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譽仁：得智庫者得天下
做政策研究只有兩個地方：大學和智庫。香港的大學都是世界知名，但是智庫呢？就相對很落後（見圖1），為甚麼會這樣？
圖1：香港的大學(上) / 智庫(下)世界排名
宏觀環球，根據賓夕法尼亞州大學的全球智庫報告，智庫的發展愈來愈蓬勃，智庫的數量和影響力也愈來愈高。在鄰近的新加坡，很多智庫都打入了世界百強（見圖2）。再看看香港，上榜的智庫不足5間，相形見絀吧。這就怪了，香港有好的大學，又不是沒有人才，香港智庫欠的是甚麼呢？
圖2：(上) 各地的智庫數目 22015-2020 ; (下) 香港與新加坡的智庫比較
回答這個問題，我們用了基本的供需角度去理解香港的智庫生態。看看供應面，香港智庫的規模和資源相比其他地區真的很少（見圖3）。分享一個自身的例子：兩年前，我碩士畢業，有想過進入智庫做研究，還是走傳統路線進商業金融業做研究。興趣的話兩方面都有，但是工資真的差太多，我下有弟弟還在準備DSE，上有父親將退休，而且智庫的職業前景亦不明確，最後我並沒有在智庫裡發展。所以，現實情況下，大部分的人才也未必會選擇在智庫工作，這是很可惜的情況。
圖3： 各地智庫的僱員數目(左) / 每年預算(右)
再看看需求面，看政府的需求：過去一屆政府的創新辦5年批出了近350個政策研究項目，但是智庫只獲得10個，民主思路有幸是其中一個，我亦有幸參與。超過 2 億研究經費智庫只拿到 600 幾萬......佔少於3%，而其他都給了大專院校。在創新辦關門大吉前，最後一個批出的專案是理大的減少餐後廚餘研究項目（註1）……ESG固然很重要，但香港此時此刻面對種種挑戰，真沒更好的政策研究可以做嗎？
因此，縱使有不同商界支援，如果沒有政府的需求，智庫是怎麼也發展不起來的。我不禁反思：是智庫沒用嗎？還是過往的政府沒看到智庫的作用？
從其他地區的經驗來看，智庫作為一個理性的大腦，為社會提供創新且紮實的政策建議。中國智庫專家王莉麗教授書中說道 ： 「智庫好比輿論題材的生產商 」（註2） 。智庫的研究有別於一般政治訴求，研究是比較實在的，會考慮到政策的必要性、可行性、後果等。由智庫推動的政策在外國屢見不鮮，從戰後的馬歇爾計劃、東盟裡面的政策、到近期許多防疫政策方向。作為一個理性的大腦，智庫將不停為社會產生有用的意見。
另外，智庫也是政治人才庫。許多我們耳熟能詳的政治家，例如前澳洲總理吉拉德、前國家總理朱鎔基等，都有智庫方面的經驗。
而在香港，新一屆政府的施政報告裡也參考了不少智庫提供的意見，而且新上任的特首政策組組長亦來自智庫。可見智庫作為理性的大腦和人才庫的作用正在慢慢浮現。但正正是處於成長階段，香港的智庫仍然需要更多支援。
我們是研究報告提出了七大建議，今天跟大家分享兩個：
第一，政府可以規劃智庫藍圖。其實分別在2004年和2015年中央政府兩次公佈有關智庫的文件（註3），強調智庫的重要性。這可以解釋為何在短短5年間，內地智庫數量升了3倍多，值得香港政府仿效。
第二，政府亦可以加強智庫作為旋轉門的角色。例如可以安排政務官到智庫裡交流甚至工作一段時間。這有甚麼好處呢？第一，思想衝擊。我在統計處、金管局、競委會工作過，自己感受到在政府架構下工作，思考的角度會有些不一樣。政府架構下，同事通常會考慮有些甚麼不能做、減低錯的風險和不要製造麻煩。幸虧我在民主思路裡有不同機會作思想碰撞，否則思想應該很快固化。除了思想衝擊，政務官在智庫不用處理瑣碎事情，亦會有更多空間作深入思考，有更多落地的經驗。其他可以考慮的交流方式包括：政府新提出的「紅隊概念」可以邀請智庫參與，又正如民主思路倡議的「未來中心 」，集合政府及社會各界共同討論前膽性議題等等。
回答一開始的問題，香港智庫欠的是甚麼呢？我認為欠的就是政府的需求和支援。香港的智庫正在慢慢成長，影響力漸漸浮現。我們建議應政府規劃智庫藍圖並加強智庫作為旋轉門的角色。我深信：在這政策研究的時代下（註4），得智庫者得天下！
希望大家繼續多多支持香港智庫的工作，祝大家有個美好的 2023 年！謝謝！
註1：「通過建構一個社會行銷干預方案中的利益系統以「輕推」餐廳客人減少餐後廚餘」
註2：《旋轉門:美國思想庫研究》
註3：《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關於增強中國特色新型智能庫建設的意見》
註4：見《陳譽仁：政策研究的時代即將來臨？》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