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慎重製定未來的對華政策

最近幾周，歐洲制定的對華政策發生了明顯轉變，這需要謹慎和精確，才能微調出來一個持久的戰略方向。歐盟決心「重新校準」對華立場，擺脫過度對華依賴，尤其是在重要的新興技術方面。這項工作出於維護其經濟安全和減輕潛在危害的願望，目的應該是「降低」未來風險，制定一條保護歐洲利益和促進合作的平衡路線，而不是陷入沒有意義的辯論。

其主要目標，應該是在歐盟內部培養真正的團結意識，從而實現有效的集體決策。值得注意的是，2023 年 5 月，歐盟高級代表強調所有 27 個國家實現協調一致，也即形成有凝聚力的統一陣線。然而，從波羅的海到喀爾巴阡盆地，不確定性普遍存在，因為歐洲人正努力理解每個成員國對中國的隱晦態度。這加劇了採取果斷、統一行動的緊迫性。

一、歐盟與中國發展動態關係的雄心

上一次斯德哥爾摩會議上，歐盟高級代表博雷爾提交了一篇題為《重塑對華關係，與華接觸，與華競爭》的文件。這份文件介紹了歐盟目前積極發現漏洞，並制定戰略措施解決這些問題的各種努力。外國直接投資審查、《反脅迫工具法案》、《歐洲晶片法案》、《關鍵原材料法案》和「主權基金」等一系列關鍵舉措，表明歐盟致力於維護自身利益和增強自身韌性。

短期來講，烏克蘭戰爭是中歐雙方打造變革性互利道路的關鍵所在。首先，歐洲尋求中國對政治解決方案的全力投入，這可能成為強化夥伴關係的催化劑。習近平首次致電澤倫斯基時，距離戰爭爆發已有 14 個月；又過了幾周，一位負責啟動和平談判的中國官員首次訪問歐洲，凸顯了更加積極參與烏克蘭問題的緊迫性。其次，通過更深入參與烏克蘭問題，中國可以顯著提升其全球大國的國際地位，有效修復其在歐洲略微受損的形象。最後，烏克蘭問題的成功解決將釋放大量商機，特別是在中國實施「一帶一路」倡議的背景下。這將為貿易、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開闢道路，同時成為覆蓋更廣泛地區的重要走廊。因此，解決這場戰爭不僅為歐洲帶來短期利益，也為中國帶來長期利益。

中期來看，重點在於去風險化。雖然歐盟成員國對此存在共識，但全面的長期願景仍然難以實現。歐洲把中國作為對手、合作夥伴和競爭者的三重視角越來越突出。特別是在經濟安全方面，中國越來越被視為「系統性競爭對手」。減輕對華過度依賴變得至關重要，但目標不是像美國那樣實現完全「脫鈎」，而是重新調整經濟關係，確保公平平衡，避免在戰略領域的對華過度依賴，包括數字化轉型、太陽能電池板、關鍵原材料和某些技術等。

長遠看，出現了幾個關鍵問題。首先，解決嚴重的貿易不平衡問題，因為中國目前對歐盟的出口幾乎是歐盟對華出口的三倍（前者每天是17 億歐元，後者是 6.6 億歐元）。其次，中國駐歐盟大使最近積極推動《全面投資協定》，但歐洲投資仍面臨着中國的壁壘，儘管其試圖利用這一充滿不確定性的協定解決這些問題。第三，強化戰略自主。歐盟必須正確處理美中競爭的複雜性，避免與任何一方結盟，尤其是在台灣問題上。堅持「一個中國」政策的同時，還要在維持台海現狀和緩和海峽緊張局勢之間取得平衡，而這是一個越來越困難的事情。隨着歐洲轉向更加務實的方法（博雷爾認為，原因在於台灣海峽「對世界貿易，尤其是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一直強調單純基於政治制度而支持民主國家的觀點在不斷演變。儘管如此，長期戰略的制定仍然是懸而未決的難題。

