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脫歐是促使英國「投靠」美國的關鍵。地理上的「世界島」、心理上的「後帝國」、發展模式上的「金融城」，導致英國很自然地選擇了「全球英國」作為自己的新定位。據此定位，英國自然支持「自由開放」的世界秩序，也有餘力介入印太事務。此外，英國能憑據特殊關係獲得回報。英國預計自己將獲得與高端技術、資本、市場相綁定的紅利，以及參與劃分新世界秩序的話語權。

烏克蘭戰火燃起之後，各大國合縱連橫，相互之間激烈博弈。由於一份聲稱中俄關係「無上限」的聯合聲明，中國被西方視為莫斯科的潛在幫手，儘管中國自己從未認可這一定位。通過與澤連斯基通話，中國實際上落實了自己的角色定位——調解人。習主席在電話中告訴澤連斯基，中國不是「當事方」。 這番通話，一是有力駁斥了美國鷹派關於中國不可信的言論，二是使中國成為歐洲經濟和秩序重建的自然參與者，三是實現了對俄關係的平衡——示好之餘避受其累。

馬克龍在北京表示，希望習近平能「讓俄羅斯恢復理智」，旋即克里姆林宮發言人隔空對話，稱烏克蘭問題「沒有政治解決的前景」。中方則在會談中多次提醒歐方是「多極化世界的獨立一極」，表態「支持歐洲實現戰略自主」，實則劍指美國。 國際秩序轉換之時的大國博弈激烈卻往往不動聲色，直到最後一刻才有分明的輸贏。中歐雙方都希望穩定中歐關係，從而獲得更多的國際迴旋空間。