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緝思：正確的前進方向
本文是《中美聚焦》主持人周柳建成2023年2月3日採訪北京大學王緝思教授的文字記錄。王教授談到了去年疫情旅行限制放寬之前的美國之行，並討論了中美兩國在複雜世界裡合作的「正確方式」，涉及影響兩國關係的多個維度。為了清晰和簡潔起見，以下採訪內容經過了編輯。
周：我們能否從去年開始說起？當時您曾兩次前往美國，見到了疫情爆發以來無法會面的朋友和同事。那是怎樣的一種感覺？
王：去年我去過美國兩次，2月和3月一次，11月的時候停留了整整一個月。首先，我訪問了華盛頓特區、紐約市以及哈佛大學。11 月去了耶魯大學，然後是華盛頓特區和紐約市。遇到了很多老朋友和一些以前從未見過的年輕同事。訪問非常愉快。我們進行了坦誠友好的交談。
周：這與疫情之前你對美國的了解有何不同？
王：疫情前，我們沒有過多談論美國的問題，他們也沒有過多談論中國的問題。現在，在美國，我就遇到了在美國旅遊安全不安全的問題，也就是所謂的「亞洲仇恨」。走在街上，我感到自己並非完全安全。而且，我在CVS連鎖店和其他地方看到了扒手，街上還有「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的痕迹。他們問了我中國疫情的情況、國內問題、北京和上海發生的事情以及各地的封控。這些都是過去未曾有過的新情況。過去，我們基本上只談論雙邊關係和整個世界局勢。
周：在華盛頓特區，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舉辦了名為「一個北京人在華盛頓」的活動，當然指的是你。你在現場闡述了學術合作和交流的重要性。我們能否期待兩國像以前一樣，重歸那種緊密的交流和夥伴關係？
王：我的朋友甘思德在CSIS工作。他在華盛頓做了一個關於北京的演講，談到了自己在北京的經歷，題目叫做「一個華盛頓人在北京」。我們非常有效地分享了各自的經歷。當然，也遇到些困難。他在北京的一家隔離酒店裡生活了兩個星期。這些就是我們當時談論的內容。當然，也談到了雙邊關係。
周：你談論美國的角度一向是友誼和朋友——你們終於有機會坐下來，甚至一起吃飯。你的美國朋友告訴你了甚麼？你又和他們分享了甚麼？
王：他們非常希望見到我。他們當然擁有很多不同的信息來源，比如西方媒體、在互聯網上與中國同行的對話等。但是，它們無法取代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他們直接問了我很多問題。比如，我在北京觀察到的情況。我談到了黨代會，以及會後人們的想法、經濟形勢、城市封控時居民是否有足夠食品等問題，諸如此類。我向他們詢問了美國中期選舉的影響，誰將成為未來幾年的美國總統候選人。談話很順利，但這些都是關於中國、美國以及整個世界的嚴肅對話。
周：既然提到吃的，那在美國的時候，你喜歡吃甚麼美國菜？你最想念甚麼？
王：吃的？我們當然吃三文治。我參加了CSIS的晚宴。許多名人參加，例如CSIS主席何慕理和我的老朋友們。我看到了很多老朋友，包括肯尼思·科伯索爾和其他學者、中國學者和其他國家的學者。在華盛頓的這場活動上，我享用了晚餐。現場還有美國國務院官員和中國外交官。
周：王教授，我們看到世界範圍內，一系列全球活動不斷舉辦，特別是G20。來自世界各地的領導人，包括美國和中國的，最終得以面對面交流。兩國關係有改善的跡象嗎？
王：第二次去美國的時候，我還前往阿布扎比參加會議，最後一站到了柏林。我和美國、歐洲同行和中東人都交流過。毫不奇怪的是，沒有多少人對全球趨勢持高度樂觀的態度。他們不僅談到了疫情，還談到了可能出現的全球經濟衰退、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危機，當然還有烏克蘭衝突，以及中東或一些非洲國家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這並不像我們在疫情之前想像的那樣美好。外界也在談論許多國家（包括歐洲）的社會動蕩。所以，我們面臨着更多的困難。在中共黨代會的報告，我看到也提到了一些「赤字」，比如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全球治理赤字和其他方面的赤字。這些威脅着世界和平與繁榮。我們面臨着許多以前從未經歷過的困難。
周：中國人有一種流行的說法，就是「中美必須找到正確相處之道」。你理解的正確相處之道是甚麼，或者說，已經找到它了嗎？
