成果引起了一定的關注。著名學者蕭功秦《從政治發展角度看「黨內民主化」論》一文對此有詳細評論，海外也有專文予以分析。發表於《復旦學報》1999年第1期的《黨內民主與政治發展：開發中國民主化的體制內資源》是本人關於這一論題的代表性成果，2008年被著名學者俞可平和Arif Dirlik 編入《中國學者論民主和法治》，該書作為「當代中國思想文化論叢」的一種，收錄10年來16位政治學和法學權威學者的代表性論文。但在1999年，我的這篇論文引起了爭議，《復旦學報》被追責，當時我本人遭受很大的壓力。
2000年我加入了黃菊同志組織的研究班子，並參加了中央組織的一個高端研究班，當時包括黃菊在內的上海一些領導同志也在這個班中，尤其是胡錦濤同志親自蒞臨研究班聽取彙報並講話。在這一過程中，我與黃菊同志深入交談，按照他的要求當年11月完成了內部研究報告《黨內民主與政治體制改革》，由他提交給總書記並得到肯定。2001年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江澤民明確提出「通過發展黨內民主，積極推動人民民主的發展」的重要論斷，由此本人關於「黨內民主」的觀點自然就不再成為一個問題了，以致有領導說我是「早叫的公雞」。因此，我對老學長一直懷有謝意。如果不是他率先倡導以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的發展，我的「冤案」恐怕就難有平凡昭雪的一天。當然，能夠為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盡一份責任，個人受點委屈也不算什麼。
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江澤民鮮明提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並繼續強調「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對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範和帶動作用。」應當說，以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的發展作為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發展的一個大戰略，至今仍然是需要深入研究和推進的。
但無論如何，隨着時間的流逝，人們越來越感念他的睿智和英明，這是以前不曾有過的景象。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