二、中國對歐關係的訴求

中歐都開始啟動重新接觸的過程，包括中國對歐洲展開了高調的魅力攻勢。這種協調的行動對雙方都具有重大意義。比如，習主席接見歐盟領導人和今年5月中共高官訪歐時，雙方共同發出了明確的信息。

中國明確闡明其對歐關係的目標，旨在防止「新冷戰」的出現，阻撓「脫鈎」行動，並避免歐盟對中國企業實施懲罰性制裁——中國認為，這是一種背信棄義的做法，類似於「背後捅刀」。此處，指的是歐盟的第 11 輪制裁措施（目前處於制定階段）。根據這些措施，歐洲對確定為幫助俄羅斯逃避貿易禁運的公司施加制裁，這些制裁看來有理由繼續實施。然而，中國警告說，此類行動可能引發負面影響。在此背景下，秦剛外長強調，雙方要共同維護經濟全球化，協調政策，尋找合作機會，解決關切，維護全球穩定。

中國和歐洲一樣，都渴望加強「戰略自主」，其根本目的是減少歐盟對美國的依賴。基於這一目標，秦剛外長強烈反對美國推行的「脫鈎」政策。有趣的是，美國已經開始與歐盟的去風險理念接軌。最近，在廣島舉行的G7峰會強調減少對華過度依賴的目標（「我們不是在脫鈎或向內轉。同時，我們認識到，經濟復原力需要去風險化和多樣化。」），表明有關各方細微的地緣政治分歧有所減少。矛盾的是，儘管中國發出嚴厲批評，會議結果卻使得中國更加接近其保持積極貿易參與和影響力的目標，而不是被邊緣化。

三、超越核心價值之戰

中國和歐盟已經表現出對潛在趨同領域的相互認可。然而，它們經常使用不同平台突出各自的差異，導致討論毫無成效。在此背景下，雖然博雷爾強調「價值觀」是歐盟對華的主要關切，但對歐洲的實際影響在於其他方面，如減少過度依賴、維護經濟安全和管理風險。

然而，各類會議和新聞發佈會沒有成為開展建設性對話的平台，而是變成了老套乏味的舞台，雙方各自發表對不同問題的看法，包括不同的政治制度、對民族主義和意識形態的擔憂、主權和安全問題，以及各種人類挑戰等。雙方知道自己的立場不會改變，而這些互動表明，要把這些場合變成吸引各自國內觀眾的地方，只有將政治姿態置於有意義的對話之上，而不是進行富有成效的討論，以改善雙邊關係。

充滿複雜問題的現實與黨派利益之間的衝突，阻礙了建設性解決方案的制定。公開的爭論不會說服任何一方。因此，問題出現了：人權優先還是貿易優先？儘管致力於推廣歐洲價值觀，但歐洲往往認為貿易優先於人權，對任何可能的人權侵犯行為視而不見。秦剛和德國外長貝爾伯克上一次咄咄逼人的新聞發佈會就是例證。德國的矛盾立場是顯而易見的，一方面支持中遠集團收購漢堡碼頭的股份，一方面對中國人權狀況表示深切關注。如果考慮到德國對中國的嚴重貿易依賴，以及嚴重依賴俄羅斯商品的歷史，這一點則更加明顯。另一方面，北京強調外部勢力利用這些問題在中國內部製造不穩定。在這場敘事戰中，每個人似乎都在尋求自己的可信度。

台灣問題和西方長期奉行的「一個中國」政策，突顯出政治辭令與確定性之間的差異。即使在今天，雖然許多國家對日益緊張的局勢表達出合理的擔憂，但沒有一個歐盟成員國承認台灣是獨立國家。馬克龍富有爭議的言論引起了人們對這些雙重標準的關注。

雙方是否有可能放棄徒勞的表演，共同專註於有效地向本國公民解釋相互往來的利弊？只有時間才能揭曉答案。通過把中歐關係的重心由形式轉向內容，我們有機會彌合分歧，優先照顧已經表明的共同利益，最終使所有各方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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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中美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