王：說到「正確相處之道」，我覺得在中國人的思維，或者說在中國人眼裡，它應該包括修正美國對華政策和態度。我們希望美國取消貿易關稅，取消對華為和TikTok等中國企業的制裁；停止鼓動台獨勢力，減少對台軍售；停止干涉中國在香港、新疆等地區的內政。我們希望美國能夠採取一些行動。但是，我認為他們無法找到糾正這些錯誤的方法。他們認為自己沒有錯。他們將關係惡化歸咎於中國。
周：我們一直認為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那麼這種情況是否仍然如此？現在中國和其他地區的關係正取得進展，包括中東和海灣國家。
王：在我和國際觀察人士的談話中，沒有人否認美中關係的重要性，因為美國是第一大經濟體，中國是第二大經濟體。它們也是最重要的軍事力量和地緣政治參與者。問題在於兩國能否和睦相處，恢復不同部門的合作，尋求建立全球治理和協調機制。
周：對於美國和中國來說，走出雙邊關係低谷的動力正在減弱。那麼，他們下一步應該做甚麼，才能給所有人帶來希望？
王：作為一名學者和退休教授，我的主要工作是找出問題是甚麼、問題的根源又是甚麼。如果可以的話，我會預測未來美中關係的軌跡。如果我說政府應該做這做那，那未免太冒昧了。向政府提供建議不是我的工作。我希望他們有更好的相處方式。但我沒有任何具體的建議可以提供給他們。
周：對於2023年，你的哪些預測是充滿希望的，是否受到相互交織的各類危機的衝擊？這些危機再次考驗着全球體系，以及全球體系繁榮發展的能力。
王：我認為，2023年兩國之間的貿易關係、人員往來、面對面會議都會有所恢復。如果美國人來中國，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機會和他們交談。但這不會改變大局。比如，我所在研究領域和其他領域的同事，都建議不要去美國旅遊，怕自己不受歡迎。我的美國同事也有類似的擔憂。如果他們想來中國，會權衡在隔離酒店住多久。我說：「不，再也沒有那樣的事了。」但他們可能會說，好吧，我們害怕受到騷擾，我們的設備、手機和筆記本電腦可能會被搜查。所以，整體氛圍不如多年前那麼好。這是我最關心的問題。
2023年，兩國社會和雙邊關係將出現一些轉好的跡象，但恢復兩個社會之間的傳統交流需要很長時間。例如，我希望成都和得克薩斯州的領事館能恢復並開始運作。我還希望減少旅行限制。但是，恐怕這些事情仍然是雙邊關係的障礙。我最關心的是台灣問題以及兩國之間的技術競爭。
周：王教授，你提出開設一個名為「冷戰故事」的新節目，旨在研究現代歷史上一個非常複雜時期的人類經歷。您希望通過這個節目實現甚麼目標，為甚麼現在提出這個節目？
王：其實，我並沒有提議開辦名為「冷戰故事」的新節目。這其實是一個名為「看理想」的平台，他們提議我應該和他們一起做一個口述節目。我對着設備說話，講冷戰故事，他們錄下來。我在冷戰期間沒有太多經歷，但我還是有故事要講。
我有很多東西要和聽眾分享：中美之間的冷戰歷史，還有美國和蘇聯之間的冷戰歷史。我們從冷戰中吸取怎樣的教訓是中心問題。我還在學習，因為我對冷戰還是有記憶的。研究的時候，我了解到了更多細節。昨天，我做了一個關於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之間的中東戰爭的節目。很有趣，但也發人深省。看到雙方之間的殺戮和仇恨，我感到非常震驚。
周：中國最近的駐美大使現在是新任外交部長。隨着秦剛走上世界舞台，他將如何利用自己的經驗和技巧，塑造中國對華盛頓的立場？
王：訪問華盛頓的時候，我見過他兩次，就雙邊關係進行了數小時的長談。我發現秦剛大使，或者說秦剛外長，是個非常可愛的人。我很喜歡他。他誠實、直接。他有過外交經歷，擔任大使期間對美國有了更多的了解。我希望他作為外長，能夠把在美國的經歷牢記在心。他和普通的美國人一起參加體育活動。他不僅與政治家和政府官員進行交談，還與商界人士和學者進行交談。我認為，他擁有和美國人民打交道的豐富經驗。這是一個積極的跡象。
但同時，外交部長和美國國務院官員並不是塑造雙邊關係最具決定性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兩國國內的政治背景和氛圍。看待美中關係時，還需要審視兩國的國內環境、大眾的想法、美國人對中國的看法等。這些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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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中美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